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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170251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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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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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第4章 魔鬼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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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经济人的终结》，1969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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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本书第一次出版时，那是在1939年初，也就是漫长的30年前，本书堪称为一本令人震惊、离经叛道的书籍。当然，这本书绝非唯一的一本坚决反对极权主义信条，或者坚信纳粹主义纯粹是十恶不赦的邪恶的书籍，但是其他的书——大概有数百本——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些年里替希特勒辩护。它们或者想出了一些假冒的纳粹主义历史，称之为“德国民族的性格”，或者把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描写成为“苟延残喘的资本主义”。在我的这本书里，“民族性格”之说被驳斥为假冒的理性分析。“民族性格”或者民族历史可能可以解释一个民族的人民怎么去做事情，但不能解释人民做了什么事情。本书对纳粹主义做出的诊断（还有法西斯主义）是它是一种蔓延在欧洲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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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还有这些观点导致的结论，在20世纪30年代那个时代就相当于异端邪说，以至于我自己在出版这本书之前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这本书的第一部草稿包含了该书的主要观点，它完成于1933年，希特勒正当权的时候；然而，我因为自己的发现而深感不安，虽然这些发现在我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我还是决定把这部手稿压一段时间直到自己可以通过实际发生的事情来检验该书的结论。但是，即使是在我书中的预言通过20世纪30年代的局势发展已经得到证实的情况下，在很长的时间当中仍然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结论的确是太“极端”了：希特勒的反犹太政策将由于这种政策内含的逻辑而被推向实施“最终解决办法”，就是杀害所有的犹太人；还有西欧庞大的军队将不足以抵抗德国的军队；以及斯大林会和希特勒签订一项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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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也就是1938年的秋天，已故的理查德·沃尔什（Richard J.Walsh），当时的John Day出版社的社长，同意出版这本书。不过即使在那个时候，他还试图让我低调处理那些“极端”的结论，让我通过暗示而不是直白的方式来表达这些结论。然而，理查德·沃尔什既是一个出版商也是当时一位资深、开明的新闻工作者，而且见多识广。他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能敢于冒险出版这本书，而且，他后来的确遭到了“开明的”书评者们的尖锐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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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出版6个月以后是1939年的春天，（正如我预测的那样）斯大林和希特勒结成了联盟。又过了12个月或18个月，在1940～1941年那个凄冷的冬天，在敦刻尔克后，法国败给德国纳粹，英国选择了《经济人的终结》作为一本政治书籍发送给第一个准备向纳粹邪恶势力开战的国家的年轻的预备军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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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这个词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词汇里是找不到的，在《经济人的终结》这本书里也找不到，但是，西方人和西方社会及西方政治信条之间变得疏远是这本书的中心论点。从某些方面来说，《经济人的终结》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预测了自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欧洲政治的主导色彩——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这本书的两个主要章节的题目分别是“大众的绝望”和“魔鬼的回归”，这些题目在今天听起来很熟悉，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或者自法国革命以来那段较早的时期，这些题目都是非常触目惊心的政治题目。《经济人的终结》这本书，据我所知，也是第一本把克尔凯郭尔[2]当成是现代政治学方面的思想家。然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那些关于存在主义和“异化”的大量文献极为不同的是，《经济人的终结》是一本社会和政治学方面的书籍，而不是一本哲学书籍，更不能说是一本神学方面的书籍了。本书开篇第一句就说：“这是一本政治书籍。”可以肯定的是，该书探讨各种学说、哲学和政治信条，但是它们是被当成研究政治动态的具体数据，它的主题是一种政权的兴起而不是一种信仰的兴起。