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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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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第五章 近代中国乡土教科书中的爱乡与爱国——《陈行乡土志》及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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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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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用之前已提到的《陈行乡土志》，来分析市镇级别的地域社会中所见的乡土意识。通过检视编纂者在《陈行乡土志》的言论，厘清清末民初——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地方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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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上述问题前，笔者希望概述一下本章的视角。如同杜赞奇巧妙地使用“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al nexus of power）一词，中国王朝是以官僚机构将人、物两方面组织起来，通过科举选拔那些符合道德规范，体现文化象征的人才，贯彻其社会统治。[1]长时段观察清末民初的政治，超越这一王朝国家的政治文化体制，则是民族国家的政治机构由“上”来组织、向“下”渗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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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陈行乡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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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政治体制的观点来看，有必要审视过去担任地方公共事务的精英阶层，从整体上把握他们如何参与推动地方政治及其影响和变化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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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民国初期上海县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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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从文化及规范意识的角度而言，近代教育制度的引进，一方面虽将国家与社会结合的新范式定为目标，但同时也须注意科举废除带给人们的影响。实际上，地方精英阶层撑起了创办学堂和教育行政机构的营运，他们在地方上引进近代教育，同时推动新的规范，并阐明其究竟为何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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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问题的关心，本章探讨清末民初时期由官方奖励编纂的乡土教科书，实际上是由哪些地方社会的人士负责，并且以何种意图来编纂，以及加入了怎样的规范意识。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笔者认为有助于理解对于来自上层官方设定的框架，在“下层”所开展的实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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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讨论之前，首先对史料进行若干说明。由于着眼以乡土志为中心史料，本章将采用《陈行乡土志》（沈颂平编，上海图书馆古籍阅览室藏1920年石印本，现收录于《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十三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进行分析。《陈行乡土志》是由上海县陈行乡的精英编纂，在孔祥百所写的序文中，编者除了沈颂平及孔本人之外，还有胡祖德、秦锡祺、秦锡田三位参与。其中内容如表5-1（附于章末）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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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陈行乡土志》进行分析的理由有以下两点。第一，如前所述，“乡土志”为清末民初时期所特有的史料。第二，乡级的乡土志是由地方精英所自发编纂，与江南地区大量编纂的乡镇志密切相关，反映江南的地方性。[4]此外，清末民初地方政治以县级区域为分析对象的研究虽日益增多，但关于乡镇级的研究仍很难说已到了十分充裕的程度。[5]《陈行乡土志》作为乡镇志的同时，也是厘清乡镇级社会实际情况的重要线索。[6]就此而言，《陈行乡土志》可说集合了清末民初以及江南地区两项要点，是饶富兴味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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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使用的另一主要材料，则是与陈行乡相关的“乡土史料”。这是指中国大陆近年陆续出版的新编地方志，依据有关地方社会的各种原始史料所编写而成，笔者将此类原始史料统称为“乡土史料”。由于乡土志以儿童为阅读对象，故其记述较为简略，事实上就提供有关当时背景所进行分析的信息方面，也未必充分。而补足乡土志史料局限的，便是“乡土史料”。