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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格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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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反思的出发点是，普通个人的性格结构与其作为一分子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相互依存的。我把个人心理领域与社会经济结构融合的产物称为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早在1932年，我曾用“社会的力比多结构”来描述这一现象）。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塑造其成员的社会性格，使他们把不得不做的事当作自己希望去做的事。与此同时，社会性格也影响着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它既可以是一种凝聚力，让社会结构更加稳定，也可以在特殊情况下成为炸药，摧毁这种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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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格与社会结构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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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格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静止不变的，因为二者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其中一个的变化势必引起两者的共同变化。许多政治革命者认为，首先必须彻底改变政治和经济结构，然后作为随之而来的必然步骤，人的思想必然发生变化。换言之，新社会一旦建立，新人类几乎同时产生。但他们没看到的是，新的精英们由于仍然受旧的社会性格驱使，他们将在革命所创建的新的社会政治体制中重建旧社会的条件状况。革命所取得的胜利实际上是革命的失败，社会经济发展胎死腹中，革命胜利并没有成为给社会经济发展铺平道路的历史阶段。法国和俄国大革命就是教科书般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最初以为一个人的性格特质对于其革命职能影响不大，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列宁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因为他清楚地看到斯大林的性格缺陷：他在遗嘱中要求，斯大林由于性格缺陷，不能做他的继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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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主张首先要改变人的本性，即人的意识、价值观以及性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人类历史证明他们是错误的。纯粹心理上的变化只停留在个人领域，局限于极有限的范围。若是宣扬一套精神价值，实际却奉行另一套价值准则，那么纯粹心理上的变化就丝毫不起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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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格与“宗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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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格除了服务社会、满足社会对某种性格类型的需求以及满足社会成员在这种性格影响下的行为需求，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功能，那就是满足人们内在的宗教需求。需要澄清的是，我这里所说的“宗教”不一定与上帝的概念或偶像或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宗教体系有关，而是指一个群体所共有的任何思想和行为体系，这个体系给个人提供方向感和人生目标。从这一词的广义上说，不论过去、现在甚至将来，没有哪一个文化是不包含宗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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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这一定义并没有告诉我们它的具体内容。人们崇拜的对象可以是动物、树木、用黄金或石头打造的神像、看不见的神、一位圣人或恶魔般的领袖，也可以是他们的祖先、国家、阶级或政党、金钱或成功。宗教既有可能助长人的破坏性，也有可能增加爱意；既有可能加强统治，也有可能促进团结；既有可能使人们的理性力量得到发展，也有可能使之瘫痪。人们也许会把他们的思想行为体系看作与世俗领域截然不同的宗教体系，或者自以为没有宗教，把他们倾力追求的东西解释为某些所谓的世俗目标，如权力、金钱和成功，认为这些不过是对现实和权宜的考量。问题不在于这是不是宗教，而在于这是哪一种宗教？它究竟是能促进人的发展、展现人的各种能力，还是阻碍人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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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特定的宗教，只要它能有效激励人的行为，就不完全是教条和观念的集合。它植根于个人特定的性格结构之中，并且鉴于它是某一群体的宗教，也就植根于社会性格之中。因此，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宗教态度看作我们性格结构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就是我们所追求和笃信的，而我们所追求和笃信的则激励着我们的行为。但是，一个人对自己真正追求和笃信的是什么往往一无所知，他们把自己“官方的”信仰与其真正的、隐秘的宗教信仰混为一谈。比方说，一个人崇拜的是权力，但他公开宣称信仰的是爱的宗教，那么对权力的信仰则是他的秘密宗教，而他所谓的官方宗教，例如基督教，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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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的需求根植于人类生存的基本境况。就像黑猩猩、马和燕子一样，人类是独立的种属。每一种属都是根据其特定的生理和解剖特征来划分的。关于人类这一物种，人们已在生物学意义上达成广泛共识。我曾建议对人类，即人的本质做出心理上的定义。在动物王国的生物进化中，人类出现在两种动物进化趋势的交汇点。一种趋势是，本能对行为的决定力量不断减少（以往对本能的理解将学习因素排除在外，此处“本能”的意义不同，指的是官能的冲动）。尽管关于本能的本质存在许多有争议的观点，但大家普遍接受的看法是，动物进化的程度越高，它的行为受种系发生史上依序出现的那些本能的支配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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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行为受本能支配程度逐步降低的过程绘制成一条连续轴，为零的一端是动物进化的最低形式，受本能支配的程度也最高。随着不断进化，本能的支配程度逐渐降低，到了哺乳动物已经降到了一定水平；到了灵长动物那里，本能的支配程度更低，但我们仍能看到猴子和类人猿之间的巨大差别（R. M. Yerkes和A. V. Yerkes于1929年的经典调查曾指明这一点）；到了人类这里，受本能支配的程度降至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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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进化过程中的另一个趋势是大脑的发展，特别是大脑新皮质的发展。这里我们也可以画一条连续轴，一端是最低等的动物，它们具有最原始的神经结构和较少的神经元；另一端是智人，他们的大脑结构更大、更复杂，特别是他们大脑新皮质的大小，是我们的祖先灵长目动物的三倍，而且神经元间的联结数量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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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把人类定义为一种在进化史中最低程度上受本能支配、脑的发展达到最高程度的灵长动物。