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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核心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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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具备多种多样的形式，在不同的文化中采用多种方式契约化，但总是产生了成为新家庭单元核心的丈夫与妻子对偶，该家庭由夫妻与他们可能生养的孩子组成。我们称这种群体为核心家庭或夫妇家庭。核心家庭的成员通常居住在同一个住所，尽管有时也事有例外，即可能与其他核心家庭共居在一起。无论这个家庭的生活安排是什么，但大家都认可它是一个具有初级团结和相互负有责任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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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核心家庭并非社会的孤立体，却可认作是一个会晤场所，亲属网中的一个节点。按人类学的说法，丈夫和妻子成长于不同的核心“原生家庭”（families of orientation），现在走到一起构成他们自己的“衍生家庭”（family of procreation）（这个家庭今后将成为他们孩子的原生家庭）。为此，他们不仅组成了一个新的核心家庭，而且也将另两个核心家庭联结在一起，他们的兄弟及后来的子女们的婚姻将此网扩展得更大。出自不同的原生家庭的两人结盟而生出的孩子，将使家庭的父系和母系双方都会形成一个完整的亲属名册。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确定和使用这些联结的方式在各种文化中会有多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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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大多数文化中，核心家庭都被视为唯一合法的婚姻组元，它一般具备主要的甚至是单一的养育孩子的责任。在照料和社会化孩子的任务方面，文化总会规定好丈夫和妻子的劳动分工。在许多社会中，母亲通常主要提供个人照料，至少对年幼的孩子是如此，而父亲则具备一定的权威角色，父母双方在不同程度上对家庭的维系都有贡献。这些角色的实际内容都是文化规定的，因而各个社会之间也不尽相同。在同一社会中也会因家庭的社会等级和其他因素而迥异。而且，责任的分工也可能是模糊的和错定的，正如我们将会见到的，像美国的家庭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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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家庭也是最基本类型的经济单元体，这又是一个文化规定劳动分工观点的流行说法。它是从食物、衣服、玩具到珠宝这些生活用品消费和分配的初级单位，它也经常是经济生产的重要群体。就像我们有“家庭农场”和“夫妻店”一样，在原始社会中配偶们经常在同一块田野中劳动，一起捕鱼，或在家庭作坊中合作。实际上，工业革命对核心家庭最为深刻的影响就是缩减了它的合作生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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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社会中，核心家庭内部都存在着深深的相互依存和互惠性，但这种互惠性通常没有严格的计算或指望准确相等或得到补偿。在美国，某人假定必须为这个原生家庭更初级的亲戚免费付出些什么，但这是一种理想，经常会让位于其对生育家庭之职责。例如，我们社会中的一个男人，会被指望在其兄弟处于财政困难时借钱给他，但他不可将其为子女准备的教育经费拿出来借给兄弟，因为在美国文化中他对子女的责任优先，然而在某些社会中他会被指望优先帮助他的兄弟。尽管宽宏大量，但算账还是要的，就是在最为亲密的家庭和亲属群体中也是如此，不过算账总是悄悄的。人们总不会向自己的孩子出示抚养费用的账单（对中产阶级而言每一个将超过20万美元），妻子也不会因为提供性服务而向他们的丈夫索要现金。然而，在家庭生活的内部予取时，时常会有暗地的嫉妒、对忘恩负义的绝妙的责备、低级形式的贿赂、强迫性的泄露，这表明表象下面人们实际上明了谁得到了什么。这是一张资产负债表，将家庭内部所施加的严重伤害，以及兄弟姐妹之间有时存在着的持续终生的残忍战争都包括在内。家庭的确是一个取暖处和安息所，但也是竞技场，格斗者在其中会受到比来自外部世界更痛苦的伤害，且更难以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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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欧洲和美国，核心家庭被视为社会的基石，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被赋予了极度重要性，许多欧洲和美国人类学家都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令人诧异。毕竟，核心家庭在每个大陆均可见到，在每一种社会复杂水平层面均可见到，从狩猎采集的肖肖尼人和俾格米人一直到西方先进工业国家都是如此。