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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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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清末地方精英的“地方战略”与城乡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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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宗族的地方战略——练西黄氏的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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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思考清末民初地方精英阶层的政治活动动机或意图时，有必要先知道其活动的长期特征是什么。[30]民初编纂的《练西黄氏族谱》，对参与嘉定县政争的黄氏有详细的记载。[31]笔者翻阅这份族谱时，偶然发现有一别出心裁之处，即卷二《世纪表》的体例非常独特。该表关于男性族人的履历记载，根据学行、事业、职位进行分类，每个人的科举功名或在近代教育下所取得的学位、商业及实业活动、官僚或教师的职业经历，都一并载入。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其中还设有“事业”一栏，记录族人在商场及实业上的活动，视之为一族可歌可颂的光荣履历及成就。此栏创设的初衷，多少受到清末以来“实业救国”思潮影响。如此具有特色的族谱，正可供我们探寻练西黄氏一族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战略以提升其地位。下面就从工商业活动、科举功名、地方公益等三点来概观其内容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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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工商业活动。练西黄氏的来历，可上溯至始迁祖黄继春，明末从浦东高桥镇迁移到嘉定县城的西门外。[32]传到五世祖黄国楷（1713-1777），因从事时人称为“走山东”，就是买卖豆饼、腌肉干等“北货”的中间商而发迹。第六代至第八代之间，也有很多子孙继承家业，自此黄氏家财万贯之名，不胫而走。之后，黄氏又以西门外为据点，到各行各业拓展活动。当时西门外是嘉定县内屈指可数且具有市镇功能的区域。[33]七世祖黄钟（1766-1835）曾经营当铺，还开了一家叫“晖吉”的酱园，因而致富，以后酱园就成为黄氏家业。清末，酱园的产品接二连三地在海内外的品评会或博览会获奖；从这点来看，晖吉酱园的规模应该颇为可观。[34]本章的史料《疁报》，其刊行经费大半应该是仰赖晖吉酱园的赞助。除了酱园，黄氏的族人在西门外还经营多元化的买卖，如竹子行、钱庄、土货业、南货业、医业，还有酒铺及粥店等饮食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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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检讨练西黄氏与科举功名的关系。靠着从事工商业活动而发迹致富的练西黄氏，仗着雄厚财力，从清代中期起争取科举功名，以提升社会地位。黄国楷因从事北货事业而成功，他的下一代已经有人以捐纳取得监生资格。到了第七代，科第蝉联，簪缨鼎盛，贡生、生员辈出。据统计，中举人者3人、贡生9人、生员17人、监生27人，但出仕人数很少。就江南整体的水平来看，还称不上是突出的科举世家，但以黄氏在西门外所享有的声望来看，因科举及第，对其他的事业活动应是大有裨益。科举及第者56名中，有22名从事上述的工商业活动，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科举与事业的相辅相成，就是黄氏的社会地位上升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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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嘉定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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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嘉定县西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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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黄氏族人对地方公益事业的参与。工商业一帆风顺，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在黄氏的社会地位逐步上升的同时，其中的精英分子开始主持公益事业。上述黄氏七世祖黄钟的经历即显示：身为一位成功人士参与公益事业，这样善举并非个案，且从清中叶已形成传统。黄钟靠着晖吉酱园在商场发迹；他因取得贡生资格，在政治与文化上获得正统性，也因“厂董”的辉煌业绩而受到表彰。[36]道光三年（1823）救荒之际，嘉定、宝山两县成立了常设的“厂”，所谓厂董，指的就是主持此“厂”的董事。[37]另外，也有研究者指出：以市镇为中心扩散到周边农村部门的“厂”，其地理范围甚广；对“厂”公事的参与意识与清末地方自治时期的乡区范围或对自治的参与意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少的连贯性。[38]以下的事迹似乎可支持此一看法。黄氏的第八世——黄汝楫（1808-1863），以经营北货致富而闻名，有监生资格，也任“赈务”董事；第九世的黄宗勋（1842-1906）则为生员，长期担任西门厂务的董事一职。在他们的经历栏上，记载着“董理赈务”“董西门厂务”，指的应该就是“厂董”。在整个19世纪，黄氏的救灾公益活动绵延相传，酝酿出了特定的领域性，这与地方战略——或可称宗族的上升战略，似有紧密关系。这种地方战略模式，在清末设定自治区、实践地方自治制度之际，在种种开放给精英人士的政治活动场域中，成为制约他们行动的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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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疁报》与“舆论”对夫束问题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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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夫束问题的推动者，正是清末与练西黄氏同时登上历史舞台的这批新精英阶层。