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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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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美国一开始就从历史出发批判进化论。20世纪早期大部分反进化论的著作来自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及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们的研究。博厄斯曾受到德国科学家及哲学家恩斯特·马赫的深刻影响，后者主张严格的经验主义和在理论上小心谨慎，不允许过于偏离事实。从他们自己以及其他人所搜集的日益丰富的资料出发，博厄斯研究团队以反例来指责进化理论包罗万象的概括，以严格的描述与分析取代进化论者广泛的综合。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等人认为，“图腾复合体”是宗教进化中的必由之路。亚历山大·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则指出，图腾复合体由一系列不同的文化要素组成，而这些要素只是偶尔共同适合于复合体的标准定义。图腾制度于是就成了大杂烩。在这一意义下应该指出，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与简单的文化中，动物的名称是一样的。有时，我们遇到沃尔夫（Wolf，狼）先生、福克斯（Fox，狐狸）小姐或者巴杰（Badger，獾）太太，他们可能是麋鹿或驼鹿俱乐部之成员，为哥伦比亚之狮和芝加哥之熊助威，我们并不认为这是特殊的图腾。但这是某种图腾制度，而且提请我们注意，建立于类型学——不论称之为图腾制度、母系制、族外婚或不管什么——之上的概念构架，它的基础是不牢靠的。进化论的错误之一，是认为极方便的类型框架就是确实的、具体的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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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H．罗维（Robert H．Lowie）出版于1920年的《原始社会》看来是给予进化论的最后一击。罗维是博厄斯的学生，他推翻了群婚概念，指出一夫一妻并非文明的创造，而是存在于世界上某些技术最原始的社会中的主导的婚姻规范。在这一论述过程中他证明，所有社会中都有核心家庭，而且它还是肖肖尼人、爱斯基摩人，以及其他仅能维持生计之民族的主要亲属群。罗维不同意母系制在时间上先于父系制。更重要的是，他以系统的证据表明，氏族关系并不只属于技术最低下的人民；相反，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氏族普遍存在于复杂程度和技术效率都是中等水平的社会之中。人类学家哈纳（M．J．Harner）近来的研究肯定了这一发现。然而罗维对进化论的贡献并不完全是批判的否定的，因为他为一种较为严谨的社会进化论奠定了基础。这种进化论更紧密地与技术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以排除早期图式的单线性特征。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部再述及现代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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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派最尖锐的攻击是针对这样的观念，即进化在全世界都经由十分确定的前进阶段。这即是假定，每个社会从它先前阶段的知识与制度中产生下一阶段，这是一种包含于自身之中的发展过程。然而对这一观点的批判则强调，社会发展与变化的主要途径不在于内部，也不是自发的，而是通过外部的影响。这是通过“传播”（diffusion）过程，即文化的各种项目由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即使认为进化论者的阶段是存在的话，也可以由于引进某种新技术或与更发达社会的密切接触而越过整整的一个阶段。考古学的证据表明，人们靠削石制得最早的工具，在尔后的时期中，石器是磨尖的和磨光的，接下来是冶金术时期，依次是铜、青铜、由铁到钢的时期，以及我们时代各种新的金属与合金。这整个过程经历了数千年以上，而许多社会没花多少年就完成了由石器到钢制品的转变。通常是通过商业，钢制品即在一夜之间几乎彻底取代了石器，同时伴随着整个文化的振荡。类似地，日本在19世纪向西方开放后，仅在几十年内就由封建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确实存在通往将来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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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项目是由外部注入一个社会，还是这个社会自身独立地形成的，这对于运用比较方法的人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同样，对于那些强调基于严格进化过程的历史命运的人说来，则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可以万无一失地说，几乎所有文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容首先都是来自传播。固然，也有独立的平行的重要发明，这表明在文化母体中可能出现创新。G．W．莱布尼兹（1646—1716）和伊萨克·牛顿（1642—1727）彼此独立地创立了微积分，但他们都是在他们时代共同的数学背景中工作的。查尔斯·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华莱士并没有相互商议而同时得出了自然选择的概念。