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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第三版） 四、自我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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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独立型自我与依赖型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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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心理学界有关自我论述享誉最高的当属Markus和Kitayama（1991）有关独立型自我与依赖型自我的模型。他们认为亚洲文化与美国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意义系统，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也同时形成了不同质的自我构念。不同文化下，人们对自我、他人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有着显著不同的观点：美国文化下人们拥有独立型自我，而东亚文化下人们拥有依赖型自我。美国文化下人们通过关注自我并发现和表达自身独特的内在特质而保持自我的独立性；而东亚文化下，人们则注重自我与他人间的内在联系，强调关注他人，与他人保持和谐的互动关系。在他们看来，与依赖型自我相近的概念还有社会中心主义、整体性、集体主义、非自我中心、全体化和关系主义等。独立型的自我要求保持一种独立性，依赖型自我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拥有更多的公共的成分，与他人的区分度也相对较低，与其他一些重要的个人或团体内成员互相有一定的重合的，比如母亲、朋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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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独立型自我构念的个体不同，对于拥有依赖型自我构念的个体而言，人际关系不是作为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其本身就是目的；在维持与他人的关系时，适时注意他人，关注他人的需要、愿望、目标等，但这也是建立在帮助他人实现目标的同时，个人自身的目标也能同时得到关注，互惠的、双赢的基础上的；依赖型自我的个体对他人的关注是有选择性的，特别表现在对于团体内成员的关注，而对待团体外的成员的方式则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与对人际距离测量研究的结果相一致的。对于互赖型自我的个体而言，自我与团体内成员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但与团体外成员的距离则比独立型自我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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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滢等人以记忆的自我参照效应实验表明，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与自我有关的记忆并不优于与母亲有关的记忆，而是处于同一水平（朱滢，张力，2001）。脑成像研究发现，对于中国被试，其母亲参照与自我参照同样激活了内侧前额叶脑区。而对于西方人，其母亲参照激活的脑区与自我激活的脑区是不一样的（Zhu，2004）。这就为不同文化下两类自我构念提供了认知神经方面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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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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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us和Kitayama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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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us和Kitayama是当今世界文化心理学的两位著名学者，他们为什么要研究文化对人的心理的影响？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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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时候，Markus到日本给大学生讲课。听课的学生英语很好，Markus所讲的内容他们基本上都能听懂，但这些学生在课堂上默默无声，没有问题，没有评论，甚至连笑声也没有。Markus以为学生的兴趣点和她不同，否则为什么没有回应呢？意见、争论和批判思想的迹象一点儿都没有。她对这些很奇怪，于是就她直接问学生：“最好吃的面店在哪儿？”答案依然是沉默，然后几个学生回答说要看情况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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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生难道没有偏好、想法、意见和态度吗？如果没有这些东西，那么他们头脑中有什么呢？如果一个人不告诉你他在想些什么，你怎么去了解他呢？Markus于是请学生吃饭，到了饭店之后，她让学生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让她不可理解的是当第一个学生点了牛肉面之后，随后的几个人竟然都点了同样的东西。是学生的口味相同吗？她相信肯定不是，一定是有某种内在的因素在起作用。带着这些问题和疑问，Markus结束了她在日本的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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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作为交换，Kitayama来到了密西根大学，为美国的学生上课，这时候该轮到他吃惊了。Kitayama发现，美国学生在听课的时候，不像日本学生那样仅仅听，而是经常打断别人的谈话，并与教授互相交谈。为什么美国的学生会这样做？为什么美国学生在评论和提问时带有强烈的情绪情感并且充满竞争意味？这种争论表明什么？这些问题使Kitayama很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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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Markus邀请Kitayama到自己的家里做客，美国主人会给自己的客人各种选择，这使Kitayama深感惊讶。在主人的“你要白酒还是啤酒？软饮料还是果汁？咖啡还是茶？”一系列问题之后，Kitayama选择了日本式的回答：我不渴，不需要这些。Kitayama感到纳闷：为什么让客人做这样琐碎的选择？按照日本的做法，主人当然应该知道在这种场合什么是好的饮料，并且应该准备一些适当的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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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想法则不同，作为主人，我给了你选择，我就要尊重你的选择，既然你什么都没有选，那就什么也喝不到。结果可想而知：在Markus的家里，Kitayama什么也没有喝到。在Kitayama看来，我说不喝是客气，你应该为我准备一些好东西，在日本，你不选择就意味着你能得到一切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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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在异国的这些遭遇让他们很好奇，Kitayama想知道美国人的生活为什么如此怪异？Markus则认为日本也有一些奇妙的逸事。在一种文化中人们熟悉的事情到了另外一种文化中就成了奇闻趣谈？不同的文化是怎样影响人的心理的？