这本书和人的本性没什么关系，而且和社会的本质关系也不大。这本书主要探讨的是一个既定的历史事件：欧洲社会和政治结构的瓦解，并以纳粹极权主义兴起并统治欧洲而结束。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而不是精神上的苦恼，构成了这本书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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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这一时期出版的其他书籍不同的是，《经济人的终结》认为欧洲的悲剧是由于政治信仰的丧失和欧洲大众政治疏远的结果。我尤其认为欧洲之所以会急转直下地陷入极权主义绝望之中，其原因是人们对主宰着“摩登时代”的政治信条的幻灭，而所谓的摩登时代早在300年前就开始了。现在的时代一个关键的信念就是社会可以变成理性、有序、可以被控制和理解。失业和战争是特殊的“魔鬼”，它们阴魂不散地笼罩着那些战争岁月，自由欧洲的现世信条既不能消除也无法控制这些力量，而且没有任何现存的经济和政治理论可以解释这些力量。虽然这些力量原本是人道的和具有社会性的，但是在社会里，它们被证明为不合理、无法管理、无意义和任意的，正如那本质充满敌意的魔鬼般的力量曾使得先人沦陷到无能为力的绝望之中。不过，20世纪的人不会再回到那种宗教信仰的理性时代，虽然这种宗教理性给予了先人以精神上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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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和这本书对基督教的重视程度来看，《经济人的终结》也许是当时最不时髦的书了。30年前，我的同代人，仍然是18世纪启蒙运动和19世纪反极权主义的孩子，倾向于忽略基督教的反对者们，从克尔凯郭尔到法国的工人—牧师（worker-priest），他们认为这些反对者是孤立的浪漫派，他们不可救药地脱离了现实。《经济人的终结》，就我所知，是第一本在书中表达了和现在所持的观点相同的见解，那就是这些基督教的反对者们是无情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致力于解决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真正问题。这个观点使得本书预示了基督教民主党派的崛起，该党派在战后的欧洲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另外还预示了在罗马教皇约翰领导下的天主教堂的机构组织现代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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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济人的终结》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最终，教堂还是无法为欧洲社会和政治提供必要的基础。教堂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虽然其原因和当代人所认为的不同。宗教确实可以给绝望的个体和个体对自身存在感到的痛苦提供一个答案，但是它无法对大众所感到的绝望给出一个答案。我认为即使在今天这个结论仍然是正确的。西方人，或者说今天的所有人，他们还没有做好摒弃这个世界的准备。如果人类仍然在等待被拯救的话，他们等待的是现世的救赎。教堂，尤其是基督教堂，可以（并且应该）传“社会福音”，但是它们不能（也不应该）让政治代替上帝，同样也不能让社会科学代替赎救。宗教作为任何社会的评论者，既无法接受任何社会也无法接受任何社会规划，除非它摒弃宗教的真正王国，即与上帝同在的灵魂。这其中显示了教堂作为社会良知的力量以及它们作为政治和社会力量的不可治愈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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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年里，人们对“革命”这个话题谈论很多，“革命”这个词的意义却是抢座位游戏。《经济人的终结》这本书是第一本认为这无非意味着把《伊索寓言》里的专制君主（King Stork）换成《伊索寓言》里有名无实的国王（King Log），而且这也意味着新的统治者将被迫中止现存权力和制度的模式。这种看法自奥威尔的作品《1984》[3]，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新阶级》之后变得很普遍。但是在30年前，我的这种观点还是非常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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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我们真正经历的一切在那个时代看来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富强的欧洲的重新崛起，在世界范围的私有企业和私人管理的公司内形成的经济企业家精神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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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我意识到当代人看来“不可避免的革命”其实不可能发生时，我也意识到新的极权主义，尤其是德国的纳粹主义，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其目的是为了推翻比经济组织更基础的东西：比如，价值观、信仰和基本的道德观。这场革命让绝望代替希望，魔法代替理性，令人恐怖的嗜血而狂热的暴力代替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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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的终结》意在对一场深刻危机做出具体的社会和政治分析。