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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 第十六章 多重传统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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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波利尼西亚群岛已经被水泥覆盖并且变成了停靠在太平洋中的航空母舰，当整个亚洲开始变得像是一个受污染的郊区，当纸板棚屋和金属片的城市遍及了整个非洲，当民用飞机和军用飞机甚至在取走美洲和美拉尼西亚森林的童贞之前就亵渎了它们无与伦比的清白——除了面临我们自己的历史中最为不幸的那些侧面，什么是所谓的通过旅行而实现的逃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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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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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章节，我们思考了政治组织、世界观、经济的生产与分配体系的不同形式。我们已经多次反复提到，当人类学家谈论不同的社会时，习惯上会使用民族志的现在时态，不过现在时态后来已经逐渐变成了过去时态（Davis 1992a）。在澳大利亚，18世纪晚期曾有250种语言存在，到了20世纪末，大约只剩下了30种，而且它们似乎很少能够在以英语为母语的澳大利亚继续存在又一个世代。实际上，世界上的所有居民都生活在将他们定义为公民的国家中（参见第十八章），而且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多数人口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要依靠普遍用途的货币。至少在名义上，世界上有超过一半的成人是有读写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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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人类学：变化和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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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和文化变化中最可见的一个方面是都市化。1900年只有不到5％的非洲人口生活在城市里，而到了1990年，已经有大约50％的人生活在城市里，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数字也与此相近。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世界的大多数人口都是城市人口的情况。与都市化相关的有一些原因，农村地区的人口增长和从维生的农业到生产商品作物的转变导致了普遍的土地短缺和更大的弱点；同时，在城市中及其周边地区的为工资工作的新机会也越来越多。但是，非工业社会中的大多数都市居民通常被归类为穷人，尽管，如果他们待在农村，命运并不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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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格卢克曼（Max Gluckman，1911—1975），出生于南非，曾经与埃文思-普里查德一起做研究，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去了罗得西亚，在那里，他在所谓的罗得-利文斯敦学派（Rhodes-Livingstone School）（后来的曼彻斯特学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格卢克曼早期的研究忠实于他的老师对无头领社会中的分支家系和政治整合的研究，而且他研究了祖鲁人（Zulu）、洛兹人（Lozi）和南部非洲的其他民族的政治。通过说明冲突和“仪式化反叛”如何具有整合效果，他为结构功能主义增加了一个动力学的维度而没有离开其核心原则（《非洲的习俗和冲突》[Customt and Conflictin Africa]，1956；《非洲部落的秩序和反叛》[Order and Rebellionin Tribal Africa]，1963）。格卢克曼也关注传统的法律和司法过程，并写出了影响深远的《部落社会的政治、法律和仪式》（Politics，Law and Ritual in Tribal Society，1965）。他对后来所谓的族群性研究的影响也相当深厚。虽然格卢克曼本人在这个话题上出版的著作不多，他却是激发了很多学者的灵感的一个重要来源，那些学者在南部非洲建立了都市人类学和社会网络分析，包括约翰·巴恩斯（John Barnes）、克莱德·米切尔（J．Clyde Michell）和爱泼斯坦（A．L．Ep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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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进行的一系列早期的都市化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1930年代晚期到1960年代，在以戈弗雷·威尔逊（Godfrey Wilson）和后来的格卢克曼的领导下，这个以曼彻斯特学派而知名的集体的研究团队对南部非洲的都市化进行了模糊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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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早期的几十年以来，罗得西亚北部（今天的赞比亚）的铜工业的发展，导致了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该工业集中在东北地区的“地带”，即铜带省(*)，矿工们往往要旅行很远才能获得一份工作，在采矿的小镇上，他们住在并非意在家庭生活的临时性的木板房里。和许多非洲西部城市不同，例如伊巴丹(**)（Ibadan）或廷巴克图(***)（Timbuktu），也不像非洲东部古老的沿海城市如蒙巴萨(****)和桑给巴尔地区(*****)的小镇，许多城镇在非洲大陆的这个地区上非常迅速地建立起来并且住满了人，它们没有“传统的部分”，也没有历史上的祖先。因此，在城镇和边远农村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种鲜明的社会和文化的延续性。