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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第三版） [:1702479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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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第三版） 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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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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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事件（life events）是指对个体生活可能产生影响的变化性事件，它表明了生活变化对个体健康的价值。心理学家用生活事件来说明环境变化和个体的相互影响问题，生活事件可以从很多方面来加以说明：可以是家庭、工作和健康方面的，也可以是身体方面的。对个体来说，不同的人生阶段所遇到的生活问题不同，在一些非常时期，如战争，非典（SARS）等，我们都可能称之为生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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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事件会给个体带来压力，个体应对这些压力的过程被称为应激，它是身体对威胁性事件所产生的一种生理性的反应。最早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的是心理学家Hans Stelye（1956，1976），他研究的重点是人们的身体如何适应环境中的威胁，但他忽视了这种威胁是来自心理上的还是生理上的。后来的研究者扩展了研究的范畴，他们想知道产生威胁的生活事件到底是什么？Holmes 和Rahe（1967）就发现，应激的产生取决于人们在应对外界事件时所做的转变及适应的程度：转变越多，应激就越强烈。比如一个人的配偶去世，他的生活就会完全被打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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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评价这些转变对人的影响，Holmes和Rahe编制了《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在这个量表上，我们可以看到生活事件的影响，一个事件所得到的“生活转变值”越高，它对个体的影响就越大，例如丧偶。许多研究表明：人们在该量表上的得分越高，他们的身心健康就越糟糕。表10-1列出了前20个对个体生活有影响的生活事件以及这些事件的影响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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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表中的排序可以看出，对成年人来说，配偶去世的影响最大，而轻微违纪的影响最小。Holmes和Rahe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给我们提供了评定生活事件影响的思路，但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其中比较明显的有四个：一是该量表的文化适应性问题，因为西方人遇到的问题，不一定也是中国人遇到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该量表忽略了个人内在因素对事件评价的影响，也就是说，同样遇到这些问题，不同的人的理解不同。比如抗逆力（resilence）不同的个体对压力事件的反应就会有差异；第三个问题就是比较陈旧，有些不合时代；四是问卷以美国中产阶级为对象，忽略了贫穷和少数民族阶层的压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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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具有不同年龄和经验的人来说，生活事件的种类和影响也不一样。Renner和Mackin（1998）通过对1247名大学生的调查分析，编制了一个适合大学生样本的生活事件量表，表10-2列出了其中前20个题目以及评价方法。量表要求大学生把过去一年中你经历过的生活事件的“压力等级”分数填写到最后一栏中，然后把最后一栏的分数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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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杨德森和张亚林（1990）编制了一个适合中国人的生活事件量表，该量表包含48个项目，把人们遇到的问题分为三大类：家庭问题、工作学习问题、社交与其他问题。同时也考虑到了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事件的性质、对个体的影响程度以及事件持续的时间，并把这些因素总和起来，估算出正性和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值。其中的计算公式为：某一生活事件的影响值＝该事件的影响程度分×该事件的持续时间分×该事件发生次数。这样就可以较可观地衡量生活事件的实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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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压力的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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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观上讲，生活事件确实影响我们的健康，但简单地将人们经历的负性事件的数量合计，明显违反了社会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中主观情境对人的影响会大于客观情境这一原理。正如杨德森等人在编制中国人生活事件量表时的理念一样，个体对应激性事件的知觉，在某种程度上比事件本身更能预测个体的健康状况。比如有人认为收到一张罚单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小事一桩而毫不在意；有人把离婚看成是得到解脱的事情，而也有人认为那是人生中的一次重大失败。为此心理学家Richard Lazarus（1996，1993）指出：是主观压力而不是客观事件本身产生问题的，一件事情除非被诠释为应激来源，否则算不上应激事件。Lazarus据此将应激定义为：当一个人觉得无法应付环境中要求时产生的负性感受和消极信念。为了证明人们对事件的看法是产生应激的重要因素，Lazarus进行了一系列经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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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以伐木工为被试的研究中，他让工人观看带有血淋淋画面的事故录像，比如在其中一个画面中，有一位粗心大意的工人被锯锯断了手指。