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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人类本性与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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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关于人类本性的观点深受精神分析学的创立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影响。弗洛伊德是当代伟大的天才人物之一。由于他的理论集中于情感生活，特别是人类的性欲，又因为是一种符号主义理论，故他的思想已证明特别投合人类学的需要。而且他关于人类的宏伟洞见正好与人类学揭示的人类境况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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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关于人类本性的理论建立在儿童的依附和人之独一无二的性欲的基础上。他的理论有三个主要特征：原欲（libido）理论、幼儿性欲和多相变态（polymorphous perversity）。我还要加上第四个弗洛伊德认作当然但我们却不同意的观点，即他认为人类没有动情周期，即妇女性欲冲动周期。我们人类一直处于动情之中，或很少有性欲，这视个人的癖好和看法而定。某些人认为人类常年不断的情欲冲动可以说明婚姻，但却无法严肃地解释通奸和婚前性行为。而且，人之性欲所要求的恰恰是人们，特别是男人和女人生活在一起。共同居住之亲近关系便产生并滋长起来。这就是使我们成为卓越的社会性生物的部分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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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是第一个认识人类心理中性欲重要性的人，这个事实现在已经接受为自明之理。尽管性有时被视作是一种“动物性”驱动，但人类大概也可排列在整个动物世界性倾向和性行为的顶端。我们的性冲动不仅会全年出现，而且也会因我们的记忆、计划、白日梦、幻想、以丰富的性符号修饰我们的想法等等的能力和倾向而有特定的强度。我们也许是世界所有生物中最具性天赋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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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性欲也以其各不相同的表现方式而独具一格。人类是“多相变态的”，亦即整个身体可以成为唤起性欲的敏感点，以相应的方式变化来引起和满足性冲动。与低等形式的动物不同，人类在性表现中使用大量的身体部位和部分，性偏爱的对象同样也各不相同。同性恋在从最简单社会到最复杂社会的各处均可发现。而诸如以下不那么普遍的实践像受虐狂、虐待狂、恋童癖或称之为对儿童的性兴趣，在东西方文明中均可见到，在初民社会中却很罕见。某些这类实践通常被看成违反“人之本性”，但恰恰只有在人类这一物种里才出现这种现象。如果实在要说人类有一种性之“本性”，它便是存在于其丰富多样性和强烈性中，深藏于符号体系中。而且，人之性欲中远不止于只有简单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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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写道：我们求生的意愿、自爱和性欲都是由一种他命名的“力比多”（原欲）的生命力驱动的。因为人们常常把力比多与成年人异性之爱特定的、具有定向对象的活动相混淆，它就被认作一种极为广泛的力量；力比多是带有性特征的能量，但它远不止于性。它也是更多柏拉图式的爱、利他主义和家庭关系背后的能量，当它汇聚到创造性活动中时，它就是艺术的源泉。后维多利亚时代的弗洛伊德新精神分析理论——他的大部分早期著作均致力于此主题——令人震惊的一个方面就是幼儿性欲的概念。年龄很小的儿童玩弄生殖器和粪便，男婴的生殖器经常勃起对任何养育过孩子的人来说并不鲜见。然而在欧洲，这是人们耻于谈论之事，对此的隐瞒竟变成了否定事实。一部分厌恶来自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草率误解。他并不是说年幼孩童具有和成人一样的性冲动。因为儿童的性欲是难以名状的，很难定义，通常与口部和肛门区有关。实际上，正是由于身体的性产生区（erogenous zones）和人之性欲的多重表现的弥散，才导致我们“多相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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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作为成人懂得性之前，幼儿性欲原初就表现在自爱或自恋中。幼儿的早期阶段几乎完全生活在自我之内。