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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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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文化”与市镇社会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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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社社员出版的《新黎里》和《新盛泽》，其中文章涉及的层面相当广泛。刚开始发行时，有关劳动、恋爱和婚姻等问题占去多数版面，文章处处可见“劳工神圣”“恋爱神圣”等词汇，可想而知当时新思想之风行。[41]后来报道重点渐渐转移到宣传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左派的政见上。正如前文所述，本章着眼于地方报纸与市镇社会变迁的课题，因此并不分析。20世纪20年代引进的各种新思想和政治学说，或者新知识分子对此的理解，而是探讨所谓“新文化”如何被带入地方社会，进而促使地方产生何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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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旧文化争夺的空间——市镇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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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了解“新文化”的具体内涵，有必要精读地方报的社论和评论。其中《新黎里》《新盛泽》《新周庄》为新南社系，《盛泽》《盛泾》则为非新南社系的当地知识分子所发行。《新黎里》除了有定期号之外，还多次推出特刊，据此可以厘清知识分子们最关心的议题是什么（参见表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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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 《新黎里》特刊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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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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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着眼于接受“新文化”、展现居民“民意”空间的市镇社会如何出现。[42]举例来看，五四运动中最大的焦点即在《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上，导致旅顺、大连实际上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新黎里》刊出“旅大问题专刊”，以示问题之严重性。为了将袁世凯接受《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的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该刊通过对示威游行的描述，刺激民众视觉。比如盛泽镇上示威游行的情况，有如下记载：[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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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九日国耻纪念，本镇各学校及各团体，特行整队游行。于上午九时出发，计有保卫团、警察、晏成小学、东吴小学、商业学校、第一女校、第一、第五、第六、第九各国校、第三高小、救国团、商读学校、本报社等。人数在五百左右。先聚集于东庙，振铃开会。全体唱国歌、国耻歌。……三呼中华民国万岁，遂出发。前行有白布旗一面，大书“国耻”二字。各校学生皆执小旗，或红或绿，或黄或白。上有“今日何日”“五月九日”“国耻纪念”“力雪国耻”“收回旅大”“坚持到底”“匹夫有责”“取消二十一条条约”“你忘了么”“经济绝交”等字样。沿途唱国耻纪念歌。并有三高、商读学校及本报社等，遍发传单数十种。类皆提醒社会之语。至十一时许，始各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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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游行由学生、教师，以及市民公社的积极分子所主导；游行队伍一边游行到盛泽镇的中心街区，一边反复齐呼洗刷“国耻”的口号。对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警察戮杀学生的五卅惨案，平望镇和周庄镇上也出现抗议活动，手法与盛泽镇相同。[44]报章中经常出现《国耻歌》，具体内容虽不可得知，不过，应该与平望镇所唱的《救国三字经》雷同，歌词如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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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无道理、割领土、占属地、一而再、把吾欺、廿一条、恶毒计、目前事、也为伊、杀工人、惨剧起、狠心肠、英吉利、嗾印捕、用利器、害同胞、如宰难、我国民、必未死、总关要、挣口气、切勿贪、小便宜、外国货、勿希奇、尽管贱、覅买俚、不要说、一些些、与大局、无关系、倘能够、做到底、弄得伊、□趣味、不用赶、也要去、这方法、很容易、并非吾、瞎嚼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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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似乎并非全体市镇居民都一致地采取如此行动。据报道，5月9日国耻纪念日游行之际，“是日商会门前，悬挂国旗。见者均不解，经某君再三劝告，仍未收下”，显示商会并没有与游行行列采取统一的步调。[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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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镇为中心的市镇社会，不但是居民展现救国意识和“民意”的空间，同时也是推动现代化的基点。