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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型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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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这里所说的占有型生存方式，我们还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界定，认识到生存型占有（existential having）的作用。因为人的生存要求我们必须要拥有、保存、维护和使用某些物品才能够存活下去。这包括我们的身体、食物、住所、衣服以及为满足生存所需的必要生产工具。这种占有形式可以被称为生存型占有，因为它植根于人类生存。这是一种以努力存活为目的冲动，由理性加以引导。这与我们之前讨论的性格型占有（characterological having）大为不同。性格型占有是保留和保存物品的强烈欲望，它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社会条件作用于人类的结果，看起来仿佛是生理本能，其实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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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型占有不会与存在发生冲突，而性格型占有必定与存在发生冲突。哪怕我们眼中“正直的”和“神圣的”人，只要他们是人，就必然需要进行生存意义上的占有；而一般人占有物品则既是生存意义上的，也是性格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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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还是存在 第五章 什么是存在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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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多数人对占有型模式了解较多，而对存在型模式知之甚少，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接触更频繁的是占有型模式。然而，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使得给存在型模式下定义要比给占有型模式下定义困难得多，那就是两种生存模式之间本质上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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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指的是物体，而物体是固定的、可描述的。存在指的是体验，而人的体验从原则上说是不可描述的。能加以详尽描述的是我们的人格面具，因为它本身是一种物，我们每个人都戴着这个面具，它是我们呈现出来的自我。与之相反，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一种僵死的形象，不可能像某件物品那样被加以描述。事实上，活生生的人是完全不可描述的。当然，人们可以充分地谈论“我”，谈论我的性格以及我的整个人生观倾向。这种洞察能在极大程度上理解和描述我自己或他人的心理结构。但是我整个人、我的全部个性、我的存在本身跟我的指纹一样是独一无二的，永远不可能被彻底理解，哪怕是通过共情，因为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1)只有在活生生的相互关联过程中，他人和我才能克服这种分隔造成的障碍，共同跳起生命之舞。但我们永远无法达到相互间的完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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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甚至无法充分描述一个简单的行为。人们可以写上几页纸来描绘蒙娜丽莎的微笑，却仍然无法用言语捕捉到画中的这个微笑，这并非因为蒙娜丽莎的微笑太“神秘”了。每个人的微笑都是神秘的（除非是市场上那种训练有素的假笑）。无论是他人眼中流露出的兴趣、热情、亲近抑或仇恨、自恋，还是人群中的各种面部表情、步态、姿势或语调，没有人能将它们充分描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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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主动地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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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型生存模式的先决条件是独立、自由和批判理性。其基本特征是积极主动——它不是指外在的活跃、忙碌，而是指内在的积极主动，创造性地使用人的各种能力。积极主动意味着发挥人的官能、才干和生来就不同程度拥有的天赋。积极主动也意味着自我更新、成长、流露、热爱、超越孤立自我的藩篱、对一切兴致盎然、热切期待并且不吝给予。然而，所有这些体验并非语言所能充分表达。语词只不过是满载着人类体验的容器，但人的体验往往会溢出这些容器。因此，语词虽能指向某种体验，却不是体验本身。一旦我完全用思想和词语来表达我的体验，这种体验就消失了。它枯萎、消亡，只剩下干瘪的思想。由此可见，存在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只有通过共同的体验来交流。在占有型生存结构中，僵死的语词一统天下；而在存在型生存结构中，活生生的、不可言传的体验占据统治地位。（当然，在存在型模式中，也有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思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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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用马克斯·亨齐克（Max Hunziger）提到过的一种象征来描述存在型模式最为恰当：当光线透过一只蓝色玻璃杯时，这只杯子呈现为蓝色，因为它吸收了所有其他颜色的光，不让它们通过。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称这只玻璃杯为“蓝色”的，恰恰是因为它并不保留蓝色的光波。它之所以拥有这个名称，不是因为它所占有的东西，而是因为它所给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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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我们减少占有型生存模式，即非存在型模式；也就是说，当我们不再抓住我们所占有的一切不放，不再心安理得地坐享其成，不再执着于我们的自我和占有物，不需要通过这些东西来寻求安全感和身份认同的时候，存在型生存模式才会浮现。“存在”要求人们放弃自我中心、抛弃自私心理，或者用神秘主义者的话来说，使自己达到“空”和“乏”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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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绝大多数人发现放弃占有的倾向过于困难，任何这方面的尝试都会使他们极度焦虑，感到自己似乎失去了一切安全的保障，就像不会游泳的人被抛进了无边无际的大海。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当他们抛弃了财产这一副拐杖后，就可以开始用自身的力量独立行走了。他们以为他们不可能独立行走，假如没有自己所占有的物品支撑的话，他们便会重重摔倒。正是这种幻觉让他们迟疑不前。