他周围的环境，尽管非常狭窄：却总是可能被当成是他自我的一部分或自我的扩展，这种与世界他物的同一产生了把握或控制世界的感觉，但同时极为矛盾的是，幼儿处于最严重的依附之中。孩子通过与母亲的关系使自身与外部世界相分离，母亲从孩子呱呱坠地起即是幼儿心目中的宇宙中心。正是母亲爱他，使他舒适、哺乳他，而且正是母亲成为他情感的第一个外部对象。所以，一部分自恋力比多分离出来并移向母亲。和母亲的关系成为与其他人的亲密情感关系，特别是我们冠之以“爱”的关系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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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对母亲的爱受性欲强烈影响，并且在渴望独享她的感情和独占其人中表现出来。这种渴求在人生的历程中不断受挫，因为儿童必须面临其他同胞手足，特别是比自己年幼的弟妹的竞争，还有父亲的竞争。母亲自己也奋力挫败她的孩子们接近她的努力，因为虽然她给予，她也拒绝；她奖励，也要惩处；她照管着孩子，但有时也不理不睬。母亲照料的这种二元性导入了一个重要因素，它侵袭了全部热烈的关系，这就是矛盾心理（ambivalence）的态度。母亲恰好被当成既积极又消极的偶像，既是生命赐予者，又是儿童浮现的自我感觉的潜在消灭者。儿童先是失去了幼时的把握感，随之而来为重新获得自主和控制的斗争，又常常遭到回归于依附和服从的威胁。确实，这种倒退因其诱人而具有双重的危险，因为它承诺要回复到整体性和不可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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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精神不断分化成专门性的部分和人类社会的日益扩展，伴随着社会分化成各种分离的人的类属，如男人—女人、老人—青年、家庭—非家庭等等，是成长过程的量度。社会化是从自我出发又远离自我的成长过程，但它的剩余物却是精神一体性的失落和疏远的感情，我推测这是普遍的。这种成长和分离的一部分即是儿童从母婴联结（maternal bond）——即众所周知的“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时期——的整体性中挣脱出来。在弗洛伊德的早期理论中，他认为由于父亲与母亲的性关系阻挠了孩子对母亲的力比多努力，所以加强了俄狄浦斯情结。他在后期的著作中，不再过分强调父亲作为孩子的阻挠者的角色，而是确信具有矛盾心理的母亲形象所具有的否定和威胁的方面足以瓦解孩子意欲占有她的信心。不管是在父母关系的形式中，还是母亲作为社会化者（socializer）和执行纪律者（disciplinarian）的角色，都使孩子知晓社会要求他放弃对母亲的童稚之求，并把他的认同化（identification）和性冲动移向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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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狄浦斯情结一开始对男孩和女孩并无二致，但最后的解决却大相迥异。男孩发现了父亲这个竞争者，但他们必须痛苦地从对母亲的过分依恋中挣脱出来，铸造出与父亲相认同的新感觉。当他们不得不放弃对母亲的性爱依恋，他们就将这种渴求移向与母亲同性的他人。女孩也放弃了母亲，但她作为与母亲同性的人继续保持了和母亲的同一性。另外，她与男孩不同，必须将性爱注意力从与母亲同性的成员身上移开。弗洛伊德也看到了小女孩从对男性器官的妒忌中产生的性心理差异。“阳具艳羡”（penis envy）可以恰如其分地看作小女孩对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力政治和声望等级处于次等地位的早期认识。恋母时期的结局是女性因其性身份和对母亲的不断的依恋而变得更加安全，她们绝不会像男孩那样痛失母亲。但另一方面，男孩却因他们的身份以及在需要权力和对女性的统治时重新体验到对母亲的那种矛盾心理而日感不安。男子气概的过度展示是因恐惧和男性权力的不可靠感引起的，并非是力量的展示。我们将会见到，许多文化中都有这种对回复到服从的焦虑之残余。弗洛伊德把恋母阶段当作人格发展最为关键的时期。儿童已经知晓，若要在社会中生活，就必须放弃或延迟基本天性的欲求，他也懂得了必须冲破家庭的方寸之地而与更为广大的世界相联系。冲动的压抑和满足的延迟或取代是社会化过程的核心，恋母转折时期是人类成熟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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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类学家都坚持恋母症候是欧美文化独有的，是某类家庭的产物。波兰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写道：恋母情结在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岛（Trobriand）是不存在的。特罗布里恩德人是通过母亲的家系来确定某些重要的权利和责任，因此母亲的兄弟是亲属群体中首屈一指的权威人士。马林诺夫斯基说：这样的结果是舅父代替了西方家庭中的父亲。