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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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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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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曾对江南农村社会进行调查的社会学者福武直，将江南基层社会的整合特质概括为 “町村共同体”（即乡镇共同体）。“町村共同体”除了具有市场圈的作用，也同时有通婚、信仰、娱乐等社会圈的性质。本章将着眼于其中的教育圈，分析清末民国时期市镇社会变化的过程，亦即透过市镇与农村间具有的空间性，探讨近代学校如何在地域社会中成立。而在近代学校中产生、成为地域社会“新文化”主要接受者的新式知识分子，又是怎样认识地域社会。再者，厘清近代教育为什么没能渗透到农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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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末以来近代学校制度的引进与地域社会间的关系，教育史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果。[1]本书所关注的，是清末学校制度及新式知识分子的出现，如何使得滨岛敦俊提出江南社会三层结构产生变化。也就是说，江南社会的三层结构——由乡绅主导的县社会、生员与监生肩负的市镇社会与以富农为中心的“社村”，尽管彼此间有所差异，但从语言与知识等角度来看，仍涵盖在“科举文化”之中。[2]然而，近代教育制度的引进，却使得这三层结构发生变化，特别表现在市镇与农村对教育的态度上，出现非连续性和分裂的情形，即近代教育在市镇里得到推广，却不为农村所接受。若要阐明农村为何拒绝引进近代教育，有必要从他们如何选择教育方式的问题来把握。[3]因此，研究乡村私塾为何占有优势，必须得从“社村”对识字能力和知识程度的需求，还有“社村”中人们对生存方式的选择上来考虑。[4]在意识到江南社会这种阶层性之后，掌握其中的变化过程便成为本章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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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分析以上问题，笔者运用江苏省吴江县的地方文献进行分析。这些地方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种是有自己主观意志和谋生手段的地方报纸，如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到中期在县内各市镇发行的《新盛泽》《盛泽》《盛泾》《新黎里》等。这些报纸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编辑发行，体现了他们对现状的认识与对世界图景的想象。[5]第二种是有关“社会调查”的史料，像是民国初年《吴江县教育状况》《吴江县及市乡教育状况》等有关教育普及的调查记录。另外，还有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私塾与私立小学之调查记录，诸如《1950年各小学私塾概况调查表》等史料。[6]这些史料有它们特定目的，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地方社会的状况，因此在对其调查方法进行仔细考证的基础上，对地域社会的分析亦将是可行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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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民国初期吴江县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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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第一节，依照教育视察记录，概观初级教育的普及情况，着眼于市镇之间的关系，分析江南农村社会结构的背景。第二节以20世纪20年代的盛泽镇为例，分析近代学校教育中新知识分子与市镇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厘清他们推动平民教育背后的文明观，考察新知识分子出现所带来的镇—乡之间的分裂。第三节从农村教育中极占优势的私塾切入，根据访问调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私塾调查内容，考察近代教育受阻的实际情况及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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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清末民初近代学校设立中的市镇与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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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以民初实施的教育调查记录为背景，并以调查记录中初级教育的普及状况，解析市镇与农村关系之特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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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调查与近代教育的中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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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吴江县曾调查县内各级学校的普及状况、运作与教学实态，迄今仍有参考价值。其中有一份名为《吴江县教育状况》的视察报告书，从县视学的角度记载了1912年至1916年每年的情况。报告书内容包括有关县立、市乡立、私立学校的统计，还有对每个学校经营的评论、报告书、公文书，以及省视学与县知事的视察报告等。[9]调查虽以县视学为主体，但由于得到各自治区学务委员和校长的协助，因此也刊登了学务委员的报告。尽管无法检验这些报告的调查方法及其精密度，但它们却记录了近代教育普及程度的相关内容，对于考察市镇与农村的差异来说极其珍贵。本章所用的《市乡教育统计表》中的就学率和评价报告，笔者认为其提供了许多有关近代学校制度对地方社会渗透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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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吴江县教育状况》所载各地学校视察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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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以《吴江县及县市乡教育状况》为名的调查记录，是由县民政署学务课完成。