它不是一本“历史”书，而且也不是作为历史书来写的，但是，该书绝不是在“报道”所发生的事件，它是在试图理解这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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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今天再来读这本书时，也许可以把它当成是那个时代的一幅画像，或者是在读对那段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噩梦般的岁月的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已然成为普遍的现实，但是对于30年之后的我们来说几乎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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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69年的读者来说，1939年最令人吃惊的事情可能会是欧洲在当时是世界事务的中心。这本书的作者，我本人，当时居住在美国，在自己的家里，陷入了对于政治和经济的深思之中。当这本书出版之际，我实际上在教授美国历史和美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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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本书理所当然地认为发生在欧洲的一切意义重大而且起决定性作用。《经济人的终结》当然好几次提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下的美国。而且，本书的作者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地，而且也是很正确地希望美国能够不受正在毁灭欧洲的传染病的影响，并且可以通过美国自己的体系和社会来战胜这种疾病。即便如此，当时的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很明显是处于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世界的命运与岌岌可危的欧洲的命运一脉相承，而且也掌握在欧洲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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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样的一种观点将会是不可设想的，然而在30年前，欧洲的确就是世界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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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人的终结》这本书里还谈到20世纪30年代最后的现实，即那个时代完全缺乏领导人才。当然，政治舞台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人物，看上去好像在狂热工作的政治家比任何时代都多。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是非常体面的人物，有些政治家还非常能干，但是大多数的政治家们都是悲惨的小人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能力平平的政治人物都会显得很夺目，而那些恶棍们、祭司、卖国贼们，是政治舞台上的侏儒，他们卑劣的背叛行径大都是由于愚蠢的失算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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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读者可能会抗议说，“但是，你遗忘了丘吉尔。”毫无疑问，丘吉尔在欧洲政坛上的崛起，还有与极权主义恶势力作斗争的事实都是非同小可的事件。用丘吉尔说过的一句话来形容，这是“命运的转折点”。今天的读者非常有可能低估了丘吉尔的重要性。敦刻尔克大撤退和法国沦陷之后，直到丘吉尔掌权成为自由民众的领袖之前，希特勒都在毫无阻拦地前进。而当丘吉尔上台之后，希特勒永远地倒下了，再也没有重新获得他曾有过的那种把握时机或者不可思议的料事如神、先发制敌的能力。20世纪30年代那些精明的盘算者们成为20世纪40年代无所顾忌的鲁莽的人们。在那件事发生了30年之后的今天，人们难以意识到如果没有丘吉尔的话，美国很可能会甘心看着纳粹统治欧洲和欧洲还未受到战事影响的殖民王国。而且，如果不是丘吉尔早在一年前破除了纳粹不败的魔咒，俄国也很可能不会抵抗纳粹的入侵。丘吉尔给予欧洲的正是欧洲当时需要的：道德威信、对价值观的信奉和对合理行动代表的正义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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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都是后见之明了。丘吉尔不仅出现在《经济人的终结》这本书里，而且我在本书中表达了对他的敬意。当我现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怀疑自己当时的确在偷偷期待温斯顿·丘吉尔真正成为政治领袖。而且，我从来没有对那些虚假的领袖比如法国的贝当元帅（Marshal Pétain）有过任何同情，当时有许多见多识广的人，比如在华盛顿，罗斯福的很多跟随者在盼望着对他的宣判。然而，在1939年之际，丘吉尔还只是一个可能性：一个没有权力而且马上快70岁的老人；尽管热情洋溢，但仍让听众感到乏味的无人相信的预言家；失败过两次的政治家，虽然他在反击时表现出杰出的才华，却不能很好地胜任政府的工作。我知道这一点令人很难相信，即使是在1940年，当由于法国的沦陷和敦刻尔克大撤退发生时，签订《慕尼黑协议》的人纷纷被慕尼黑人（“Men of Munich”）扫下台时，丘吉尔都绝不是那个既定的继任者，但是我们现在确切地知道当时有几个人被考虑出任首相一职，而且其中的一两个更是处在有利的位置上，而且几乎得到了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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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于1940年当选首相，那是发生在本书出版一年以后的事，这无异于是对《经济人的终结》书中祈祷和希望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观念的重申。不过在1939年时，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有祈祷和希望，而我们面对的现实是缺乏领导人才、缺乏肯定、缺乏坚守价值观和原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