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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强连接关系与弱连接关系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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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更好地理解网络是如何影响经济结果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假设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是固定不变的。但是，以性关系网络（由于人们往往会不断获得性伴侣，网络结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展开）和孤独网络（建立连接关系还是切断连接关系，依人的性格而定）为例，网络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钞票、信息和影响的流动意味着我们会影响到我们的朋友和我们朋友的朋友，在这个过程中，网络会呈现出自己的生命形态，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改变形状。如果说是钞票让使世界运转起来的话，它也不会被动地接受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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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和大公司根据自己的财务与经济目标确定自身的网络形状。反过来说，他们的网络形状对他们能否实现这些目标有很大的影响。“好老弟”（the good ol’ boys）会形成自己的圈子，相互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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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最早尝试搭建关系网络的努力，要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科西莫·迪·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上台了，他领导一个由家人和党派成员组成的联合体，统一了欧洲刚刚出现的银行系统，统治意大利北方达300年之久。约翰·帕吉特（John Padgetl）是圣塔菲研究所和芝加哥大学研究政治的科学家，他收集了关于美第奇和其他佛罗伦萨家族在此期间的大量资料。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网络的巨大改变，对我们现代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有着深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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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亚洲国家发展贸易，有些家族一夜暴富。等级严明、各群体相互独立的封建社会网络面临着严峻挑战。新财富家族与旧财富家族开始争夺社会控制权。为此，他们与商人和行业协会的人（这些人随着商业的兴起而越来越重要）联姻，并向他们分权，结成同盟。新的社会网络的中心是美第奇一方，他贯穿了先前互不相连的众多群体。于是，美第奇就彻底征服了早先统治佛罗伦萨的寡头政治家。1433年9月26日，双方展开决战，寡头政治家的领袖里纳尔多·阿尔比齐（Rinaldo Albizzi）试图带领支持者冲击市政厅。但是，每次都只有少数几个人到场。由于缺乏热情，还没等聚集到足够大的人群，人们就开溜了。相比之下，美第奇则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先发制人的回击，他在韦奇奥宫（Palazzo Vecchio）聚集了他的几乎全部支持者。不需动用武力，结果已经显而易见，寡头政治家只好灰溜溜地流亡他乡。社会网络结构的这种变化（远离寡头统治）减少了社会控制。与此同时，新建立的制度推动了佛罗伦萨的民主化进程，并对意大利其他地方和世界各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金融的集中和开放的政治体制，让艺术和科学面貌一新，直到今天，这种持久性的影响仍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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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过程也存在于当代公司。尽管今天的公司已很少通过联姻做交易，但是，它们会聘任相同的董事会成员。其中有些是名人，比如，比尔·克林顿有一个时期至少进入过12家公司的董事会。但是，大多数都是商人，而且通常都在某一行业工作了很多年。董事们为他们服务的这些公司建立了网络连接，这样，他们就能够方便地在这些公司之间传递信息。这增加了众多公司合谋及操控市场的机会，100多年来，国会都将此作为一项重要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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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800家市值最大的公司（即，全部股票总值的最高点）所做的一项经典研究表明，银行董事会与大公司之间都会建立非常密切的连接关系，而这些公司彼此之间在整个经济社会上也建立了密切的连接关系，使得银行居于网络的正中央。如果我们认为银行正在试图通过董事会董事之间的关系，对整个经济舞台上的这些巨头们施加控制的话，这种模式其实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但是，因为董事会会议及董事们之间的讨论都是不公开的，所以很难说网络是不是真的对某个公司的决策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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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对所有董事会都会参与的，并且是公开、可追踪的一种行为进行检查，这种行为就是“政治捐款”。具有类似兴趣或者位于这一国家相同地域的两家公司，一定会向相同的政治候选人捐款。进一步来说，如果两家公司拥有共同董事的数量增加了，他们在竞选捐款上就会有类似的举动。这就是说，增加大公司之间的社会连接关系，有助于保持他们行为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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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还会影响公司之间的销售行为和采购行为。通常情况下，过于简单化的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公司要把东西卖给出价最高的买家，从最便宜的卖家那里采购，不需考虑相关人员的个人经历。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这些公司都镶嵌（牢固连接）在信任与互惠的网络中，这些网络都是稳定的网络。公司之间的合作往往要考虑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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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布赖恩·乌齐（Brian Uzzi）是西北大学的教授，他的母亲是纽约的一个裁缝。他发现在服装行业，有些公司是镶嵌在一起的，而另外一些却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儿呢？