最低限度受本能支配和最大限度的脑部发展，二者的结合在生物进化史上前所未有，成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全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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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不再受本能驱使，同时又具有自我意识、理智和想象力，这些新的特质是即使最聪明的灵长动物的工具性思维都无法比拟的。因此，人类为了生存下去，需要有一个价值取向框架和人生追求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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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一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地图，即一张关于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位置的井然有序、中心明确的图纸，人们就会茫然困惑，无法采取目标明确、前后一致的行动，因为他会失去方向，无法找到一个固定的点让他组织他所接收到的所有不同印象。我们通过与周围的人达成共识来理解世界的意义，从而对自己的想法有所把握。即使我们的地图是错的，它也发挥着心理上的功能。但地图从来不会完全错误，也不可能完全正确，它始终足够接近对现象的解释来服务于人生目的。只有当我们的实际生活摆脱了种种矛盾和不理智时，这张地图才是符合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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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种文化不包含这样的价值取向框架。对于个人来说也是这样。个人可能宣称自己没有这样一张总体图纸，自以为是凭着自己的判断，根据具体情况来处理生活中遇到的不同现象和事件。可是很容易看到，他只不过把自己的人生哲学当作理所当然，因为这对他不过是常识罢了。他丝毫没有注意到，他所有的观念都基于一个广为接受的信仰参照系。当这些人遭遇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观时，便认为它是“疯狂”、“不理智的”或“幼稚的”，只有他们自己才是唯一“合乎逻辑的”。我们尤其可以在儿童那里清楚地看到人们内心深处对这种参照系的需求。到了一定年龄，儿童会用他们所能获取的少量资料，巧妙地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价值取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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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靠一张地图来指导行动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个目标来告诉我们去向何方。动物没有这样的问题，它们的本能为它们提供了地图以及目标。但我们是不受本能支配的，我们的大脑让我们想象出许多可供选择的方向，因此我们需要一个人生目标，它既是我们一切努力的焦点，又是我们实际（而非口头上的）价值观的基础。我们需要这样的人生目标来凝聚所有精力朝一个方向努力，来超越我们孤独的生存境况，摆脱所有的疑虑和不安，以及满足我们对人生意义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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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结构、性格结构以及宗教结构，三者密不可分。如果宗教体系与盛行的社会性格不符，如果它与社会生活实践相冲突，那么它就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已。我们必须看到隐藏其后的真正的宗教结构，即使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有当性格中宗教结构所固有的人类精力成为炸药，试图摧毁现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时，我们才能意识到它。然而，对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格来说，总有一些人是例外。同样，在某种宗教性格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也有一些人是例外。这些人往往是宗教革命的领袖或是新宗教的创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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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取向是所有“崇高”宗教的体验内核，但几乎都被这些宗教在发展过程中腐蚀败坏了。一个人如何有意识地看待自己的个人取向并不重要，他可能是一位“有宗教信仰”的人，但自己却不这么认为。抑或他虽然觉得自己是个基督徒，但实际上一点宗教信仰都没有。除了概念和结构方面，我们无法用言语描述一种宗教的体验内容。因此，我用加引号的“宗教”来表示这个词语经验的、主观取向上的意义，无论这个人用以表达自己“宗教热忱”的概念结构是什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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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信仰基督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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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书籍和大多数人的看法，欧洲开始信仰基督教始于康斯坦丁大帝统治下的罗马帝国，而后在公元八世纪，北欧的异教徒在“日耳曼使徒”卜尼法斯（Bonifacius）等人的传道影响下皈依了基督教。但欧洲真的曾经完全信奉基督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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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般都是肯定的，但仔细分析一下就可看出，欧洲皈依基督教很大程度上只是个假象。十二至十六世纪的情况充其量只能说是有限地皈依基督教，而在这之前和之后的几个世纪，人们皈依的基本上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以及对教会或多或少的屈从，人们的心灵并没有发生变化——即性格结构没有改变。当然，也出现了许多真正的基督教运动，但这些都是例外。欧洲在这四百年中才开始真正信仰基督教。在处理财产、物价和济贫等问题上，教会努力实行基督教的原则。出现了许多持部分异教观点的领袖和教派，他们主要受神秘主义的影响，要求重归基督的原则，其中就包括对财产的谴责。神秘主义在埃克哈特教士那里达到了顶峰，在反专制的人道主义运动中起了关键作用。妇女成为让人瞩目的神秘主义教师和学生，这点绝非偶然。很多基督教思想家都提出要建立世界性宗教或一种简单的、非教条化的基督教，甚至连《圣经》里上帝的概念也都成了问题。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学和非神学的人文主义者，他们的哲学和乌托邦理想承袭了十三世纪的路线。实际上，在中世纪晚期（“中世纪复兴”）与真正的文艺复兴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为了说明文艺复兴高峰和晚期的时代精神，我引证阿尔茨（Frederick B. Artz）的一段总结性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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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世纪思想家们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最卑微的人也有无限的价值。在经济领域，他们认为劳动是尊严而不是堕落的根源，不应利用人去做无益于其幸福的事，工资和物价必须以公正为准绳。在政治方面，他们认为国家职能应该是道德的，法律及其施行都必须以基督教的公正精神为依据，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互惠的义务基础上。上帝将国家、财产和家庭委托给管理者，这些领导者必须在管理过程中贯彻上帝的神圣意志。总之，中世纪的理想包含这样一个强大信念——即所有民族和国家都是一个共同体。正如歌德所说：“国家之上是人类。”1915年，在被处决的前夜，卡维尔（Edith Cavell）在自己的作品《效法基督》的空白处写道：“爱国主义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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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欧洲历史沿着十三世纪的精神路线继续发展下去，如果科学知识和个人主义以革命性的方式慢慢发展，那么我们今天的处境也许更为有利。只可惜，理性开始退化为操纵他人的智能，个人主义演变为利己主义。短暂的基督教化时期结束了，欧洲又回归到之前的异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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