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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 第五章 地方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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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任何社会的人们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或者只是模糊地意识到，社会是有结构的。揭示这一点是社会人类学家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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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文思-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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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通过对地方社区的研究而获得大量的经验资料。大多数人类学经典分析都是基于对被描写体系中的文化和社会组织的详细描述而展开的，这些体系可能是一个村庄，也可能是一种都市环境。最近几十年来，人类学已经发展出多种新的、专业化的方向，而它经常需要参考一些不能通过田野工作获得的资源（历史资料、统计表、媒体，等等），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显。然而，对社会生活的整体研究——对相互关系的探索——通过参与观察，在社会和符号系统的各方面之间游弋——仍然是关注的中心，尽管如今的研究背景很少再是一个单独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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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传统人类学所强调的对小范围区域的研究，有两个因素可做出部分的解释。首先，从方法论上说，地方社区是便于管理的单位，通过参与观察，易于研究。在乡村或其他相对闭塞的地方环境里，多数居民相互认识；他们参与或再生产出一种以面对面接触为特征的社会体系。在这种背景下，人类学家有可能在田野调查期间与调查点的大多数居民相识。他或她在没有不能克服的方法论困难的情况下，能够绘制出图表，标明行动者们发现自己与其他一些什么人处在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当中，由此而描绘出构成地方社区的互动模式的全面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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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地方社区可以被当成是自给自足的系统（尽管实际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被进行研究。居民的大部分活动都在当地发生，他们的许多需求也可以在当地得到满足，并且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地方社区可以进行再生产并得以维持。因此，有可能在地方社区框架以内，使用人类学的方法论工具去研究不同社会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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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的是，实际上，没有地方社区是完全自给自足并随着时间的流逝毫无变化的。并且，大量的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参与了对范围庞大的社会体系（国家、城市、地区……）的研究，或是研究那些边界不明确、人员常变动的系统，如医院、大型体育活动或网络社区。但是应用于大范围和流动体系的研究方法和逻辑基本上和用于小范围体系的方法相同，尽管它们必须时常使用参与观察以外的方法进行补充。本章的大部分材料取自经典人类学研究的代表类型的小范围社会，这些经典研究发展了本学科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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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章主要关心个人以及人际关系。这一章则相反，展现社会组织的不同层次，在人类学研究中进行这种区分可能有帮助——你的研究单元是桑人的家园、单一民族国家还是曼联队支持者的全球网络。前一章从个人的观点观察社会生活，这一章则从社会的观点进行观察。在下一章，将从理论上论及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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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和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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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社会系统都要求存在规则，规定什么是允许做的，什么是不允许做的。这些规则，不论是被公开声明的或仅是被默许遵循的，都称做规范。它们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起作用，有一些非常重要，而另一些则不太重要。如，许多社会所共有的一个意义重大的规范是“你不能偷窃”，而另一个重要性弱得多、只在现代社会的某些环境中有用的规范是“你上班的时候应该系领带”。一些规范约束社会的所有成员，另一些只对某些小团体有用，还有一些，比如“世界人权宣言”，一般被认为适用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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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任何社会的所有人都完全赞同或遵从它们。例如，很多地方可能都有一条婚后住在男方家里的规则（新婚夫妇应该搬到男方家里居住；参见第八章），但却未必被所有社会成员所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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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规范共有的一点是，它们都与约束力相关。原则上存在积极约束和消极约束。积极约束包括对遵守规范的奖赏，而消极约束则带来对违背规则的惩罚。不过，“约束力”这个术语通常用来描述消极约束——轻微和严重的惩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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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惩罚还是奖赏，施加约束的能力在所有社会都代表了权力的一种主要来源。因此，研究任何社会系统的规范和约束体系很重要。规范反映了社会的基本价值观，而对违背规范的不同行为进行约束的类型暗示了不同价值观的相对重要性，并揭示了权力矛盾。比如说，在一些社会，与偷窃相比，性不忠被认为是更严重的事，受到的惩罚也更加严厉；在另一些社会，情况则可能刚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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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规范被破坏时所应用的约束体系可以被称做社会控制。家庭、村委会、警察、司法系统或学校系统等社会机构将社会控制作为它们被赋予的职责之一：它们致力于阻止侵犯社会规范的行为，当这种越轨行为发生的时候，它们有权力采用适当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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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指望社会的所有成员都遵守规范。不过，即使有人破坏它们，它们也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划定了什么是和什么不是被社会所接受的。一般来说，打破常规的人当然是试图在没有被人“发现”以及遭受惩罚的情况下这么做的。更进一步说，社会在变化，规范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一些消失了，另一些被重新解释，还有一些被保留但是其重要性被调整为较低。例如，亵渎上帝在一些基督教社会里仍然被认为是一种犯规的事情，但它决不再像几百年以前那样严重。