而且，男孩压抑的潜意识中的性注意力就指向姊妹而不是母亲，自己作为将来母亲的兄弟，对姊妹的性特别感兴趣。马林诺夫斯基的论证所带来的问题是，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为时过晚，与恋母情势毫不相干。恋母转折时期通常于孩子四到七岁时的任何时刻发生，但特罗布里恩德的男孩一直要到十二岁才进入舅父的权威之中。假定不同的家庭多少可以改变恋母症候或产生强度上的差异，那么就此事而言认为特罗布里恩德或其他什么地方恋母症候付诸阙如则使人疑问重重。恋母情结的本质是妇女生育并抚养了孩子，孩子转而热爱母亲。然而他或她必须部分地放弃母亲并把自己的兴趣和爱转向家庭之外，这是给心灵带来极大创伤的折磨。这就是回归到原初的泛人类情势，它是普遍的，因而它的心理产物也是普遍的。从这种情势形成了人类的爱、忠诚和献身的能力。母子纽带超越了众多关系中的任何一种，它是对自我的一种挣脱（breakout），是其他关系都依此仿造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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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人绝不会丝毫无损地通过恋母时期一样，人的社会化也从未完全彻底过。一个人在社会行程中成长，吸取社会规范，但是，正是通过反对他正在适应的那个系统，这才部分得以完成。恋母转折时期，对形成我们的性身份和稳定的社会关系的能力都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孩子与双亲作斗争和自身内部斗争的时期。孩子抗拒施加于自己的任何律令，不管是便溺训练、断奶还是学习，他自身成长的每一次飞跃都是靠跨越障碍完成的。社会能够按自己的方式来为人定型，但个人仍然必须处理自己驾驭的部分，自我无视社会的惯例而去寻求行动的自主性。正是人类行为的这一部分形成了社会偏离，但是它也造成了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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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心理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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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对人类心理学作出的经久不衰的贡献之一就是如下的认识：童年的早期经历对成人人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已明了，在某种程度上所有人都具有共同的经历，故我们随之都结合在共同的人性中。我们也深知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历史，每一种人格在某种程度上又都各相殊异。然而，对童年时人格的形成还有另一尺度，它来自社会与社会间迥然不同的抚育孩子的方法。在某种社会环境中，儿童被社会化以适应成人生活的要求和期望，父母亲用对待孩子的方式向他们传授文化。这些在文化上各具特色的社会化实践的结果，是每个社会中社会成员都形成了某种独特的人格特征，或至少在社会成员中可以经常发现这种独特的人格特征。因而我们可以补充说，虽然所有人均有相似之处和差异之处，但对于同一社会的成员而言，存在着共有许多成人人格特质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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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抚养孩子，特别是一些基本训练，如便溺、断奶的训练方面，存在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差异性。在美国，父母就是否亲自哺育新生儿踌躇再三，后来要有意识地决定何时断奶，这大多取决于母亲的便利，当她恢复工作时便给孩子换用奶瓶，或只是按照流行的育儿书上讲的去做。便溺方面的训练同样如此，美国的父母亲从孩子满六个月一直到三岁时都在教他们控制括约肌。无论这些基本训练加诸多大的孩子身上，他们实际上都受到了伤害。从早年起，孩子就要学着控制自己的自然冲动以符合于社会，社会后来将强求人们接受作为生存代价的秩序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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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泛范围的初民社会中，童年的经历与此有天壤之别。由于缺乏奶瓶喂养技术，所有孩子都靠母乳哺育。断奶通常是一个缓慢和渐进的过程，有时一直迟至孩子三到四岁，甚至五岁。这种社会没有盥洗室，故便溺训练也是若有若无，当孩子已到足够懂事的年龄时，大人就简单地责令他们去户外排泄。这些更简易的社会制度表明社会并不对成人强加苛刻的律令，也不会按严格的等级制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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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当下的体质环境也因文化的差异而各不相同。