他们的起步战略就是办地方报——《疁报》，透过该报主导“舆论”动向。那么，夫束改革论者究竟是哪些人？练西黄氏第十世黄守恒、黄守孚兄弟是《疁报》实质上的经营者。[39]先简单地看一下这对兄弟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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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黄守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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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守恒有贡生资格。光绪三十二年（1906）以降，他历任嘉定学务所董事、劝学长、视学、总董事。地方议会成立后，黄氏被推选为西门乡议事会议长、县参事会参事员；辛亥革命后，在嘉定军政分府担任财政部副部长。1912年5月，又组织同盟会嘉定分部（后来的国民党嘉定分部），并就任部长。[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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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黄守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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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守孚（1878-1931）与兄长相同，拥有贡生资格。据称留学日本，专攻法政。清末历任劝学所视学兼学务总董、县农会会长等县政要职，后来又在嘉定军政分府担任司法部副部长。民国时期，他担任《新申报》主笔，撰文反对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又在暨南大学执教，倡导新文学，言论界与教育界是黄氏主要的活动舞台。1918年被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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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废止科举制、引进新式教育的时代转变期，声势日益壮大的新精英阶层，亦可从黄氏兄弟的经历见其缩影。其特征归纳有两点：第一，他们活跃在近代教育普及的新式学校环境中，还有自治色彩浓厚的学务所、劝学所等地，以这些教育事业作为势力平台。[42]第二，透过报业出版的活动，在地方社会扮演主导言论的角色，或在大都市担任报业编辑或记者等，以报刊媒体为他们活动的据点。[43]综合上述的特征，我们可说：结集在《疁报》旗下的新一代精英阶层，是一个以教育界或言论界为活动据点，充满浓厚“专家”色彩的群体。[44]相关的一则趣闻是，民初黄守孚的“律师事务所”经常张贴营业广告，这也算是地方精英蜕化成“专家”的佐证吧。[45]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综合得出：新精英强化对县政的影响力，是因为他们在清末新政找到了崭新的政治空间，以及在新式教育下得以汲取各项新知识（新资源）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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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黄氏为首的这批新精英阶层，为谋求夫束的解决，直接把问题刊登在《疁报》上。夫束的消息，首次出现在《疁报》第20号。宣统元年（1909）5月16日刊登的这则新闻，在江苏谘议局因受督抚咨询、准备开会以讨论地方自治办理方针之前，已有读者来函建议。[46]经谘议局的一番讨论后，决定从城镇乡级开始实施地方自治。为配合形势的发展，《疁报》从39号（宣统二年2月25日）开始特设《夫束问题》专栏，就嘉定县各地的夫束情形公开征稿，并把夫束的受害情况公诸于世。[47]运用传播媒体形成“舆论”，将“民意”反映到谘议局或地方议事会，这种政治手法在当时堪称是一种创新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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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疁报》之所以高声疾呼改革夫束问题，与新式教育制度和地方自治等为实施新政而成立的“县财政”或“自治财政”密切相关。[48]据《嘉定县续志》卷六《自治志》，嘉定县的财政收入构成如下：①公款公产（慈善事业、劝学所等教育事业）；②附加税（正税附加税、亩捐等）；③捐（征收城乡自治区事业所的公益捐等）。①向来是由地方精英支付全额，除去基本金利息与不动产租金以外，也接受杂税附加税或“忙银公费拨捐”“县署补助金”拨款等；来自②的比例也很高，县财政仰赖附加税的情况，在嘉定县也不例外。像这样“县财政”的形成，或地方自治推进派所面临的问题与解决之道，投稿内容道尽其中曲折：[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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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兹民力维艰。欲筹集地方自治经费，当因民所旧有之财政，改易而充之为最简当。查嘉邑粮赋，各乡由夫束轮当现年者用粮差经收缴纳。其粮差之工食，以各夫束所出之常年夫费给之，大约每图必有三四十千文。积十图计之，已有三四百千文之巨。若以此为乡自治经费，淘汰粮差，而于各镇设柜使民自纳，开征时张贴告示注照，过限即饬追。其差役由官给工食，不索民间浮费。勒限缴粮，抗违严办。如是钱粮必见起色，必不至上下积欠，至滋讼祸。即为夫束者，不再轮当现年，无粮差之贴费，无仓差之报现年及注册认状等费。并无赔粮之波累，仓差之威赫。惟除完粮外，出此常年夫费，为本乡自治经费，自必乐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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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内容是建议：把向来转嫁给夫束的粮差之行政经费，或仓差擅收的各种非法定课征之“夫费”，转拨用于地方自治经费。在这一提案中，对地方自治推进派而言，传统的征税法与自治财政水火不容。《疁报》也提到：征税以外的业务，如疏浚河川可编入自治工程，通报保正编入地方警察。把过去行政负担的灰色地带，明确地划分出来，归属于自治或官治范畴。[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