基于这一认识，亲属关系的两位先驱研究者英国的拉德克利夫-布朗和美国的默多克（G. P. Murdock）将核心家庭作为他们对社会系统所有分析的起始点，将与更远一些的亲属的联系作为核心家庭纽带的稀释式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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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立场相反，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核心家庭的基本特征在于，妻子的兄弟，即给予新娘的人，在家庭结构中具备持续的中心位置，与此相应，斯特劳斯式的不可分解的单元，或叫亲属关系的“原子”，是由丈夫、妻子、儿子和舅舅组成的。从这一有所修正的观点出发，列维-斯特劳斯继续分析家庭是一个婚姻交换和联盟的会晤场所，当然首先要有乱伦禁忌。由此引出的结论是核心家庭并非社会的初始形式，一个普遍和自然的单位，而是它所隶属于其中的更大交换系统的协变量，对列维-斯特劳斯而言，真正的社会初始形式是婚姻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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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社会的观察表明最接近“自然”和普遍的家庭单元是由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们所组成的，这一观点为大部分家庭的研究者所认同。在几乎所有的社会里，母亲对孩子权利都被视为优先、自然和合法的，不管她结婚与否。她生育孩子就足以使她自然的母亲身份成为合法的母亲身份。另外，全世界除东非的一些群体，男人并不因为生物学上生育这个孩子而自动具备合法的父亲身份。一个男人成为合法父亲的唯一途径就是与生育了这个孩子的女子结婚。母亲的权利被视为自然的，而父亲的权利必须通过契约，因而是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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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身份之间的差别，可以从母亲的身体经九月怀胎一朝分娩而男人的贡献仅仅数秒钟这一事实暗含的认识中推导而出。无论区别男人和女人对孩子权利的源头是什么，这是一种普遍深入的现象。绝大多数初民对生物学上父方的基本事实是清楚的，即异性的交合对生育孩子是必须的过程，但大多数人对复杂的胚胎学知识却知之甚少，如存在精子和卵子——两者肉眼均不可见——认为怀孕就是两者相遇。在缺少科学的时代，臆想经常代替科学，某些群体求助于某些设施来强化男性的贡献。某些南美印第安人群体相信精液是孕育婴儿的原始材料，某些交合动作是积聚原始材料的必经环节。这使丈夫的贡献极为重要，即使他妻子有一个秘密情人也无所谓。这一观点将女子视为用于烹煮本质上是男人创造物的一口锅。但是尽管父亲身份为众人所知，但这样的认识并不必然意味着一种法律上的联系。于是，在巴西中部的库伊库鲁印第安人中，一个孩子称呼所有在其母亲在怀孕时期与她有过性关系的男人为父亲，但这是一个玩笑性的头衔，其真正的父亲是母亲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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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身所在的社会情形就相对复杂些。直到近来，许多州对非婚生子女父亲的处理方式几乎相同：他们必须对孩子支付赔偿金却对子女没有任何权利。然而，从1980年代起，有一些法律案子已经有过生身父亲试图阻止流产或阻止母亲让别人收养孩子的情形。在1987年新泽西州一个广为人知的案子里，有一位妇女曾签约为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用的是那位男人的精子，结果却反悔试图留下这个新生儿，因而拒绝收取1万美元的合同佣金。在长期的诉讼后，案子被送达新泽西最高法院，后者判决“代理母亲”接受付款是一种婴儿买卖的行为，违背公共政策，因而判决合同违法，认可生身父母是合法双亲，并考虑条件的合适性而让生父取得监护权，生母具有访问的权利。但法律体系的其他方面仍然确定母亲的权利是首位的，抚养权一般判给妇女，在美国无父家庭远多于无母家庭。孩子的抚育权首先给予妇女也反映了共同的法律认同：对孩子的幸福安宁而言，母亲比父亲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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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论述过核心家庭几乎总是更大亲属网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些更高级别的群体经常承担着重要的功能，而让这些婚姻单元差不多无事可做。有一个民族志的例子来自从前印度雇佣兵种姓纳亚尔人，他们的丈夫-父亲角色丧失殆尽，从而使核心家庭根本不存在。在印度习俗下为了保证其财产权，年轻的纳亚尔女子与某个男子履行仪式性的婚姻，而后者此后不会进一步介入她的生活。因此这位女子兴许会有一大串情人，有些结合会稳定和长久，但过去男人们因军事战斗而经常不在，从而导致了剧烈的倒转。就男人而言，他们和自己生养的孩子并无亲密关系，而是在自己母亲或姊妹家中具有最稳定的纽带。因而核心家庭尽管几及普遍，但亦不尽然，只有作为婚姻通常的结果，它才是真正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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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亚尔人是我们前面章节讨论过的社会系统功能整合的一个极好的例证，因为他们的主要生计来源使家庭适应于需求。