西非婴儿一般束缚在母亲背上，而绝大多数南美印第安人的母亲把孩子置于肩上的网兜中，需要时婴儿即可移向胸前。而且，孩子睡在母亲的吊床中一直到大约两岁。这与美国的母亲与孩子身体的有限接触、独立的小床和托儿所的形式恰成鲜明对比。因此，抚养孩子的差异造成大量成人人格的差异就无需大惊小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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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不同文化中抚养孩子和人格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心理人类学的核心，这曾一度以“文化与人格”领域著称。人类学中的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精神病学中的亚伯拉罕·卡迪纳（Abraham Kardiner）都是该领域的先驱人物，心理人类学力图理解文化对个人情感和认知发展的影响，并描绘某些文化特有的人格特质簇（cluster），它可以看作共同的抚养孩子的实践所导致的结果。例如卡迪纳从理论上归结了印度尼西亚的阿洛尔（Alor）岛上两性之间彼此疑心重重、他们的关系也富有矛盾心理的特征，这是丧失母亲（maternal deprivation）——因为母亲要参加田野劳动——的结果。成年男子似乎企图重新找回失去的母亲，于婚姻中徒然地追求正在养育孩子的女性的持续关注。妇女则怨恨由农业劳动和母亲身份带给自己的繁重而又相互冲突的要求。如果这听上去与现代美国人相似，我们仅需牢记我们与阿洛尔人并无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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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人类学领域还进一步涉及对人们用于应付恐惧、焦虑以及被压抑欲望的文化符号和制度的研究。我们已经看到，俄狄浦斯神话用简易伪装的形式再现了遭禁止的占有母亲的愿望，按弗洛伊德的看法，古代希伯来人关于唯一、全能的上帝的信念，是《圣经》时代最强有力的家长权威的“显现”。同样，蒙德鲁库人突然给孩子断奶以便更好地照料新生儿的方式，造成了同胞手足之间的激烈竞争，它的主要表现可见于弑兄的神话中。此外，人们将被压抑的敌对性发泄到被怀疑为巫婆或妖人的人身上，将他们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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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过把寄托了自己被压抑的愿望的对象作超自然的人格化，从而获得轻松、安全和控制的感觉，但是要揭示这些过程却需要交叉学科的努力，人类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协力同心必然对两个学科都大有裨益。精神分析学已为人类学贡献了社会化和符号学理论，随之人类学亦用人格在文化背景中铸成的事实深刻地影响了精神分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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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事实上人们存在普遍的童年经历，而且由于所有人的心理生活受性欲影响很大，故所有人均有心理上的相似性。从这种共同经历产生了爱和依恋的能力，产生了对更为宽广的社会世界的外部指向。两性间的差异并非完全由遗传确定，机制就存在于建立性身份的亲子关系和完满的异性爱的发展之中。人类经历事实上充满了各种危险，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斗争以及斗争带来的焦虑和矛盾心理的后果。弗洛伊德从神经官能症和文化两个方面来追溯人类的压抑倾向，不过我对把人定义为高度神经过敏的动物颇持疑问。但我们对有利于社会的种种方式是神经过敏的，我们常常为伟大的创造性而困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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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拉撒路（Lazarus），《圣经》人物，马大和马利亚之弟，病逝后耶稣使其复活。详见中文版《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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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该隐为人类祖先亚当的长子，因妒其弟亚伯而将之杀死。事详《创世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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