带着这些疑问，两个人开始了他们的合作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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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这项研究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1991年，他们在国际最著名的心理学期刊《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Culture and The Self：Implication for Cognition，Emotion，and Motivation”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们以独立型和依赖型的自我构念为基础，分析了东西方文化对人的影响问题。到目前为止，这篇文章仍是关注文化的学者必读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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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西方文化下自我概念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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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有关文化与自我关系的理论都得到了实证研究的证实，具体表现在自我描述、自尊、认知因素、情绪情感、动机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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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Kulm的“二十句陈述测验”（TST）测量的结果证明了这种文化差异的存在，而且文化的影响力渗透到自我发展的各个阶段。Cousins（1989）发现欧裔美国人更多地使用一些抽象的心理特征来描述自我，比如“我是诚实的”等。而日本人更多地使用自己的社会角色来描述自我，比如“我是一名大学生”。与美国大学生相比，中国内地的大学生更多地使用社会类别而较少使用个人特征来描述自我（Triandis，1989；Wang，2001），韩国的被试也更喜欢用具体的特征而较少地使用稳定的人格特质来描述自己（Rhee，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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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imow，Triandis和Goto（1991）发现美国人给出更多有关私人自我，比如善良、诚实等的自我描述，而中国被试则给出更多有关团体自我，比如兄弟、学生等的描述。Hong（2001）等人发现，香港的大学生在进行自我描述时通常包含更多责任而较少地提到权利，而北美大学生则正好相反。这种自我描述不仅在成年人中出现文化差异，而且在不同文化下成长的儿童中也存在差异。Wang（2004）的研究发现，美国儿童使用积极的个人特征、抽象的性格以及内在特点等来描述自我，而中国儿童则以中性或谦虚的口吻，使用社会角色、具有情境特异性的特征以及外显行为来描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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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通常认为自尊是一种人类普遍一致的需要，即人们具有拥有、提升、并保持正性的自我观点的动机。但Heine等人（1999）对日本文化的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分析表明，并不是所有的文化条件下人们都拥有一致的动机。事实上，研究者发现，在日本文化下，自我批评反而是更为典型的。现有的对保持独立自我良好感觉的测量发现，欧裔美国人的得分是显著高于东亚人和亚裔美国人的。与此同时，拥有不同类型自我的个体对于自我知觉也是存在文化差异的。例如，与日本人相比，加拿大人拥有更高程度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同时，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加拿大人往往比日本人表现出对事件更高的可控感。这种不切实际的盲目乐观是与自尊成正相关关系的（Heine et al，1995）。研究者使用内隐联结测验的范式（IAT）测量了欧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及日本人对个体自我和集体自我与正性和负性特征词之间联结的关系。结果表明，那些受到北美文化影响不大的个体将集体自我与正性特征词相联结，将个人自我与负性特征词相联结。而受到北美文化背景影响较深的个体则正好相反（Hetts et al，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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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心理学家对于东西方个体归因方式的不同已有了较多的研究：与东西方被试自我描述一致，西方被试常常对他人行为做特质归因，而东方被试则更多地考虑到情境因素的影响，因而更多地做情境归因（Miller，1984；Morris et al，1994；Choi et al，1999）。Miller对东西方背景下归因方式的研究成功地说明了文化在个体社会化过程的显著作用。他发现这种用一般特质来描述他人特点的倾向在美国被试中是随着年龄的增大而越来越突出的，但对于印度被试则没有这种趋势（Miller，1984）。除了上述有关归因方式的差异研究，有关人际知识的研究发现，拥有依赖型自我比拥有独立型自我的人对他人更关注、更敏感，拥有更多有关人际间的知识。对于多数美国人而言，记忆中对自我的表征往往比对他人的表征更为精细和独特，并且在记忆中比较容易提取。而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则正好相反（Markus et al，1991）；相对于北美人而言，东亚人通常拥有更多的有关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记忆（Cohen et al，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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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发现，西方人更容易进行自我中心的情绪投射，即“我悲伤，别人也悲伤”，而东方人则更容易产生他人关系取向的情绪投射，即“我悲伤，别人同情”（Cohen et al，2002）。之前的研究表明，对于西方人而言，保持自我各个方面或者在各种情景中的一致性是相当重要的，是保持积极心理状态的前提。而近年来对东方文化下的被试的研究发现，为了适应文化情景的要求，东方被试往往在不同情景下表现不同的自我方面。例如，有研究发现，与美国被试相比，韩国被试往往更能同时包容对自我的不一致描述。同时，韩国被试的自我一致性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程度比美国被试要低得多（Suh，2002）。对于关系型、依赖型自我的研究发现，自我同一性对于社会行为和主观幸福感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在关系型自我构念上得分越高的被试，其自我同一性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程度就越低（Cross et a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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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在动机的研究发现，美国被试，即拥有独立型自我的个体在拥有自主权时内在动机最高，任务完成得最好。而拥有依赖型自我的东亚人却不尽然，关系取向使他们对于他人做出选择的情景下也表现出较高的动机。事实上，东亚被试在由团体内成员，尤其是他们生活中重要人物（如母亲、权威等）为其做出选择时，表现出最高的内在动机，任务也完成得最好（Iyengar et al，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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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下人们对自我提高的动机不同，反映在人们对待失败和成功的态度以及之后的行为上。研究者发现，一旦成功地完成某项任务，西方人往往会对该任务赋予较高的重要性，在之后行为中更多地选择该任务并坚持的时间更长。相反地，日本人表现出一种自我批评的倾向，他们对那些与自我相关的负性信息更为敏感。因此，日本人往往更关注失败的任务，并对其赋予较高的重要性，将更多的努力投入到之前失败的任务当中（Heine et al，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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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我的三成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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