同样必须记住，在19世纪中叶有大量关于生物进化的猜测，这一理论迟早会瓜熟蒂落。植物栽培，这是人类史上最重要的独立创造之一，至少一度发生于新大陆，尔后又两次或多次独立地发生于东半球。可以推测，一旦收集野生植物的人们开始保存某些收获到的种子，以再次种植到较合他们心意的地方，植物的培植也就开始了。辟出一块种野生植物种子的土地，并在生长期间除去杂草，这不过是迈出了小小的一步。若将最好的植株的种子收集起来用以播种，那么这个群体基本上就在沿着栽培植物和完善的园艺学方向前进。它或许开始于有限几个小场所的小小涓流，但却在尔后形成非同寻常的革命性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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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上，如同在微积分和自然选择理论上一样，创新之所以发生，以及更重要的，之所以被接受，是由于先前的文化环境提供了原材料和动机。汽车是个奇妙的发明，但在这之前已经发明了早期汽车的每一个部件、装配原理和机制，其中最重要的轮子约出现于六千年前。如同绝大多数发明那样，汽车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已有部件之重构。创造或许依赖于人类的天才，任何社会都不乏天才，但天才必须以文化给出的物质、在文化设定的框架内起作用。同样确凿无疑的是，尽管需要乃创造之母，但需要却属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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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以及先前的背景导致发明，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文化的有些要素传播到某些社会之中，而另一些要素则被拒之门外。文化并不是海绵，会汲取邻近文化中所有的浆汁，因为传播过程具有很高的选择性，既取决于有关的文化，也依赖于所扩散的精神特质。有用的物品如钢斧、小刀，通常立即被接受下来，以优良材料制得的同样的工具取代了石器。这一过程大大影响了全世界初民民族的物质文化。制陶在蒙德鲁库人那儿濒临消亡，现在他们的大部分烹调器皿是铝和钢的锅、盘和去掉了顶部的五加仑汽油罐。群体中普遍使用轻武器，不在乎弹药的价格和花费，甚至还从商人那儿买了吊床，看来纺织技艺的完全失传也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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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许多项目由于某种内在的吸引而迅速传播。酒精在北美印第安人中迅速扩散，而烟草由美洲传播到世界各地的速度更快。印第安人种植烟草的技艺和吸烟习惯，首次引入欧洲是1556年，之后不到一个世纪即传遍全球，最后又经西伯利亚传入阿拉斯加的印第安部落。除去用途与癖好外，还有很多因素可以解释一个社会对某些文化特质的融合或排斥。某些要素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它们来自被认为是更有声望的文化。这是西方文化向非西方文化传播的一个主要缘由。欧洲的发式与服装成为全球的式样，我们的流行音乐风靡各大陆。音乐风格的旅行显示出这一传播过程之错综复杂。我们的韵律音乐传统如爵士乐、布鲁斯和某些摇滚乐，是由来到新大陆种植园的非洲奴隶带来的。这种非洲音乐在经历变化后在20世纪传到白人中，是一场与由高声望文化向低声望文化扩散相反的传播，最终，美国黑人音乐又为非洲人重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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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文化要素是被接受还是被排斥，最终取决于它与接纳它的社会的文化相容性。拍约他片——一种温和的致幻剂——的宗教用途从墨西哥北部传到美国西南部以及西部大平原的印第安部落。在出神状态中追寻幻觉，以及与精灵世界直接交流，本来即是标准的西部平原文化的传统，致幻的体验与这种已经存在的模式相一致。在非洲，基督教已把地盘丢给了伊斯兰教，后者允许一夫多妻制，对其成员的要求不过是声明忠诚于它，信徒们一起参加祈祷，只有少数无足轻重的戒律，例如从闪族传来的不准食猪肉的禁令。而基督教则坚持一夫一妻制，强调罪恶与原罪，这有悖于非洲传统的社会控制形式，也使僧侣们感到力不从心，这是一种要人们采取实质上是欧洲人的生活方式的训诫。白人传教士提供学校设施，训练年轻人，使他们适应所面对的新时代，从而获得了早期的成功。然而新的民族政府建立了公共学校，现在又从中央对教育实行严密控制，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削弱了传教士的影响。对于普通非洲人来说，基督教是一种欧洲宗教，等同于殖民主义，而伊斯兰教则早在一千多年前即在非洲扎下根来。因而基督教从内容到渊源都是异己的，许多与非洲文化相协调的基督教团体并不是出于传教士们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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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特别抵御文化的变迁与技术的创新，通常这被归于他们普遍的和固有的保守。农民为维持生计而耕种，到市场出售少量物品；他们之所以不信任外界，完全不是由于他们的无知和没有理性，而是表明一种基于漫长而苦难经历的尖锐的认识：他们不指望能从城市和政府得到什么好处。在美国的农业专家们输出广为宣传的“绿色革命”时，尽管他们清楚地向农民保证能获得高产，农民们还是直截了当地拒绝新的品种和耕种方法。一些农民从经验认识到，坚持不让步总不会有错。后来，许多新种表明不能抵御地方病害，或者要取决于只有在最好的年景才会有的气候条件。确有一些奇迹般的成功，但同样也有空前罕见的失败。