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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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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清末民初近代学校设立中的市镇与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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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以民初实施的教育调查记录为背景，并以调查记录中初级教育的普及状况，解析市镇与农村关系之特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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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调查与近代教育的中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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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吴江县曾调查县内各级学校的普及状况、运作与教学实态，迄今仍有参考价值。其中有一份名为《吴江县教育状况》的视察报告书，从县视学的角度记载了1912年至1916年每年的情况。报告书内容包括有关县立、市乡立、私立学校的统计，还有对每个学校经营的评论、报告书、公文书，以及省视学与县知事的视察报告等。[9]调查虽以县视学为主体，但由于得到各自治区学务委员和校长的协助，因此也刊登了学务委员的报告。尽管无法检验这些报告的调查方法及其精密度，但它们却记录了近代教育普及程度的相关内容，对于考察市镇与农村的差异来说极其珍贵。本章所用的《市乡教育统计表》中的就学率和评价报告，笔者认为其提供了许多有关近代学校制度对地方社会渗透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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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吴江县教育状况》所载各地学校视察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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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以《吴江县及县市乡教育状况》为名的调查记录，是由县民政署学务课完成。诸多调查项目类似于《吴江县教育状况》，但收录学校和参观的数量却较少。因为这一调查是在中华民国建立后进行的，可说两者基本上是在同样目的下实施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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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对引进近代教育中坚人物进行考察。他们往往是经营小学校的学务委员或校长。根据过去的实证研究，清末民初负责近代教育的人，通常是一些愿意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地方精英，同时又具有科举资格乃至应试资格的生员和监生。这与被选为乡董、乡议事会议员的人，和积极推动清末地方自治的精英人士，可以说大致上是重叠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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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初级小学学区的乡一级推动者，大部分是拥有生员或监生资格的地主及商人。他们被选为乡董、乡议事会议员，在地方政治舞台上活动。第三章曾详加分析的上海县陈行乡人士秦锡田，就是明显的例证。虽然他拥有举人资格，也有仕宦经验，在县级和省级的政治舞台上活动，但来自陈行乡及周围地区市镇精英阶层的支持，才使他能够在地方政治与教育界发挥影响力。[12]吴江县的情况也是如此。1915年表彰办学有功之人，吴江县总共选出十四名候选人。从他们的个人经历来看，都曾担任乡议事会议员、学务委员等自治职务，或者有创立小学、担任教员等教育界资历。例如，拥有充实梅堰小学、在农村地区设立小学及取缔私塾等功绩而被列为候补人的卫雄，在担任梅堰养正小学校长之后，又历任清末民初时期县参事会议员和梅堰区学务委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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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简单地看一下引进近代教育的目的。县视学周公才根据实地调查，提出了一份有关今后教育行政的长篇意见书。他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国民，因此建议在实施共和国的道德教育同时，更应依据县的实际情况，强调“重农重商”。然而他发现，即使是在“风气”比较开放的“市集”之中，设立一所完整的学校，并招募到符合资格的教员，其实非常困难。特别是农村，困难更是无须赘言。[14]这种培养“国民”的目的，与既有的习俗形成鲜明对比，两者同时存在。1913年末县知事丁祖荫（1871-1930）的各市乡自治实施状况报告书中，在提出劝学作为“治本”之策的同时，也认为要重视维持治安的清乡，禁止鸦片、赌博活动。[15]某日的视察记录上，他有如下描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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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过梅堰乡，访察舆论。乡民似颇溺于赌风；亲至茶店中，逮捕现行犯陈明生等三名。并将袒庇圩甲，带案拘禁，为惩一儆百计。晤王乡董绍基、学务委员卫雄，调查户口，约有十之七。保卫团十六名，急宜与平区合力，改组警察。房捐不足，以乡经费补助之。初等小学原设一校，本学期添办两校，第一校教室建筑合度。教授亦有精神。惟对于一级习字，不甚注意，尚宜研究单级教法。附近有演剧，欠席生徒至十二名之多。此风亦宜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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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祖荫的记录简洁而切中实际，赌博习俗带来“社会堕落”，和多数儿童因看戏而缺课的现象，都与培养“国民”和实施自治的目标相互矛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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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市乡教育统计表看小学与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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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笔者将比较市镇与农村，考察近代学校的普及状况。