他们就像小孩子，在摔倒一次以后担心自己永远不会走路。但是大自然和他人的帮助不会让人们变成瘸子。那些认为不使用“占有”这副拐杖就会摔倒的人也需要别人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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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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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说的那种存在指的是积极主动的能力，它与消极被动不相容。然而，我们极大地误解了“主动的”（active）和“被动的”（passive）这两个词的意义，因为这两个词在今天的含义与古典时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以后的一段时期里的含义完全不同。为了理解存在概念的意义，我们必须先把主动（activity）和被动（passivity）这两个概念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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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用法中，主动（activity）这个词通常是指运用一定的精力去取得明显效果的行为。比如说，耕地的农夫、流水线上的工人、劝说顾客买东西的销售员、替自己或他人投资的投资人、治病的医生、卖邮票的邮局职员以及整理文件的公务员，这些人都被称作是“主动”的。虽然这些行为中的一些比另一些需要更多的兴趣和专注，但不影响它们被称为“活动/主动”。总而言之，主动指的是获得社会承认的、有目的行为，这种行为产生有利于社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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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主动”仅仅是指行为，而不是指行为背后的人。对于一个活动着的人，不管他是像奴隶那样受到外力的逼迫，还是出于焦虑而自我驱动，这一词语没有加以区分。有的人对自己的工作兴致勃勃，比如木匠、有创意的作家、科学家或是园丁。还有些人在心理上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没有内在关联，也不会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比如流水线上的工人和邮局职员，但它们一概都是“活动/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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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主动（活动）没有区分什么是“积极主动”，什么仅仅是“忙碌”（busyness），而这两者之间有着根本区别，对应的是“异化”和“非异化”这两种活动形态。在异化的活动中，我并没有体验到自己是行动的主体，我体验到的是我活动的结果，某种外在于我、与我相脱离、超乎我之上或与我相对立的东西。在异化的活动中，行动的不是我，而是内在或外在力量通过我来行动。我与我活动的结果相分离。在心理病理学领域，最常观察到的异化的活动就是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具有这种症状的病人总是由于内在驱力去做违反自己意志的事，比如说数台阶、重复一些语句或者按照某种个人仪式行事。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这些人会极为“主动”，但是大量心理分析调查结果显示，他们受到一种内在力量驱使，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关于异化的活动还有一个同样明显的例子，那就是催眠后行为。一个人在催眠昏睡后得到了一些指令，待他醒来之后就会去执行这些指令，他并没有意识到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是在服从催眠术医生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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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异化的活动中，我体验到自己是我活动的主体。非异化的活动是一个创造、生产的过程，我与我的活动成果始终保持关联。也就是说，我的活动是我的力量和能力的表现，我、我的活动和我的活动的结果是同一的。我把这种非异化的活动称作“生产性活动”（productive activit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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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在这里不是指创造某种新的、独创的东西，它与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创造力不是一回事。它也不是指我的活动的产品，而是我的活动的特质。一幅画作或一篇学术论文极有可能不是生产性的，即贫瘠乏味的。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能深刻认识自己，能真正“看见”一棵树而不仅仅是看着它，能够读一首诗并且切身体会诗人用语言所表达的情感，那么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一过程就是生产性的，即使他并没有什么成果。生产性活动指的是内在的活动状态，它并不一定要创造出艺术、学术作品或某种有用的东西。生产性是一种性格取向，每个感情健康的人都能够做到。生产性的人可以赋予他所接触到的任何东西以生命。他赋予自己的官能以生命，也赋予别的人和物以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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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和“被动”都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含义。异化的主动（活动）只是一种忙碌，实际上就是“被动”，因为它丝毫不是生产性的。反之，非忙碌意义上的被动也可以是一种非异化的主动。今天让人们理解这一点特别困难，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主动都是异化的被动，而生产性的被动则是很少能体验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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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伟大哲人谈主动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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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工业社会，哲学传统中的“主动”与“被动”概念与今天的含义不同，当然也不可能相同，因为当时的劳动尚未异化到今天这种地步。因此，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哲学家们就没有清晰区分什么是“积极主动”而什么只是“忙碌”。在雅典，异化的劳动是只有奴隶才干的事，体力劳动被排除在“实践”这一概念之外。“实践”一词涵盖了自由人可能从事的所有活动，亚里士多德正是用这一术语来概括人的自由活动[参阅尼古拉斯·洛布科维茨《理论与实践》（Nicholas Lobkowicz，Theory and Practice）]。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对于自由的雅典人来说，那种主观上毫无意义的、异化的、完全程式化的工作是不存在的。他们的自由恰好因为他们不是奴隶，他们的活动对他们来说是生产性的和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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