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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关于人的新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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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社会的第一个要求是认识到，这一努力将要面临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人们不愿花力气进行必要的社会变革，主要原因之一或许是对这些困难认识不清。许多人认为：“为何要追求不可能呢？不如就按照我们地图的指引，让我们的航程把我们带到既安全又幸福的地方。”那些无意识里感到失望却戴着乐观主义面具的人未必是明智的；而那些没有放弃希望的人只有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抛弃一切幻想并充分认识到面临的困难，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这种冷静标志着清醒的乌托邦理想主义者与做梦的空想家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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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仅仅列举一些建设新社会所必须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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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继续工业化生产模式，同时避免完全集中化——即避免最终走上老式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或者更有可能的是，走上笑容可掬的“技术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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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将整体规划与高度的去集中化结合起来，放弃“自由市场经济”这种几乎是虚构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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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放弃无休止的增长目标，改为选择性增长，规避经济危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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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创造不以获取物质利益而以其他精神满足为有效动机的工作条件和总体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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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进一步促进科学的发展，同时又要防止其实际应用把科学发展转变为对人类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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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创造各种条件使人们体验到幸福和欢乐，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享乐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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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给个人以基本的安全感，使他们不必依赖官僚体系的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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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恢复人们在生活中的个人主动性，而并非仅在商业上如此（不过人们在商业上的主动性早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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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有些困难似乎难以克服，上面列举的难题现在看来也难以解决。但技术方面的困难终究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一门新的科学建立了，它提倡观察的原则，宣称认识自然是征服自然的条件（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1620年）。十七世纪的“新科学”至今为止仍然吸引着工业社会中最优秀的头脑，从而实现了人类梦寐以求的技术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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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大约三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科学。我们需要一种人道主义的关于人的科学，它是社会改造这门应用科学和艺术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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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乌托邦——例如飞行——已被新的自然科学所实现。弥赛亚时代的人类乌托邦指的是生活在团结与和平之中的新人类联合起来，共同摆脱经济的制约以及战争和阶级斗争。只有当我们为实现人类乌托邦所付出的精力、智力和热情与实现技术乌托邦同样多时，人类乌托邦才能实现。就像我们不可能读了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就会制造潜水艇，我们也不可能读了预言家们的著作就能建立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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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科学是否会让位给一门新的社会科学，没有人知道。假如这事真的发生了，我们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不过它能否实现还取决于一个因素——有多少聪颖、有学识、守纪律、关心他人的男人和女人被人类面临的这个新挑战所吸引，并深刻认识到这次的目的不是控制自然，而是控制技术以及不合理的社会力量与制度，因为它们威胁着西方社会乃至全人类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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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对当前危机的认识，我坚信我们的未来取决于那些最优秀的头脑能否动员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门关于人的新人道主义科学之中。因为他们若不能齐心协力，就无法解决上述问题，也就无法实现下文所要论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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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发展蓝图以诸如“生产资料社会化”为总体目标，结果却变成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陈词滥调，主要用来掩盖缺乏社会主义实质内容的事实。“无产阶级专政”或“知识精英”同“自由市场经济”或“自由”国家概念一样模糊不清，容易引起误解。从马克思到列宁，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并没有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制定一个具体的发展计划，这是社会主义的巨大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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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会形态将成为存在型生存模式的基础，如果没有大量的设计、模型、研究和实验在必要性与可能性之间架设桥梁，新的社会形态将无法形成。这些努力将最终形成长期的总体规划和短期的初步发展提议。问题的关键在于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的意志和人道主义精神。当人们能够看到光明的前景，同时认识到通过具体的步骤就能够一步一步地实现目标，他们就会深受鼓舞、充满热情，而不会畏缩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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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领域要服从于人的发展，那么决定新社会模型的必须是没有异化、以存在为导向的个人所提出的要求。这意味着人既不能生活在非人道的赤贫中——这依然是大多数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不能像工业国家的富人那样被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法则强迫成为“消费人”（这些法则要求不断扩大生产，因而迫使人们不停地增加消费）。人类若想最终获得自由，不再通过病态的消费来维持工业的发展，就必须对经济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我们必须结束现状，因为现在保持经济健康发展必须以人的健康为代价。我们的任务是为健康的人建造健康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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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这个目标，第一个关键步骤就是使生产为“理性消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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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表述“生产的目的是使用而非利润”是不够的，因为它没有界定是哪一种使用，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棘手的实际问题——由谁来决定哪些需求是健康的，哪些是致病的呢？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由国家来决定公民该如何消费，哪怕决定是正确的，也绝对是不应该的。官僚机构可以有力地管控和限制消费，但这只会使人们对消费更加饥渴。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改变他们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时，理性消费才会出现。而只有当社会为人们提供一种比他们已习惯的消费模式更加吸引人的消费模式时，人们才会希望作出改变。这一切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也不可能通过法令来实现，它需要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政府必须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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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职能是为健康的消费确立规范，以杜绝病态、随意的消费。这些规范原则上是可以确立起来的，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根据各个领域科学家的专业意见，通常经过长期的实验来决定哪些食品和药物是有害的。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也可用同样的方式，由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神学家以及各种社会和消费者团体代表组成的专家咨询组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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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考察什么对生命有益、什么对生命有害，则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为解决问题所进行的研究相比，这样的研究工作要艰巨得多。针对需求的本质所做的基础研究，过去很少有人触及，现在必须由关于人的新科学来完成。我们需要确定哪些需求源于我们的有机体；哪些需求是文化发展的产物；哪些是个人成长的表达；哪些是人为的，是由工业社会强加给个人的；哪些需求“使人积极”，哪些需求“使人消极”；哪些需求有病态的根源，而哪些则根源于健康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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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如今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同，新人道主义专家团体做出的决定不会强制执行，只会作为指导方针提交给国民进行讨论。我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食品健康问题，专家们的调查结果将帮助全社会更好地认识其他所有理智和病态的需求。人们将会明白几乎所有的消费都使人消极，对速度和新鲜感的需求只能通过消费主义得到满足，它反映了人的浮躁以及同自我的疏离。人们将会意识到，不停地寻找新鲜事或最新潮的玩意儿只不过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为的是避免同他自己或别人靠得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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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来促进真正有益的商品生产和服务，让它们有利可图，如此就能大大推进这一教育过程。与此同时，要开展大规模的教育宣传，提倡理性消费。可以预料的是，只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激发人们理性消费的愿望，消费模式是很可能被改变的。即使我们避免使用工业社会目前采用的洗脑式广告方法——这一点很关键——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种努力将会有不亚于工业宣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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