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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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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以城镇乡层级的地域社会，探讨清末新政各项政策对地域社会带来的影响。特别是通过地方自治的推进而带来的地域社会领域化，分析所显现的地域对立情况，以及领域化产生的地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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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从城自治区与乡自治区的关系，探究地方自治相关的章程内容。这里着眼于以往研究中没有充分重视的内部因素，亦即县政中城区拥有的影响力来进行讨论。在《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中，划定自治区界线的原则只有极其简单的陈述，包括：①城区设立过程中的厢，究竟以城郭外何处作为范围？②如何解释“固有之境界”，并作为设立城乡镇自治区的根据？这些极为暧昧的问题，因为援用的惯例不同，导致解释也不同，成为日后对立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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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以武阳为例，探讨设立城区所产生的城乡对立。由于武阳城区的士绅想将城郭外的厢纳入，与四乡士绅意见相左，发生对立情况。当时双方对“固有之境界”各有想法，宛如平行线般毫无进展。城绅利用县政中城区所具备的优势，对抗强调地方利益的四乡士绅。对四乡士绅来说，厢所存在的地区一旦被编入城区，将会在人力和财力两方面短缺而阻碍推动自治。从无锡、金匮、常熟、昭文各县，可以看到和武阳类似的情况，亦即城绅的“城区中心主义”，及争夺人才和自治经费所造成的城乡对立。此外嘉定的案例中，乡区想被纳入城区的意图，乃至城区不愿将城郭外地域编入，呈现的是一种例外情况。然而，对于城区所拥有的优势限定了城区和乡区双方行动这一点上，所举的事例可说都有其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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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探讨了乡区设立问题及其背后的地域意识。大多数的乡自治区被民间视为“固有之境界”，也就是按照自治施行前地方公共事务的范围而设。然而，有些地方跨越“固有之境界”而推动合并，是希望确保支持自治发展的人才和财力，从中可以看出其危机感：如果不能将地域社会正确地定位在行政体系之中，那么就难以发挥原有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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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推行各项政策，目的是要将地域社会的制度化，特别是将以往未曾正式在行政体系中定位的城镇乡层级领域化。尽管地域社会的领域化在自治区设立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可是环顾县政人才和财政等的运作，“固有之境界”被赋予各式各样的解释。地域社会领域化过程中尖锐的城区乡区间的矛盾和对立，成为民初地方政治的基调之一。如何化解这些矛盾推进地域整合，成为遗留至民国时期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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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一体性，以及通过地图确认归属意识的情況，见吉泽诚一郎：《爱国主义の创成：ナショナリズムから近代中国をみる》，第87～107页，东京，岩波书店，2003；黄东兰：《清末·民国期地理教科书の空间表象：领土·疆域·国耻》，《中国研究月报》，第59卷第3号，2005。关于清末地理教育引进过程中所萌发的领土意识，见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第295～30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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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例如商会，县城与一部分的大镇都设有商务分会，普通市镇设有商务公所，这些可说是对应地域实际状况的制度化。由地方实力派组织的商会、农会、教育会等，成为地方自治基础，同时也意味着制度上将显现各种利益。陈来幸：《长江デルタにおける商会と地域社会》，见森时彦编：《中国近代の都市と农村》，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1。都市也因巡警制度与卫生制度的导入，使得基层社会的领域化有所进展。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统合》，第167～171页，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1；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第110～12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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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章所使用的“地域意识”，指对自己居住地方，因为一定程度统合性所诞生的认同意识。如同森正夫指出，这种自我认同意识，是从与近邻市镇的对抗意识之中形成，进而希望在“天下”范围内寻求定位。森正夫：《清代江南デルタの乡镇志と地域社会》，收入其《森正夫明清史论集》，第三卷“地域社会研究方法”，东京，汲古书院，2006。可以指出的是，清末除了这种自我认同意识外，还增加了对近邻自治区界线的认识，以及对自治权益的权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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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东兰：《近代中国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东京，汲古书院，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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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山田贤：《移住民の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第188～215页，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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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271～375页，京都，同朋舍出版，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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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着眼于都市与农村的自治团体之别，前者之中“街巷”“阖街”等地缘团体，一边以 “社”“会”等祭祀团体为媒介，一边则以承担都市公共利益为特征。今堀诚二：《中国封建社会の构造》，第521～537页，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1978；藤谷浩悦：《清末，湖南省长沙の街巷と民众：人のつながりと行动样式》，《近きに在りて》36号，1999。另外，关于都市自治团体的概况，见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第135～150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在江南农村，以市镇为主而设立的慈善组织、团练等机构，也发挥了自治的功能。William. T. Rowe. 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p.317-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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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田中比吕志：《近代中国の政治统合と地域社会：立宪·地方自治·地域エリート》，第97～125页，东京，研文出版，2010。田中还指出，清末民初县级自治造成对官方统治力的侵蚀，以及官僚行政与地方自治的一体化（县人治县）的自治形态，在1914年地方自治停止以后，成为由省政府主导的官治行政，见田中比吕志前揭书，第258～265页。因引进地方自治而带来的政治对立，除了官治/自治与精英内部的对立外，还引发了民众反对自治运动（自治风潮）。黄东兰前揭书，第298～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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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镇董” 的研究，参见稻田清一：《清末江南の镇董について：松江府·太仓州を中心として》，收入森正夫编：《江南デルタ市镇研究：历史学と地理学からの接近》，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稻田清一：《清代江南における救荒と市镇：宝山县·嘉定县の“厂”をめぐって》，《甲南大学纪要》文学编第86号，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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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树槐：《中国近现代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第173～18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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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树槐前揭书，第197～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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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关自治章程，参见徐秀丽编：《中国近代乡村自治法规选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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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黄东兰前揭书，第218～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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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黄东兰前揭书，第253～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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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铃木智夫：《清末无锡における教育改革の展开と地域エリート层》，收入森正夫编：《旧中国における地域社会の特质》，科学研究费成果报告书，1994。关于同样的对立，稻田清一也有探讨。参见稻田清一：《清末，江苏省嘉定县における入市地调查と区域问题》，《甲南大学纪要》文学编第113号，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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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清末民初的城乡对立与地方政治的关系，参见本书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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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09。以下，引用章程时不一一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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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夫马进前揭书，第513～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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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解决自治区域问题（苏州）》，《申报》宣统元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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