矿主设想在他们不需要劳动力的时期，可以将矿工们送回他们的村子，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劳动力意图周期性地移居，导致农村部分地区人口减少，并且最终整个家庭会或多或少永久性地居住在采矿小镇上。以前是农民而现在成为永久无产阶级的人口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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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铜带省所做的最早的都市化的人类学研究中，戈弗雷·威尔逊（Godfrey Wilson，1941—1942）提出了一个“去部落化”（de-trib-alisation）的术语，换句话说，他强调的是都市化所带来的社会一体化中的质的变化。从以亲属制度为基础的维持生存的生产者转变为工人，他们成为世界经济的个体参与者，他写道，并将该社会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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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社会，非个人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商业、法律和宗教使人们依靠着数以百万他们从未遇到过的其他人而生活，这个社会由不同人种、不同民族和不同阶级组装而成，在其中，不再自成体系的各个部落现在只是小小的行政单元；这是一个文字的、专业化知识的和精细的专门技能的世界。（G．Wilson 1941，p．13；引自Hannerz 1980，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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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也注意到以价值定位的无产阶级化的非洲人中的一个变化，他谈及布罗肯希尔（Broken Hill）的非洲人既不是放牧的人也不是捕鱼的人，而是一种“装扮的”人。在城里，衣服成为一种投资物品，一种特殊用途的货币，通过炫耀性消费和效法欧洲风格的表现方式来表达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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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在这项早期研究中关注的是对变化的描写，而后来的克莱德·米切尔在他的小型专论《卡莱拉舞蹈》（The Kalela Dance，Mitchell 1956）中关注的是变化和延续性之间的关系。每个星期天的下午，鲁安西亚（Luanshya）小镇上属于碧萨（Bisa）民族的劳工移民会表演卡莱拉舞蹈，他们穿着现代的衣服，而舞蹈并非他们的传统文化清单的组成部分。但舞蹈和歌曲无疑是“部落”群体身份的标志物。虽然亲属制度和组织的部落形式在小镇上并非意义重大的实用角色，群体身份却常常被过度地传达：也就是，在互动的语境之下，它得到了特殊的强调。此外，与其他群体的对照在这里变得比在乡下地方更加清晰可见。在城里，人们根据他们的出身（一种只在更早期才具有很少相关性的标准）相互归类，并且许多新的在城里成为可能的联系形式——纯粹的团体、俱乐部，等等——是建立在民族成员身份的基础上的。意义重大的是，米切尔注意到，都市化之后，“部落的”和群体成员的观念仍然是重要的，但是为了适应整个社会组织的转变，它的重要性发生了变化。这样，他——和团体中的其他成员——预示了后来种族符号论研究的发展（参见第十七章）。但是，这部著作的主体却被批评为对社会变化采取了太轻而易举的观点，将从乡村生活到城市生活的转变看成是一种过于线性的过程（Ferguson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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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后来关于都市化和变化的研究都从米切尔学派所做的研究中获得了暗示。在约鲁巴（Yoruba）的城市伊巴丹的豪撒族（Hausa）中所做的一项关于政治组织的研究中，阿伯纳·科恩（Abner Cohen 1969）显示了文化符号和传统的社会组织的原则是如何改变了意义的，但是当它们从传统语境向现代语境迁移的时候，却仍然保持着重要性。为了提及两个更加深入的例子，戴维·兰（David Lan 1985）展示了传统的精神中介和古老神话在津巴布韦的内战（1970年代晚期）中如何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并且如何为全新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合法化途径，特别是游击队的行动；而理查德·威尔逊（Richard Wilson 1991）在危地马拉高原的印第安人口中竞选双方势均力敌的背景下，提供了一种类似的政治动员的分析，他展现了当地政治企业家在最初从国外引入的现代政治领域中，能够创新地将本地和国外的合法化的符号和资源结合使用到他们对本地人口的动员活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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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化的情境下，文化和社会组织的某些方面会发生改变，也有某些方面不会。什么改变而什么不会改变是一个经验主义的问题：对此没有统一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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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化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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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非洲的都市人类学提出了方法论的论题，从1950年代后期以来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中肯，因为现在越来越少的人类学家会在相对封闭的乡村或地方社区中从事研究。对于研究者而言，在一个城市中实际上不可能建立起一种对于整个社会世界的概观。与受访者的多次会面都是短暂的，而且有很多社会成员连碰上的机会都没有。很明显，在鲁安西亚——或，就此而言，在纽约——研究社会关系，会非常不同于在科日威纳（Kiriwina）的一个乡村里花上一年时间所做的研究。为了解决一些所提出的方法论问题，曼彻斯特学派为了研究社会关系网络而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方法论（参见第六章）。