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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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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川沙县志》中关于地方的叙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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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空间的描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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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探讨方志学领域被誉为具有革新意义的地方志——黄炎培编纂的《川沙县志》，通过其编纂背景、体裁、编纂意图，厘清地方志如何叙述地方社会。[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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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川沙县志》的编纂经过。《川沙县志》于1936年刊行之前，曾有两次中断编纂。1915年，黄炎培、陆炳麟（1875-1938）、张志鹤（1879-1936）等人开始着手编纂，由于时局混乱，出现了第一次中断。又经历了第二次中断后，于1933年重新展开编纂工作[14]。《川沙县志》的特征是在编纂各阶段中，搜罗了有关的地方文献，并节录各种现今较难入手的县级档案和公文。特别是与编纂者直接关联的工作中，这种倾向表现得尤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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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民国《川沙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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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学者对《川沙县志》体裁及记述方式的革新评价，集中于其实用性和科学性。[15]实用性反映在《大事年表》、《概述》等崭新的记述形式上。黄炎培曾谈到“一般方志，偏于横剖，而缺于纵贯，则因果之效不彰，必将若干年间事实，串行焉，其同时者并列焉，以玩其彼此先后间之消息”，[16]强调县志的卷首登载《大事年表》，时间序列的因果关系更能显出明确的意义。至于各志的开头设有《概述》，则出于“将使手此书者，读该书后，进而浏览全文，其繁者，可以用志不纷，其简者，亦将押阐焉而有得，或竟不及读全文而大致了了”，考虑读者的便利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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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笔者要探究《川沙县志》的革新性指标，包括其深具科学快的具体情况。此处检讨受到《川沙县志》影响的近邻地区的县志，以及清末以来发行地图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叙述地方时引进“科学”。关于近代地理学的引进与形成过程，相关著作针对清末传教士传播西方地理学和传统地理学的变迁，以及留日学生带回的西方地理学的翻译书籍等，都有详细的实证研究。[18]最近学者开始重视20世纪初编纂乡土志在内的乡土地理教材，通过爱乡心教育而产生高涨的民族意识，与地理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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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点而言，吉泽诚一郎以清末地图为主题，指出面对国土“瓜分”而产生的危机意识迅速高涨，反清势力以唤起国土的完整性及实体性为契机，曾广泛地使用地图。[19]正如这类研究所阐明的，乡土联结到整体的“中国”这点上，与如何把握乡土、记述乡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民国后嘉定县中主导过清末地方自治的黄守孚（1878-1931），即在自己发行的报纸里，对地方志应有的样貌有如下陈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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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乘之作，所以表示地利，发挥民德，鉴既往，筹将来。盖政治之要籍，非文人学士竞词藻，尚考据，讲格局，炼字句，谋名山之藏，以博后世文学家玩赏之具也。前代志书，以朝邑武功为有名，顾特文学家之私言耳。且使盖后来修志者而规抚之，可使修志之事业绝交于政治界。其于人间世之位置，盖难言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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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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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以为：志书当以图为主，其体例当以天文地理、地文地理、人文地理为三大纲。如近世世界各国地理志之例，而人文之部，当以教育、产业、交通、军事为注意点。其向来志书所必有之人物、艺文诸部，则让诸历史家之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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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直接使用“地利”“民德”的说法，认为有效利用地方志，意义在引导出地方发展的潜力，使其发挥由“下”所生的秩序规范意识。当然，发挥“地利”“民德”的目标，是与教育、产业、交通、军事等国家课题的解决相关。掌握地方课题过去的成果、依然存在的弊端、今后可动用的资源，将这些加以指标化来叙述地方，从而“精密测度之，准以比例，别之以区域，辨之以色彩，而又表地势之崇卑，示水流之源，委人口之疏密，著产业之种别。其人事之设施尤注意焉。庶几披图者一览而知一邑之概况，而志书之价值以高”，在活用地图的基础上，有条理地提供关于资源情报的价值。黄守孚在把握地域这点上，以图表中的视觉、数据所俯瞰的空间，将清末民初嘉定县的政治进程和地方资源情报，清楚地展示于公众，从而理解自治推进派的政治主张及其关联（参见本书第二章）。[21]在此，可以观察到将地理学引进至地域社会之际的某种形式及动机。黄的编纂个案虽未能实现，但若考虑到《宝山县续志》中刊载的精密地图推动了清末的清丈事业，[22]《川沙县志》不妨可视为此风潮下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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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曾提到，《川沙县志》刊行于1936年，曾有两次的编纂中断。