对于复杂的事项来说，绝大多数农业革新都需要在机器和肥料上投资，这对于富裕的农民是有利的，他们还力图扩展他们的土地以更有效地使用新技术。大多数不那么富有的农民情况相应地就不妙了。绿色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场社会灾难。谷物产量增加的代价是农村的贫困、失去土地以及贫富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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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新项目，不论来自一个社会的内部或外部，必须能为原有文化的意义所接受，这在第二章中已经讨论过。如果这些意义完全是另一回事或不协调，那么提供的新项目，不论是一个观念、一件人工制品、一种信念或一种方式，都将直截了当地被拒绝。新项目被接受也是常见的，但在接受过程中必须对之进行诠释和修正，以适应原有的文化。由蒙德鲁库民间故事中的三个例子可以说明所传播的项目在融合中被修正的过程。蒙德鲁库人有一个关于两个丢失的小孩的故事，这在内容上和欧洲的汉赛尔-格莱特童话（Hansel-and-Gretel）(1)如此相似，以致可以排除是独立的创造。然而在二者之间还存在两个重大的不同。首先，后母在蒙德鲁库人中并不认为是邪恶的，故事的这部分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于是作了相应的修改，孩子只是被他们的亲生父母所遗弃。其次在故事末尾，孩子将邪恶的巫婆推人火中，但又加了一段情节：当火烧着巫婆时，她的眼珠爆了出来，从每一只眼珠中蹦出一只猎犬，它们就是最初的狗，是蒙德鲁库今天所有狗的祖先。于是，这个寓言就成了蒙德鲁库人整套造物传说中的又一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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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德鲁库与巴西基督教的接触已有一个多世纪，某些圣经故事已进入他们的口头文学。在阿德琼（Adjung）和爱娃（Eva）的故事中，《创世记》的影响清晰可见。阿德琼和爱娃生活在美丽的地方，无需工作，但同样也不懂得性。一条蛇游来告诉阿德琼该和爱娃干些什么，但他拒绝了，说这会伤害她。蛇劝诱阿德琼，他动心了，从此人就有了性关系。在第三个故事中，蒙德鲁库人详述源于非洲的龟与兔的故事，尽管用一只鹿代替当地所没有的兔子。龟与其他的龟们密谋，要它们一个个待在赛跑路径的沿途，使鹿以为一开始的那只龟一直在跟着它跑。鹿最后跑到精疲力竭而死，龟们则坐下来吃鹿肉。这截然不同于非洲的道德：“慢与沉稳者赢得胜利”，但却与蒙德鲁库人认为龟是邪恶之徒的故事圈完全一致。要是不知道这个非洲故事，就会认为这是典型的蒙德鲁库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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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的传播中，新旧的结合过程是调和（syncretism）。例如，基督教就是由希腊理性主义与神秘的犹太教调和而成的宗教，正如伊斯兰教调和了7世纪阿拉伯宗教以及基督教和犹太教中的要素一样。这一过程仍然在几乎所有的文化变化中起作用。在巴西东北部，有一个被称为坎东贝勒（Candomble）的教派，供奉以天主教圣徒命名的精灵崇拜对象，但这些精灵还有另外的名字并具有西非神的行为特征。特别是在仪式中，对圣神的狂热占有了一切，这是西非的另一种特质。随着五旬节运动（Pentecostal movements）——其特征也是幻觉状态——的日益普遍化而又反过来影响巴西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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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重新诠释与调和过程来结合新的特质，社会就能汲取邻近社会的文化，同时又能保持自己的个性、特殊性和统一性。因而变化的范围缩小了，与原有文化不一致的可能性也减小了。但不管怎样，由于传播作用，经过一个时期，彼此相邻的社会的文化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之处。相邻或相近社会文化的趋同倾向造成某些地域中文化的相似性，这被称为“文化区”。在一个文化区的界域内，各个组成的社会尽管绝不是等同的，但却具有大量共同的特质。对各文化区的描述表明，其发展过程中涉及千丝万缕的联系，相比之下，简单的传播机制所涉及的关系则要少得多。人类学家克拉克·威斯勒尔于1922年在墨西哥以北的北美土著人中发现九个文化区：东部林区、东南区、西南区、加利福尼亚区、高地区、北太平洋沿岸区、西部平原区、爱斯基摩区和麦肯齐区（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内地）。这些区域几乎与北美环境区完全吻合。威斯勒尔指出，文化区与该区主要的谋生手段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我们已在第六章中讨论了这一点。加利福尼亚区——包括大部分内华达州——以采集种子为生，西部平原区的特征是骑马狩猎野牛，北太平洋沿岸区和高地区的社会主要依赖于捕鲑鱼，爱斯基摩人捕猎海上哺乳动物，麦肯齐区的人追捕北美驯鹿及其他动物，而东南区、东部林区以及西南区的部落则主要种植玉米，各文化区内的大部分相似之处都是文化适应于共同环境的结果。再者，由于生态适应的类似性，因而特质也就更容易从一个群体传到另一个群体。整个平原捕猎野牛者就是这样迅速地掌握了驭马术，所有北太平洋沿岸群体的捕鱼技术大致也是如此传播的。作为地理上的统一体，文化区也是密切交流的区域。在整个西部大平原上，人们骑马旅行穿梭来往，西北海岸的人们则乘坐独木舟穿过加拿大太平洋的内陆水路互相交往。有些文化区被自然的障碍隔开，因而彼此难以传播，落基山脉是西部大平原与高地、犹他、爱达荷、内华达的大盆地之间的屏障，而加拿大喀斯喀特山与落基山则从内部隔开了北太平洋沿岸与麦肯齐内陆。