他们也提议，将扩展的个案研究作为对传统的和整体的调查风格的一种备选方案，个案研究的特征是关注一个重要的公共事件，以透彻的探究和对该事件及其更广范围的衍生物的解释为基础，从中得出关于更广阔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结论。《卡莱拉舞蹈》就是沿袭这一思路的一个典型的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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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市人类学中，或者更加概括地说，在现代社会的人类学中，想要发现关于每个人的每件事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这些社会的容量和复杂性，也就是说，它们的规模。现代社会是大规模而且高度分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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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方法可以接近这个问题。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个案研究。另一个相关的途径是关注一个被严格描绘的话题，例如1980年代部分北美中产阶级的向下流动（Newman 1988）。你也可以选择集中于一个受限制的话题和一个被详细描绘的物理领域，比如在玛丽安·顾莱斯塔德（Marianne Gullestad）的专著中，她关心的是挪威西南部城市卑尔根的一个郊区的性别和日常生活（Gullestad 1984）。第三种策略是，你可以在一个复杂社会中挑选出一个小型团体，比如一个少数民族（例如Okely 1983），通常来说，这些研究都会对该团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投入极大的关注，并且因此使更广大范围的语境清楚地显示出来，大体上与个案研究的方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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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使用了这些方法的一项研究是戴维·威廉·科恩（David William Cohen）和艾提诺·欧亥安波（E．S．Atieno Odhiambo）关于西阿亚的专著（Cohen and Odhiambo 1989）。西阿亚是肯尼亚西部的一个地方，大部分人口说罗语（Luo），那里是肯尼亚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第一流的劳动力资源库。大约有475000的人口生活在这个地区，另外有134000的人口出生在这里但生活在别处，他们通常是为工资工作的人。西阿亚的许多家户都依靠在首都内罗毕（Nairobi）或其他地方工作的家庭成员对家里的经济贡献而过活，而后者反过来也依靠家里的食物供应。因此，西阿亚的日常生活无可逃避地与移民的生活、肯尼亚大型社会的工作方式，甚至全球经济交织缠绕在一起。西阿亚的例子说明了地方生活是如何与大型社会和文化过程相互连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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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劳动力迁移导致了地方上的重大的社会和文化变化。其次，国家教育系统、日益增长的社会规模和新的就业机会创造了一个罗人中产阶级和社会内部分化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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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都市的罗人在内罗毕已经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Parkin 1969），而且从分析的角度说，事实上内罗毕的部分地区可能已经被包含在了罗人的领地之中。第四，肯尼亚当局已经在远离罗人的传统部落所在地的高原上保留了一块区域，供他们使用。这已经导致了人口的进一步疏散，以及毫无疑问地，进入肯尼亚民族国家的更巩固的社会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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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西阿亚所在的位置靠近乌干达的边界，这为当地企业家提供了大量的机会。自1940年代以后，许多西阿亚人在乌干达从事高酬劳的季节性工作。1970年代期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艾迪·阿明（1970—1979）的统治下，乌干达的经济举步维艰，对于肯尼亚人来说，劳工移民不再成为选择。不过，跨越边界的价值流动仍在继续，这次是通过走私。乌干达的货币先令不太稳定，而肯尼亚的货币在乌干达具有很高价值，茶、咖啡、舷外马达、立体声装备和其他商品跨越边境大量出售，西阿亚的人民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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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大部分是非法的边境贸易，在其所在更大系统内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其中，有人认为，1970年代晚期从乌干达走私的汽油是导致艾迪·阿明下台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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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阿亚在许多方面都是20世纪晚期的世界的典型代表。地理的和社会的流动日益增长，并且导致社会分化。因为与外界越来越多的接触，民族的自我意识得到增强（参见第十七章至第十九章），而且消费的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西阿亚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科恩和欧亥安波写道，在某种意义上，西阿亚也存在于内罗毕；而肯尼亚的一些侧面和更广阔的世界，也存在于西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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