诸多调查项目类似于《吴江县教育状况》，但收录学校和参观的数量却较少。因为这一调查是在中华民国建立后进行的，可说两者基本上是在同样目的下实施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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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对引进近代教育中坚人物进行考察。他们往往是经营小学校的学务委员或校长。根据过去的实证研究，清末民初负责近代教育的人，通常是一些愿意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地方精英，同时又具有科举资格乃至应试资格的生员和监生。这与被选为乡董、乡议事会议员的人，和积极推动清末地方自治的精英人士，可以说大致上是重叠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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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初级小学学区的乡一级推动者，大部分是拥有生员或监生资格的地主及商人。他们被选为乡董、乡议事会议员，在地方政治舞台上活动。第三章曾详加分析的上海县陈行乡人士秦锡田，就是明显的例证。虽然他拥有举人资格，也有仕宦经验，在县级和省级的政治舞台上活动，但来自陈行乡及周围地区市镇精英阶层的支持，才使他能够在地方政治与教育界发挥影响力。[12]吴江县的情况也是如此。1915年表彰办学有功之人，吴江县总共选出十四名候选人。从他们的个人经历来看，都曾担任乡议事会议员、学务委员等自治职务，或者有创立小学、担任教员等教育界资历。例如，拥有充实梅堰小学、在农村地区设立小学及取缔私塾等功绩而被列为候补人的卫雄，在担任梅堰养正小学校长之后，又历任清末民初时期县参事会议员和梅堰区学务委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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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简单地看一下引进近代教育的目的。县视学周公才根据实地调查，提出了一份有关今后教育行政的长篇意见书。他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国民，因此建议在实施共和国的道德教育同时，更应依据县的实际情况，强调“重农重商”。然而他发现，即使是在“风气”比较开放的“市集”之中，设立一所完整的学校，并招募到符合资格的教员，其实非常困难。特别是农村，困难更是无须赘言。[14]这种培养“国民”的目的，与既有的习俗形成鲜明对比，两者同时存在。1913年末县知事丁祖荫（1871-1930）的各市乡自治实施状况报告书中，在提出劝学作为“治本”之策的同时，也认为要重视维持治安的清乡，禁止鸦片、赌博活动。[15]某日的视察记录上，他有如下描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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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过梅堰乡，访察舆论。乡民似颇溺于赌风；亲至茶店中，逮捕现行犯陈明生等三名。并将袒庇圩甲，带案拘禁，为惩一儆百计。晤王乡董绍基、学务委员卫雄，调查户口，约有十之七。保卫团十六名，急宜与平区合力，改组警察。房捐不足，以乡经费补助之。初等小学原设一校，本学期添办两校，第一校教室建筑合度。教授亦有精神。惟对于一级习字，不甚注意，尚宜研究单级教法。附近有演剧，欠席生徒至十二名之多。此风亦宜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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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祖荫的记录简洁而切中实际，赌博习俗带来“社会堕落”，和多数儿童因看戏而缺课的现象，都与培养“国民”和实施自治的目标相互矛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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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市乡教育统计表看小学与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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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笔者将比较市镇与农村，考察近代学校的普及状况。民国年初，初级小学的学区以自治区的18个市乡为单位。[18]1913年，县城所在的吴江市（松陵镇）、同里市、盛泽市、黎里市、震泽市，皆设有县立高级小学，而且每个小学都有各自管辖的学区。[19]在县内5个市之中，只有严墓市未设县立高等小学，初级中学与乙种师范学校则是设在吴江市。因此可以确知：学校教育的层级呈现出以县城为中心，往市自治区与乡自治区的中心市镇扩散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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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市镇规模和功能如何成为各学区中心的市镇特征。新编《吴江县志》将市镇分为“县属镇（城镇）”“乡镇”“村镇”3个类型，其中县属镇称为7大镇，即松陵、盛泽、同里、震泽、黎里、平望、芦墟。[20]其中作为县政治文化中心的松陵镇，设有初级中学和乙种师范学校，发挥着县城镇的作用。而盛泽、同里、震泽、黎里各镇则分别设立了县立高等小学。[21]这一分类虽出自1990年出版的《吴江县志》，但这几个镇在明清时期已成为范金民所称的“地方专业市场”，亦即市场中人口规模达到1000户到10000户，有非农业人口从事专门性商业活动，且设施完备。樊树志也认为盛泽、同里、震泽、黎里、平望5镇专业化特征显著，因此该书的分类大致符合历史情况。[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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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看一下设有初级小学学区的中心市镇。18个学区除掉上述7大镇的11个学区后，隶属昆山县的周庄镇成为中心。剩下的10个学区之中，北厍、梅堰、铜锣、八坼、横扇、莘塔、吴溇等镇被归类为“乡镇”。湖东西、五都与南厍这3区的中心，虽没有被分类为县属镇和“乡镇”，其中前两者成为太湖周边区域的1个自治区，而南厍现在则被归为“村镇”。因此可以断定南厍在当时原本具有“乡镇”规模，只是后来衰退到“村镇”的规模。[23]总而言之，县立高级小学是以“县属镇”为据点，而初级小学虽包含一部分的“县属镇”和“村镇”，但可说是以“乡镇”层级的市镇为基准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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