他决心找出其中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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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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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恩·乌齐对一些公司进行了访谈，他发现，与那些不依靠私人关系网络而决定跟谁做生意的公司相比，镶嵌公司的生存能力更强。但是他也发现，太多的镶嵌也不好。如果因对某个特殊商业伙伴（强连接关系）的无条件承诺，导致公司完全不考虑与其他公司（弱连接关系）合作的机会，将会对公司造成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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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方面，我们要与合作伙伴群体建立稳定的关系，另一方面，当市场变化导致他们失去生存能力时，我们又要能放下这些关系。强连接关系和弱连接关系都很重要，而找到“平衡点”是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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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世界”网络的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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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齐将他从裁缝那里得到的见解扩展到人们很少研究的一个领域：企业界。从《猫》（Cats）到《火腿骑士》（Spamalot），几十年来，百老汇的音乐剧都是大生意，但是，投资者在决定支持这个演出还是支持那个演出时，通常都是跟着感觉走的。迪克·范·戴克（Dick Van Dyke）主演的《再见伯迪》（Bye Bye Birdie）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百老汇演了607场。但是，仅仅4年之后，《再会伯迪》（Bring Back Birdie）就以失败而收场。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有的演出成功了，而另外一些演出却得不到观众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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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齐认为，音乐制作公司形成的社会网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他和珍妮特·斯皮罗（Janet Spiro）对1945-1989年在百老汇首演的321个音乐剧的制作公司的合作情况进行了研究。他们尤为感兴趣的是，合作人是否形成了“小世界”网络，就像邓肯·瓦茨和史蒂芬·斯托加茨（Steve Strogatz）1998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那篇影响巨大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种。小世界网络有两个重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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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路径长度较短，人们在网络上经过数量不多的中间人就可以找到他们想找的人，就像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内布拉斯加邮件实验所指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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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递性好，一个人的众多朋友中的大多数彼此也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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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肯·瓦茨和史蒂芬·斯托加茨指出，你可以在任何一个人高度结构化的网络上，增加少许的随机连接，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平均路径长度较短的小世界网络。最后得到的网络，是一个高度有序的网络。它拥有很多小圈子（每个人都与其他人建立连接关系的群体），并且，信息可以通过多条路径从一个小圈子流向另一个小圈子，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再传播到下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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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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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齐发现，如果一个团队的构成人员以前从未在一起合作过，这个团队的表现就会很差，失败的可能性会大增。这些网络的连接情况不理想，大部分都是弱连接关系。另一种极端情况是，群体的构成人员以前都曾合作过，这样的团队制作的音乐剧往往也是不成功的。因为这样的群体缺少外部传入的新思想，他们总是照搬第一次合作时的思路。可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乌齐又发现了一个平衡点：既要让新团队成员的构成多样化，又要保留住以前合作时所形成的稳定关系。取得巨大成功的网络，就是那些小世界特性极为突出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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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连接关系和强连接关系混合的生产型公司网络，既有群体中的新成员带来的新思想，又有配合方面的优势，因此，既方便沟通，又有利于创新。可以说，无论对财务上的成功，还是对关键成功要素而言，网络结构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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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最好的音乐剧可能不是你追求的首要目标，但是，弄清怎样才能提高团队的创新能力却大有用处。乌齐还研究了人类的成就以及他们与社会网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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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过去人们都认为，科学发现中的杰出成就，都跟个人的天赋分不开。但是，纵观整个20世纪，发现与创新的成果却越来越多地归功于集体，而不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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