这些屏障并非不可逾越，但毕竟不利于相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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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社会与文化的变化时，表面上看，传播现象和各种文化彼此间的历史影响是引进了一种外来的因素，一种偶然的不确定因素。进化论的早期批评家们就认为，传播就是这么回事。纯粹而又规则的进化体系被代之以一种描述，一一列举这种或那种文化的形形色色的特质所以产生的源泉，以此来解释文化的发展。这是一种特殊主义的、反理论的方法，它以排斥所有的次序来驳斥进化论。实际上，传播作用在本质上与独立的发明并无二致，在我们的资料中，传播过程与进化过程是相谐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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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进化，如果具有任何什么含义的话，必然是指有序的和有方向的历史过程。其方向之一是社会日益复杂，另一则指向更高级的技术。这两个特征自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依赖的。我们关于传播所知的一切都表明：这是一个有序的事件。更有效的技术通常取代较无效者，于是社会就形成一种普遍的趋势，通过获取越来越多的能量，以发展开发环境的更多的生产手段。如短期内的选择包括使用更好的斧子、弓箭或新谷种这样处于表层的传播，最终即导致长远的变化，我们称此为进化。传播偶尔也会引起与过去激烈和根本的撕裂，但通常情况下，在社会的原有模式中没有地位、没有功能、也没有意义的特质不是被排斥，就是被修正。国家观念就不会传播到完全没有制度胚芽的社会中，除非从外部进行周密的干预。没有灌溉知识与技术，农业技术也不会传播到沙漠地区。传播与生态过程遵循共同的过程。若一种文化采纳一项革新，传播也就开始了。在这个意义上，采纳一项独立的发明与接受传播项目的前提条件完全是一样的。二者都关系到有序的变化，因为它们都必须安置到一个整合的文化系统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过去铸造了将来。捉摸不定的历史即以这样的方式——使文化与社会的变化有序并可以预见——嵌入到文化进化的松散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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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新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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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化思潮复兴之时，作为整体的人类文化的进化以及个别文化的进化，这二者间的区别曾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理论课题，这一思潮兴起于20世纪，在20世纪40年代达到鼎盛，到20世纪60年代走向式微。这一所谓新进化论的主要设计者是人类学家L．怀特和J．斯图尔德。他们理论的特点是突出经济因素，尤其是技术因素，因而二者都是唯物论学派发展中的重要人物，这一学派在过去的30年间成为人类学中举足轻重的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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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怀特对易洛魁人感兴趣，因而他受到L．H．摩尔根著作的影响。他并没有在摩尔根的工作中发现错误的理论——怀特早期的工作曾使他认为是这样——而是发现了一位尚未成熟的潜在的理论家。怀特认为人们低毁并且不公正地忽视了摩尔根的工作。他撰写了一系列论文来捍卫摩尔根，但在这一过程中他发展了一种更多地具有他自己特点的进化理论。怀特假定并经常当作事实来论述，是技术效率的增长——以一个社会中人均耗能来衡量——导致、推动并决定着人类社会的进化。最古老的、最少进化的群体只使用人力，尽管某些技术发明如斧、弓箭等使他们能更有效地释放能量。箭只是受到人力的推动，但手臂肌肉拉拽弓弦则转化为箭的射击。这就是在文化进化中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尽管其意义不如农业的发展、使用畜力、发明蒸汽机或利用原子能那么大。所有这些都代表社会支配外部能源的不同阶段，并开始挥霍这个行星上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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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怀特赞颂摩尔根，但他却不是一位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经由确定不变阶段的单线进化论者。虽然他看到由最简单社会到最复杂社会进程中的普遍序列，但他认为这是整个人类史，而不是这个或那个文化史都要经由的序列。他认识到，要整理出各项技术发展的编目就得在各大陆之间和各社会之间来来回回地周游考察。欧洲与美国可能是先发现了原子能，但肯定不是他们发明了农业、风力、或车轮。在怀特的著作中，技术比人类进步的显著阶段更为重要，是进步的主要源泉。对应于马克思的区分，他也作了一种划分。怀特认为，每一种文化都由以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基本设施、社会体系以及意识形态系统组成。前者，即技术，在他关于后二者图景中是决定性的。这是一种单向的因果关系，怀特并未承认政治体制、宗教和哲学可能影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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