而最初编纂者是抱持何种意图来描绘整个地方呢？除了编纂者收录的自身参与地方公事的相关档案与公文之外，也可从其中一位编者陆培亮（1888-1969）遗留下来的史料中观察。陆氏曾担任县视学，1913年还刊行了《川沙县乡土志》，提供给县初级小学三、四年级的乡土教育使用。[23]该乡土志令人注目的地方是：清末新政实施后所引进的各种相关制度，包括学校、警察、习艺所、电报局、救火会、戒烟局、教育会、勤学所、商会、农会、农场、国货振兴会、商团及保卫团等各项，均安排有一篇课文的内容。特别有关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共分“地方自治之成立”“自治之内容”“公民之资格”“自治风潮之原起”“自治风潮之实况”“自治风潮之结果”“自治取销之理由”“自治取销之自治”等八课，整体内容看来非常周密细致。由此可见，为了推动地方社会的近代化事业，彰显地方精英阶层（多为乡土志的编纂者）的奔波成果，编纂乡土志的意图显而易见。县志与乡土志之间的编纂目的及初衷不同，因此两者不能一概而论。然而，在《川沙乡土志》中，有如下描述：“川沙之有志书，肇于清道光十六年何公士祁，修于光绪五年陈公方瀛。自陈志至今，将及四十年。厅改为县，时局变迁，风俗政教，亦因之而异。民国三年设局修志，凡二十四门，限二年成书。是亦邦人士之责也”。[24]陆培亮本人也参加了县志编纂，所以运用乡土志的地方叙述法进行县志编纂工作，在民初时期已有迹可循，并非是件特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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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民俗视角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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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地方自治和地域近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动员地方住民整合到地域社会之中，成为紧要的课题。当地居民及民间文化怎样被讨论，也在地方志的叙述中部分反映出来。在方志学的领域中，黄炎培将自己收集的歌谣录于《川沙县志》，以此革新地方志的编纂，曾获得高度评价。而值得强调的是，这些收录的歌谣本身即为传达当时民俗的重要史料。据此与其他的史料相较，笔者尝试从乡土记述的方法，思考如何把握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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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沙县志》最早基于何种原因开始编纂，现已无从考证。然而，从后来参与县志编纂的陆培亮在《川沙县乡土志》记述中，可以确知一部分县志编纂者的民俗观。[25]例如，有关“自治风潮”方面，清末地方自治制度引进之际，部分住民曾发生骚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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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首在除暴安良、兴利革弊。以故衙役之狡者、乡民之奸者，咸恨自治。而无知愚民，往往受其播弄，信虚为实。有丁费氏者，以巫为业。平日假鬼神，以惑人敛钱自饱。恐地方自治不利于己，因集无业流民于俞公庙，谋反对自治，一倡百和，乱遂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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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志被用于初级教育，为了让学童能容易理解其内容，以简洁平易的手法记述。实际上，教员依照课本内文进行详细解说，被认为是灌输学童最理想的方式。问题是如何去解说课文，以及基于何种考虑来进行教学活动？自治风潮被认为是丁氏煽动“无知愚民”，针对地方自治所引发的骚动，反映了克服“假鬼神以惑人”的巫术，以达成文明化的过程。并且在第三十五课的“风俗”中，乡土志有如下记载：“乡僻愚民，更惑于鬼神之说。一有疾病，则烧香请仙，求签买卦；或广延僧道，专事祈祷，而不为正当之疗治。噫！亦愚甚矣”，内含相同的价值观。[27]据笔者观察，相对于清代官民之间存在文化的某种同质性而言，地方官祈雨仪式在20世纪之后的民俗认识里，经常被指为对立于文明的“迷信”。[28]即使不被视为改良的对象，掌握民间文化来启蒙民众，也超越政治派别分歧，成为共同的立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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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作为改良对象的民间文化，以及作为启蒙教育工具的民间文化，《川沙县志》则提出崭新的观点。当中录有黄炎培收集的歌谣九十种，陈述相关意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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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欲深切探求一般邑人之思想与其性情，则语言、风俗、歌谣，其尚已本属于方音方言，即略加研索而著至于篇。更以努力采访之结果，对于风俗尽情描写，有辑入歌谣九十首。苟以迂谨的礼教眼光观之，或且讥为有乖大雅。不知此正底层社会思想之表现，得此才见民俗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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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过去参照“礼教”解读民间文化的风俗志，这里认为歌谣及其传唱的风俗具有“底层社会思想之表现”，被视为具有积极意义。这样的民俗观受到新文化运动及民俗学的影响，广泛普及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地方知识分子阶层之间，“一般邑人”视为新运动的主体，具有积极性的意义和方向。[31]然而，纵观整部《川沙县志》内容，他们将“自治风潮”视为 “文明化”与近代化的阻碍。编纂者在肯定民间文化的同时，认为其仍不及编纂者考虑的“文明”，可以看出民俗的意义有其内在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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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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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乡镇志中展现的乡土城市化、文明化及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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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民国时期的乡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