核心家庭尤其是极地爱斯基摩人和内华达州及犹他州中部沙漠的肖肖尼人的主要亲属单元。在每一栖息地为生存而努力奋斗，要求在寻找食物时最大限度的疏散、灵便和流动。同样，核心家庭在西方工业社会也是主要的亲属群体，正是这样的单元最适合于迎合现代社会，对灵活、流动的劳动力的要求，而且这种家庭形式可以合法地被赋予再生产的责任和下一代的抚养。美国的核心家庭比在任何地方都要表现得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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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美国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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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善辩者、博学之人和政评专家每天都在用各种方法告诉我们核心家庭是美国社会的支柱，就其作为一个政治化的实体来看，通常可以将其视为我们的公共秩序及稳定性的基础和道德源泉。对个人而言，可以借用历史学家克利斯托弗·拉斯齐一本书的书名，家庭是“一个无情世界中的庇护所”，一个敌意和无度的社会环境的安全避难处。这种价值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某些政治家和某些节目都一直被骄傲地被标明为“支持家庭者”（pro-family），这似乎是一个空洞的立场，因为我们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还没有产生出一个反家庭的政党。实际上，采用支持家庭的标签的群体，可以认作是政治生活的右翼，它们一般致力于反对在学校中开展性教育，推进公立学校的祈祷，提倡新的反堕胎的禁令。饶有趣味的是我们注意到这样的标签仅在或大约在1980年代进入到政治领域，“支持家庭”的真实情况是有可能变成集会时的尖叫，从而表明今天的家庭，多半还有政治，都是非常有问题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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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代核心家庭的问题的一部分来自它与更大亲属群体不断的分离，随着亲属们越出了原初的联结，相互依存和互惠的纽带也日益弱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广泛的亲属网已经在美国的大地上完全消失。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向美国的大移民，带来了整个亲属群和整村整村的人。首先来的移民到达后，省下自己的工资寄回老家充做他人旅费，然后不断重复直到许许多多亲戚都来到美国。移民喜爱紧挨亲戚、乡亲和本国同胞居住；美国中西部的北端吸引着斯堪的纳维亚人，美国城市的各个区域变成了各少数民族的聚居区，那里还保持着欧洲的语言和风俗。如在移居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样，移民在新国土上也互相帮助。亲戚的熟识和影响通常用于找工作或与官场斡旋。亲戚们相互帮助的方式恰如早期美国乡村人民的做法。犹太人的“表亲俱乐部”或“家庭圈”是移民后出现的典型现象。这些团体的成员经常数以百计，有些人甚至一直把祖先追溯到俄国或波兰乡村中早就死去的老夫妻身上。这些对安排婚姻、教育更有出息的年轻人、提供经济资助方面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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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这类团体今天已死气沉沉，但在移民们的蓝领后裔中仍然可以发现庞大的亲属网络。美国工人阶级在居住和职业方面比中产阶级更少变化，他们的居住街区丝毫未变。在哈姆特拉米克（Hamtramck）、密歇根、芝加哥的布里奇波特（Bridgeport）区和贝永（Bayonne）、新泽西等地，许多成人恰如他们的父母乃至祖父母一样，都出生在这些社区中。他们在同一所教堂中受洗，将来亦将在此举行葬礼，男人们多半与父亲在同一工厂中工作。他们的配偶一般来自镇上或附近地区，这样就混合、扩展和加强了亲属关系和居住街区的交叉叠盖。从最初的移民经过三到四代，家庭网络的扩展将使每一街区都形成一个亲属关系中心，它们的数量将扩展到邻近的社区中。这些人在就业信息、小型借贷、政治支持和友谊方面仍然互相依赖。每个星期天的正餐时家庭网络的各个部分会相聚，恰如每次上教堂做礼拜也都相聚一样。人们经常发现居住在家户中的年长的祖父或祖母会全面而积极地参与到家户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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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亲属关系圈同样也是富人的特征；拥有通用汽车公司和杜邦公司的杜邦家族，保持着三千名以上的亲属名册、一百年以来的家谱记载和整个亲属圈财产的一半。穷人聚在一道是因为他们势单力薄，而阔佬保持亲属纽带是因为有利可图。后者在我们委婉的说法“一个古老的家族”中就可看清这一点。现在除了生在试管中的社会名流或单性生殖的社会名流，每个家庭都与别的家庭一样古老。古老，流行的习惯用法是指几代以来该家庭一直财大气粗、显赫非凡，如果将某人的渊源追溯到这样的家族那儿，自然有明显的物质利益，因为这将提供一个上层阶级的地位，杜邦们是绝不会忘记的。显而易见，当血统追溯到即使就是百余年之前下金蛋的鹅时，许多人亦会找到共同的亲属关系。这种纽带是值得保留的，它可以使银行总裁和工业家盟约、参议员和州长联手。