他认为看完这样的录像之后一个人的难受程度，取决于人们如何解释这些事件。为了区分这种解释的影响，他把被试分成两组：对实验组的被试，主试指导他们观看电影时能采取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去关注工人之间的关系而较少关注事故。对控制组的被试没有任何指导，直接观看电影。结果发现：那些接受过指导的实验组的被试并没有受电影的影响，由于这些被试采用了近乎医学的观点来观看影片中那些意外，所以他们将那些会产生应激的情形看成是正常的，像医生不像普通人那么怕见流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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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zarus的研究证明了对应激性事件的主观理解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人们对负性生活事件的诠释引发的压力会直接影响到免疫系统，从而使人生病。以普通感冒来说，当人们受到感冒病毒传染后，只有20%到60%的人会发病，而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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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答生活压力是否是发病的决定因素这个问题，Cohen等人邀请了一些志愿者参加一项研究。在研究开始的时候，实验者先要求被试写出一年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且对自己有影响的负性事件。紧接着研究人员给被试注射感冒病毒或生理盐水，然后将他们隔离数天。结果发现那些有较多生活压力的人更容易患病毒性感冒（见图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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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负性事件少的人中，只有27%发病；而那些经历负性事件多的人，发病率将近50%。感冒发病的比率与负性事件的数量呈正相关。这种负性应激所产生的影响，即使在去除其他可能会导致病变的因素，例如年龄、体重、性别之后也存在。Cohen的研究以及其他类似的研究都显示，当一个人承受越大的压力时，他对疾病的抵抗力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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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Cohen的研究属于相关研究设计，这就需要谨慎解释。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测量被试所经验到的压力大小，再计算它和被试患感冒几率的相关。不过被试抵抗力降低的因素或许并非压力本身，也许是另一个与压力相关的变量。然而如果要将被试随机分到一个会让他承受长期压力的情境当中，这样的实验设计又不被允许。更何况，谁会愿意为了了解自己会不会患各种疾病，而长期接受研究者的折磨呢？于是，有的研究者选择造成轻微压力的实验任务，例如连续心算六分钟或即兴演讲，并在实验的前后分别测量被试的免疫反应。结果发现，即使是上述这种相当轻微的压力源都可能会抑制免疫系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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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研究还发现，与欧裔美国人相比，非裔美国人患高血压的可能性更大（Obrist，1981），Clark等人（1999）认为这一现象可能与人们对非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有关。Blascovich用实验证实了刻板印象威胁的存在：在实验中高压力条件下，一名欧裔美国人主试告诉非裔被试，他们将接受新的智力测试。告诉被试这一智力测试是由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密西根大学编制的，并且是全国范围有效的；而在低压力条件下，一个非裔美国人主试告知被试，他们所作的测试是由哈佛大学和密西根大学编制的，这套测验不存在文化差异，这里黑人和白人学生的测验成绩一样好。结果发现，高压力条件下的非裔美国人，在测验过程中血压较高，且测验成绩也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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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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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会对人们的健康带来负性影响。然而这个发现也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因素会让人觉得某个情境是有压力的呢？心理学研究发现，知觉到的控制感和自我效能等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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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到的控制感是指人们相信自己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影响和控制周围环境的感觉，至于后果是好是坏，则取决于自己所采取的方式。对慢性病患者的研究表明，知觉到的控制感与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Taylor等人（1984）访问了患有乳腺癌的妇女，发现有许多患者相信，如果癌症再度发作，她们能控制病情。Taylor发现，这些相信癌症能够控制的女性，其心理调适能力要比那些认为癌症是无法控制的人强得多（Folkman &Moskowitz，2000）。其他人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信念会影响到人们的身心健康，比如Helgeson（2003）就发现，那些对未来有很高控制感的人要比低控制感的人更不易患心脏病。由于上述探讨知觉控制感与慢性病关系的研究采用的是相关性研究，不是揭示因果关系的实验研究，所以这些研究并不能证明，患者对病情的控制程度会使病情好转，也有可能是因为身体逐渐变得健康后使人觉得更能控制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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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定知觉控制度是否影响病情，研究者将人们随机分到高控制度和低控制度两组中，再分别进行实验，以确定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一项研究中，Langer和Rodin（1976）以一家养老院的老人为被试，研究控制感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在研究开始的时候，研究者把老人院的老人分成实验组和控制组。对实验组的老人，院长给他们的指导语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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