教会的社会权力和基督教教条的象征权力已经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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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该谨记，尽管规范及其约束给出关于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思维行动模式的线索，但它们并不能完全解释人们为什么会以他们的方式行动。这不仅因为人们明显不会一直“循规蹈矩”这个事实，而且因为规范，就像角色剧本，很少充分详细地给出特定说明指示如何行动。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一直都要为自己采取即兴表演和即时决定，但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要参考有关“应该的”和“不该的”文化习得系统，这就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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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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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类学家以比较的视角研究过儿童养育或社会化。社会化是人们借此成为完全胜任的社会成员的过程——人们从社会中习得成为社会成员所需的知识和能力。在许多社会，家庭承担了社会化的主要责任。但是，在具有复杂分工的社会，责任实际上被分散到不同的机构之间；比如，家庭、学校、休闲俱乐部、运动协会、电视，等等。无论如何，所有社会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化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儿童不仅要学习语言的不同范畴，他们还要学习何时与如何使用语言。此外，他们还要学会成千上万的点滴知识——行为举止的礼仪和规范，应该尊敬和崇拜谁，以及如何最终主动地支配和通向符合社会价值观的美好生活。社会化是文化各范畴一代一代传承的主要途径；也就是说，它寻求某种文化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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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过社会化的人类学家强调指出，对儿童养育的考察可能揭示一个社会是如何逐渐塑造其成员的行动和思维形式的。显然，是在人生的成型阶段人们获得了文化能力。在1940年代的社会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中间，一个被广泛认同的观点是，被猜测的德国人独裁主义的社会化方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的推进因素。不过，人类学对“异邦”社会的社会化研究远比对“现代”社会的比较研究流传得广，而且他们的主要目标在于解释社会化模式与社会组织和文化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一些人类学家也研究了社会化中是否可能存在跨文化不变量或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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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社会化的一项经典研究是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Mead 1978[1928]），这项研究也绘制了与作者自己的社会所并列存在的一幅图景。在这本著作中，米德描述了女孩和年轻女性的个性是如何在一个与我们自己的社会大不相同的文化环境中被塑造成型的，那里是波利尼西亚的一个岛屿。在其他部分，米德展现了：比起美国中产阶级的女孩们，萨摩亚的女孩们是如何被社会化为具有更加随意和更加灵活的性观念的。更进一步，她强调，缺少强烈的个人竞争，使得萨摩亚人比美国人更容易与自己的生活相协调，对待世界也更加平和，日常生活的难题更容易被理解和掌握，而且他们通常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她说。她还写道，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不是以成长期的困惑和危机感为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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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并不意味着危机或紧张的阶段，反而是一系列逐渐成熟的兴趣和活动的一个有序发展时期。女孩的思想没有被矛盾所困惑，没有因哲学问题而苦恼，也没有困扰于自己的远大理想。女孩的生活就是与尽可能多的爱人在一起，然后在自己的村子里结婚，与自己的亲戚们住得不远，生很多孩子，这些就是始终如一并令人满意的理想生活。（Mead 1978，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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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她所熟悉的北美社会的比较中，米德指出，萨摩亚人的社会化产生了比美国体系更加和谐与平衡的人格。她的总的理论的（和政治的）观点在于：人的个性中的重要方面，远非与生俱来，而是通过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动态的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因为社会是不同的，它们所创造的人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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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补充的是，米德的研究遭到了来自各方的严厉批评；不是她的总体理论框架，而是她的重要发现的有效性遭到了质疑。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在萨摩亚做了多年的研究，成为对米德的最尖锐的批评家（Freeman 1983）。他所呈现的萨摩亚图景截然不同于米德所展现的田园诗般的社会景象——孩子们懂得爱和友善，社会和谐稳定。弗里曼呈现的社会图景有极其浓烈的适应环境的压力感，不同类型的越轨者和“退学者”显示出各种深刻的个人问题。他展示了那里高得离奇的自杀率，在无法适应环境的人中间，某种精神失常非常普遍。他甚至明白表示，米德的一些信息提供者有系统地对她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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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弗里曼所说，失范（anomie）是萨摩亚的主要问题。失范，是涂尔干创立的一个概念，指由于不能信任或实践社会价值观而产生的疏离感，这种无能导致的排斥可能是极其痛苦的。涂尔干相信，失范在都市社会非常普遍，但是后来的人类学研究显示，失范在明显高度整合的“传统”乡村社会也不罕见——这些乡村的高度整合只是对于那些充分掌握和信仰其基本价值观的社会成员而言，而没有包括那些无权的和被边缘化的成员。一种基于生物进化论的自然主义观点加强了弗里曼的地位，这种视角是米德（她于1978年去世所以不能做出反应）奉献了大部分的职业生涯所质疑的，特别是她关于萨摩亚的研究。跟随弗里曼的著作而展开的辩论异常激烈，并且是在经典的天性/培养（nature/nurture）论争的框架之内（参见Hellman 1998）。辩论的大部分参加者从未去过萨摩亚；不过，萨摩亚研究专家罗威尔·D．霍尔姆斯（Lowell D．Holmes）做了维护米德的结论，“她对萨摩亚所进行的研究具有相当高的有效性”——考虑到她的年轻和在民族志学方面所受的粗略训练（Holme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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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植根于社会或是天性，社会化的目标是要确保行动者内化社会建基于上的价值观、规范和行为方式。当一个规范被内化，从字面上说，它变成了某种“内部”的东西；它成为了一种人格特征。“你不该杀生”的规范被我们大多数人内化：我们一般不会杀害其他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语言也被内化：我们说英语、法语、阿拉伯语或任何其他本国语，而不会细想这是我们目前在做的事。这也适用于基本的餐桌礼仪和其他许多文化习俗。正如在前面所提到的，可能主要是通过与其他社会的比较，我们才能发现我们身上的这些特点：像所有社会成员一样，我们一般都倾向于将它们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内化了我们成长在其中的文化的各个中心方面，为了发现它们，我们可能需要人类学家提供的来自远处的观点。这种“来自远处的观点”可以被拿回家乡，就像詹姆斯（Alison James）关于英国儿童的重要研究（James 1993），其中就展现了儿童中间的一种极其强烈的顺从压力，一种促进规范内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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