《上海市上海县志》（上海市上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及此前编纂的《陈行志》（上海县陈行公社编志组编，1985年铅印本，上海图书馆上海地方文献阅览室所藏），即是依据陈行乡的“乡土史料”为主要材料，其中有编纂《陈行乡土志》的地方精英代表秦锡田文集《享帚录》（八卷，1930年排印本，上海图书馆古籍阅览室所藏）、《享帚续录》（三卷，1941年排印本，上海图书馆古籍阅览室所藏），还有其他精英人士的文集、年谱、族谱等。[7]通过此类史料，可以追索《陈行乡土志》的记述及作者活动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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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第一节整理关于加入地方自治机构的地方精英，以《陈行乡土志》的作者为中心。紧接着第二节，概观陈行乡领导阶层主持的教育活动。在第三节中，探讨有关《陈行乡土志》描述征税背景下的财政问题。最后第四节，以“改良”“合群”等关键词为线索，检讨《陈行乡土志》的教育思想及描绘作者构想的新秩序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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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由于本章内容与第三章具有密切关联，故已包含一部分第三章的论述。为了方便行文讨论，本章中会再重复提起。文中有引自《陈行乡土志》之处，则直接记为“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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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上海农村的地方精英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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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世纪的陈行乡与陈行秦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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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简要说明陈行乡的概况。陈行乡位于黄浦江东岸的浦东地区，与三林乡、杨思乡共同构成上海县的东南部（第一课《位置》；第二课《沿革》）。[8]该乡地形东西约为6.5公里，南北约为2.5公里，是总面积23.5平方公里的横长型地带。在清代的征税体系中，该地区被划为二十一保的东半部分，下辖有七图，故被称为“陈行七图”（第三课，图保面积）。南汇县的漕运路线周浦塘，是从南汇县的经济中心周浦镇，东西贯穿陈行乡而注入黄浦江。周浦塘沿岸以东每隔约1.5公里，分别分布着题桥、陈行、塘口三镇，特别是位于陈行乡中心的陈行镇，为当地的经济中心（第四课《市镇》）。在第五课《村落》内有如下记述：“本乡村宅，多者十余家、少止二三家（至少者曰独家村）。从无聚至数十百家者。团结之力不坚，即此可见。”显见陈行乡周边并没有形成共同性的村落。如同先前指出的“乡脚”那样，江南地区的商品投入市场，以满足生活层面上各式各样的需求，市镇之间相互结合的领域，形成乡民生活空间，[9]陈行乡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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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以陈行乡的经济状况，考察一下产业与交通。关于陈行乡的产业，诚如“吾浦东出品、生货唯棉、熟货唯布”所描述，[10]属于长江三角洲的冲积低洼地带，陈行乡周边广泛栽种棉花及制造棉布等商品作物，成为集散市镇。樊树志从集散商品的职能特性，把江南市镇分为棉布业市镇、丝绸业市镇、粮食业市镇等三类型，陈行乡在此属于棉布业市镇。[11]然而，近代原属于土布市场被洋布抢夺后，棉布业市镇也走上衰退的道路，而倚赖生产商品作物维生的乡民，生活遂陷入困境。[12]针对这种情况，在第十二课《户口》中，根据1912年乡公所户口调查所得的数字，若将200公顷的耕地平分给12240名陈行乡民，则每人得到的土地尚不及2亩，所以有“非振兴实业，讲求殖民政策，则户口日繁，而生计日窘。后将何以图存”的危机感评述。乡民试图通过农业经营的商业化，克服不可避免的人口压力，并直接面对商业不振导致的严重问题。虽然与租界相邻的地区，都逐渐开始建设制丝工场等近代产业，但陈行乡周边却未能开展工场建设，吸收农村剩余的劳动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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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说明支撑物流、人流所不可缺的交通。陈行乡通往近邻市镇及上海的渠道，依然仅有水路（第六课《水道》；第三十七课《交通》）。20世纪20年代浦东地区进行整饬道路，巴士、铁道开始运行，连接上海与川沙的上川交通股份公司及连接上海与南汇的上南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于1921年开始营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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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陈行乡与上海的中心城区距离尽管很近，但与跟租界相邻的地区相较，并无城市化进展，可说整个江南地区的农村都有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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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陈行乡的领导者，《陈行乡土志》中共列举了13名。其中3名是陈行秦氏，而参与《陈行乡土志》编纂工作的就有其中2名，可见秦氏一族是陈行乡强大宗族的代表。秦氏在南宋时期由扬州南渡至上海县，元末名人秦裕伯后来成为上海县知名城隍神（第三十九课《名人一·秦裕伯》）。明末之际移居到陈行镇，之后便以此作为主要活动的据点。乾隆以后，先后有进士1名、举人1名、贡生2名、生员和监生13名，在陈行乡及其周边地区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