吴江县内的各个市民公社和恢复地方自治后的议事会，都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比方说，对江南屈指可数的大镇——盛泽镇，有如下描述：“大家试仰起头来看，上面的电线，不是星罗棋布吗？在十八市乡中怕要首屈一指哩。这是电灯电报电话的成绩。十年前是没有的。再向四下一望，人烟更加稠密，商业更加繁盛了。南北大街和花园街，熙来攘往，简直肩摩接踵。工厂林立，医院和银楼增加不少。清道会两处成立。出版物风起云涌，盛极一时”。[47]文中路灯和电话等象征现代物质生活模式，正在迅速普及中。此处提及的清道会，是以强大商店作为龙头、结合各街道进行关于公共卫生方面的互助组织。[48]新南社社员王光祖创立了盛泽牛痘馆，[49]别的社员也在报纸上执笔撰文，宣传卫生知识。[50]这些事实都表明：大镇也成为传播卫生知识、推展公共卫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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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绝不能过度强调市镇的现代化一面。从风俗的角度看，市镇仍是普遍看得到“旧染污俗”的空间。如茶馆里的“吸烟”和赌博问题，报纸上也从平民教育的必要性角度频繁讨论。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旧历的世界”，亦即大镇居民生活按照旧历遵从的各种祭祀习俗，依然有极其重要地位。据报纸报道，对市镇及周围农村的居民来说，庙会仍是民俗生活的重心之一。譬如，芦墟镇有所谓“猛将会”的庙会，每年农历正月初五，巡行队伍抬着草里村庄家圩庙的刘王神像，到镇上出巡绕一圈，非常盛大。[51]江南的镇城隍庙还有农历十月一日的“十月朝”和“解钱粮”等庙会习俗，当天不是镇城隍神出巡，就是周围农村的神明出巡到镇上。[52]报纸对这些庙会的论调，基本上都斥为浪费，但类似的报道越多，反而证明这些习俗在一般居民的生活中是根深蒂固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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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市镇社会为“新文化”和“旧染污俗”相互争夺的空间；这样的性质也展现在对新历和旧历两个不同时间讨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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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个时间——环绕在历法上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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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庄》《新黎里》《盛泽》等报纸经常出现关于历法的讨论。比如，《盛泽》的发行人徐因时曾就端午节陈述如下杂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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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端阳佳节矣。习俗于此日悬钟馗像，谓能捉鬼。然今日社会愈坏，魑魅魍魉，到处皆是，钟进士能一一捉之欤。又有插菖蒲艾蓬，贴天师符，饮雄黄酒，焚苍术白芷，谓能祛除灾祸者。吾以谓市人能不涉妄想，图非分之得，不入堕落之旅馆，不收大赌窟之贿赂，不作丧盖天良之事，则灾祸可不除而自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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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见的论调是：旧历的习俗不过只是“迷信”，人们视为灾祸的现象，其实只要改变观念便可解决。类似同样的言论到处可见。又如，对旧历年的送接灶神、送年节、迎财神等习俗，《盛泽》说：“这种旧习惯，相沿已久。所以人们几乎要认为牢不可破了。但是我们仔细一想，都是无谓得很”“这种旧习惯，在在要消耗金钱。”以浪费金钱的角度批评迷信习俗，在当时也相当常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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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历法，《新周庄》也归结于居民的“劣根性”，说他们轻视阳历，是由于旧历的观念根深蒂固。有篇文章举其理由为：①阳历没有节气，所以一般农民轻视；②计算薪水和年终结账上使用不便利，受到一般工商界的轻视；③社会习惯一时不易改革，只好迁就，并担心一百年后的中国，可能没人使用阳历。[56]另外一篇文章也指称，阳历新年只有衙门和学校才挂五色旗，在街上却一点都无法感觉到新年的气息，并将原因归纳为三点：①不脱因袭的劣根性；②旧观念根深蒂固；③视野狭窄，看不见世界的潮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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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有关历法的讨论，除了大致涵盖上述的几个论点外，也有政治化的观点。他将历法分为太阳历和太阴历，并主张前者应称为“国历”，后者则是“废历”。其理由是：[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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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呢？改正朔，易服色，是革命的标帜，一朝有一朝的正朔，一国更应该有一国的历法，我们中华民国人，一定要遵守中华民国的历法。列位晓得国历的来源吗？辛亥革命，推倒满清皇家，创造中华民国，是四千年历史上第一件光荣的事实，那时候各省代表，大会于南京，选举中华民国第一人的临时总统，民意所归，于是我们中华的国父孙先生就一跃而登大位了。这一天恰好是太阴历的一月一日，我们孙先生为除旧布新，振刷国民耳目，并其他种种实际上的便利起见，便毅决然，废止太阴历，把太阳历定为国历。原来太阴历占据中华民国四千年历法上的位置，也同专制君主占据中国四千年政体上的位置一般，如今专制变为共和，阴历也变为阳历，把历史上划一条鸿沟的界限，不是天造地设的凑巧事情吗？照这样看来，凡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个个要遵奉国历，个个要取消废历，才不愧尽国民的义务。因为废历已经和满清政府同时推倒，一点也没有报存的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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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氏在另一篇文章提倡五一、五四、五九等各种纪念日，也可看出时间意识的政治化：以革命为标准，赋予历法意义。[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