民国年初，初级小学的学区以自治区的18个市乡为单位。[18]1913年，县城所在的吴江市（松陵镇）、同里市、盛泽市、黎里市、震泽市，皆设有县立高级小学，而且每个小学都有各自管辖的学区。[19]在县内5个市之中，只有严墓市未设县立高等小学，初级中学与乙种师范学校则是设在吴江市。因此可以确知：学校教育的层级呈现出以县城为中心，往市自治区与乡自治区的中心市镇扩散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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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市镇规模和功能如何成为各学区中心的市镇特征。新编《吴江县志》将市镇分为“县属镇（城镇）”“乡镇”“村镇”3个类型，其中县属镇称为7大镇，即松陵、盛泽、同里、震泽、黎里、平望、芦墟。[20]其中作为县政治文化中心的松陵镇，设有初级中学和乙种师范学校，发挥着县城镇的作用。而盛泽、同里、震泽、黎里各镇则分别设立了县立高等小学。[21]这一分类虽出自1990年出版的《吴江县志》，但这几个镇在明清时期已成为范金民所称的“地方专业市场”，亦即市场中人口规模达到1000户到10000户，有非农业人口从事专门性商业活动，且设施完备。樊树志也认为盛泽、同里、震泽、黎里、平望5镇专业化特征显著，因此该书的分类大致符合历史情况。[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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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看一下设有初级小学学区的中心市镇。18个学区除掉上述7大镇的11个学区后，隶属昆山县的周庄镇成为中心。剩下的10个学区之中，北厍、梅堰、铜锣、八坼、横扇、莘塔、吴溇等镇被归类为“乡镇”。湖东西、五都与南厍这3区的中心，虽没有被分类为县属镇和“乡镇”，其中前两者成为太湖周边区域的1个自治区，而南厍现在则被归为“村镇”。因此可以断定南厍在当时原本具有“乡镇”规模，只是后来衰退到“村镇”的规模。[23]总而言之，县立高级小学是以“县属镇”为据点，而初级小学虽包含一部分的“县属镇”和“村镇”，但可说是以“乡镇”层级的市镇为基准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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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根据《民国二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的“市乡教育统计表”，分析就学率、小学普及程度、学区等的差异。笔者以“市乡教育统计表”制作了表7-1（见节末），分别列出各学区私立学校数、就学人数、学龄人口、就学人数占学龄人口的比例，以及教育费等，从中可以看出各小学的就学率、教育经费等分配状况。但需要注意因为缺乏史料，导致这样的调查方法并不能得出精准结论。譬如在就学儿童数目上，所登录的人数与实际到校的儿童数目，因为没有明示的基准，导致情况不明。而且因为计算方法不一，市乡之间也有同样的问题。一般认为，造成就学率的决定性要素是经济社会环境，即设立小学的市镇规模、功能、居住市镇的社会阶层结构与人口等要素。以下探讨就学率的市乡差距。首先，吴江市的就学率达38.4%，超越了其他市乡。要是考虑到吴江市是拥有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的县城区，集合了行政官员、大地主、富商、教员、知识分子等阶层的话，这样的结果是很自然的。至于概观其他地区，具有县属镇的市区与乡区有10%～16%的就学率，乡区则有5%～8%的就学率，那么该如何看待这样的差异呢？20世纪40年代的农村调查介绍了以下情况：[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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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童教育中，首先小学是只在于镇或乡的中心聚落的，因此只有附近的农家子弟才能入学。并且镇的小学里，大部分的学生是商家子弟，所以与农村没有什么关系。于是农家并没有积极地让子弟接受小学教育，所以其教育圈是以小学所在地为中心之狭小范围。由农村本身来说，进入这个圈的仅限于一部分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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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述资料来源并非清末民初，却与本章所指的倾向大致相同。也就是说，市镇入学率实际上与居住于市镇，且能让子弟前往小学就读的大地主、富商、知识分子等有所相关。对农村来说，地主、富农阶层的子弟能入读初级小学机会更大，而对于一般农民，这种机会则是非常渺茫，因为初级小学的入学名额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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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以上所见足以确认初级小学的类型化。这里所谓“类型化”，是指将学区分为五种类型：①县城、②市区（就学率高）、③市区（就学率低）、④乡区（就学率高）、⑤乡区（就学率低）。其中①②⑤的状况已作说明，那么剩下的类型③与类型④又该作何种考虑？属于类型③的有盛泽市（7.4%），它虽然拥有县属镇，就学率却比较低；属于类型④的有莘塔乡（17.5%）、北厍乡（13.6%）等，它们虽然属于乡，但却有着与市区并列的较高的就学率。在表7-1的统计资料里，简洁地记载了视学（一部分为学务委员）的评价，“全区学务大概”，此处可以了解到数字所没有反映的具体情况。[25]类型③的盛泽市，则记载：“私校较有精神，市校未能统一”，亦即以有势力的子弟为对象的私立学校非常活跃。[26]但是从全镇来说，教育内容里有偏差的原因是，与其他地区相比，本地拥有绝对多数的学龄儿童人口。[27]另外，清末绸庄、领户与机户之间存有尖锐的对立，小岛淑男曾对此作过解释。[28]大量机户和伙友的存在，或许也是导致就学率停滞的因素之一。[29]关于类型④，莘塔乡被评为“市校较有精神，村校合法甚少，办理尚能统一”，可以推测存在强力的推动者，透过整饬镇上小学，努力维持与农村学校的整合，以提高就学率。关于北厍乡，则“市校未见发达。村校难期统一”，也存在着就学率高但评价却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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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民国二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市乡教育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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