他们彼此认识和了解，他们具有共同的“血缘”联系，他们也互相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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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关系网最大的压缩发生在美国的中产阶级中，对此有许多作用因素。中产阶级由奋斗者和攀登者组成，他们至今还没能壮大本阶级，但却希望这样做。许多人都是新出于工人阶级，希望靠自己或是靠子女们进一步改善地位。新人此阶层的人的流动性或许会得到、或许得不到亲属的帮助。假如某人的表亲是一名律师或医生，那显然也是有帮助的，哪怕只让其进入他的乡村俱乐部也行。另一方面，如果你的表亲仍说着浓重的方言，按美国中产阶级标准他的举止言行仍属粗俗不堪，那他对你提高社会地位就只会产生拖累。与这种亲戚脱离关系心安理得。“我们之间毫无共同之处”，这就是成功者的借口，而他的下层阶级的表亲会抱怨自己的亲戚在装腔作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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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升迁过程中摆脱亲戚，也用外出的方法远避亲戚。中产阶级流动性的一个方面就是变换居住地点的比例相当高。人们富裕后会从布朗克斯（Bronx）搬到斯卡斯代尔（Scarsdale），直线距离不过几英里，但社会距离却无法计量。中产阶级的青年外出上大学，在那儿与来自本国其他地方的人结婚，最后一般随便在哪里谋求一个职业。一名男子如果成为中等规模公司行政部门大批雇员中的一分子，他很可能在一地只住几年。全国规模的公司现在也把雇员的经常调动作为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以致需要常规性地买下调走者的房子再卖给接替者。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有点像在军队里——总是在不断调防。正如在军队里一样，人们失去了亲朋故友的音讯，他们自己也支离破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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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并非完全摆脱自己的亲戚，而毋宁说是联系越来越淡漠。某一特殊的事件如婚礼或葬礼把亲属们聚集在一道。小型家庭在感恩节时团聚。圣诞节带来贺年卡经常还有复述过去一年所发生的家庭事项的信札。但是中产阶级的成员不常求助于亲属。父亲或姊妹或许会登门造访请求物质帮助，但表亲或姑（姨）母却绝不会如此。相依为命的群体现在又缩回到核心家庭。同样，在谋求职业时，一个人将更多地依靠朋友或同事而不是亲戚，除非恰巧他有近亲是同一类职业。如果某人失去工作且经历了较长的失业阶段，他的兄弟通常既无财力也不被指望支持该人的家庭。他只能求助于储蓄和失业保险，恰如健康保险一样，在人生病时家庭并不承担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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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级政府扩展的社会服务功能已减轻了核心家庭及其亲属的许多重负，但亦抹消了其存在的部分根据。上个世纪家庭把教育功能转让给了学校，现代的某些父母甚至把孩子的恶劣行径归罪于教育体制。在过去的农业经济中家庭具有生产功能，因为农场需要每个家庭成员的劳动。如大多数家庭企业一样，家庭农场现在正在消失，男亲属也很少一起参加劳动。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工作成就，都是在远离家庭和住所之外获得的。假如他们的工作性质十分复杂，则他们的孩子经常就难以理解父母为生计在忙些什么；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孩子对父母主要的作息起居也颇感费解，也同样不理解父母亲。一个农场的男孩可以看到他父亲在工作，矿山小镇的孩子从早年起就知晓自己父亲的职业。但一位父亲每日早晨8
:00即离家直到晚上7:00方返家当然会造成一种暗昧，如果他也是一名计算机程序员或广告代理所的财务人员，那隔阂会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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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直接的互惠性——虽然是延误的——预设了家庭的经济统一性。一对夫妇养育孩子，指望自己老来受子女赡养。然而，社会保险和其他退休制度的实施，已减轻了核心家庭对老人的经济责任，并且在此过程中家庭中逐渐没有了祖父母辈老人的身影。某些年龄档次的人组成的社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出现在美国，那时退伍老兵在旷远的郊区买了房子，形成街区，这里很少有人大于三十五岁。从那时起，开始用退休金建老年人社区（或者称为金色时代社区）。首先出现于美国西南部和佛罗里达的这种村庄现在已遍布全国，这些地方就是中产阶级美国人的老死之处。如果足够幸运，那些孤苦伶仃之人尚可与子女在一起度过余生，但更常见的是被居住在城郊的子女扔在城中不管，他们只好以社会保险金糊口。当他们不再能自我照料时，不管富裕者还是贫困者都在小型疗养所中靠医疗照顾和医疗补助维持残生，但直到一命呜呼仍然形影相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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