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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主办关系网络，揭开关系背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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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社会连接关系信息测量群体成员的相对重要性方面，社会网络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多方法。但是，所有方法都没有考虑我们得到的另一类信息：议员间的关系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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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们的直觉相悖，最适合测量社会关系的国会议案是那些得到支持最少的议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很多共同主办人的议案（有时被政治学家称为“妈妈和苹果派”），往往会得到与主办人没有交情的议员的支持。例如，有99位参议员共同主办了特德·肯尼迪的议案《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美国海陆空三军军人致敬》。与此相对照，仅有少数共同主办人的议案却意味着主办人和共同主办人是一起共事的同僚，或者他们彼此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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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2003年，来自弗吉尼亚的议员爱德华·施罗克（Edward Schrock）是来自密苏里的议员托德·阿金（Todd Akin）主办的一个议案的唯一共同主办人。只要到他们的个人网站上简单看一下，就能发现：施罗克和阿金曾在众议院小企业常设委员会共事过，而且他们都提及了彼此间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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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将仅有少数共同主办人的议案上的共同主办人信息，作为判定议员之间连接关系的依据，并画出了支持关系网络图。在对这个网络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屁股决定思想”这个谚语确实有道理。一起共事过的人，即便来自不同的政党，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密切。通常，多数党领袖和少数党领袖之间的关系非常牢靠，比如共和党的比尔·弗里斯特和民主党的汤姆·达施勒（Tom Daschle）。委员会主席和对方同等地位的人的关系也非常牢靠，比如共和党的鲍勃·奈（Bob Ney）和民主党的约翰·拉尔森（John Larson）。我们还发现，来自同一州的人或者来自相邻地区的人之间也存在很牢靠的关系，比如，来自南卡莱罗那的议员吉姆·德铭特（Jim DeMint）和来自北卡罗来纳的议员苏·迈里克（Sue Myrick）。但有时，与其他政党的成员关系密切，可能是转党的早期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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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年，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共和党参议员阿伦·斯佩克特（Arlen Specter）跟很多民主党成员关系密切。在准备数据时，我们以为自己搞错了他的党派属性。但实际上，网络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转党的可能性非常大。2009年年初，他真的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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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私人关系。例如，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和菲尔·格兰姆（Phil Gramm）并没有共过事，他们也不存在地域相邻关系，而且，在一些重要议案上他们的投票立场也不同。但是，共同主办关系网络告诉我们，2001-2002年间，他们的关系很密切。实际上，麦凯恩主持了格拉姆1996年的总统竞选。此外，麦凯恩还公开谈论他与格拉姆自1982年开始的朋友关系，当时他们都众议院在工作。这些历史记录恰恰能再现我们所要寻找的这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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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利用共同主办关系网络找到某人的仇人。有些议员们也许思想意识一样，但他们之间可能有私仇，也许是因为不成功的交易、性丑闻或者其他一些私人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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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新泽西州参议员弗兰克·劳滕伯格（Frank Lautenberg）和鲍勃·托里切利（Bob Torricelli）长期不和的事情无人不知。在1999年举行的参议院民主党成员秘密会议上，劳滕伯格把托里切利痛贬了一番。他跟一个记者说，他觉得跟克里斯蒂·怀特曼（Christie Todd Whitman，共和党人的新泽西州州长）的关系，要比跟他的民主党参议员同僚更密切。托里切利愤怒异常，他站起来咆哮着：“你他妈就是一坨臭大粪，我阉了你！”一点也不奇怪的是，托里切利和劳滕伯格几乎从不共同主办对方提出的议案，尽管他们无论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在地理位置上都比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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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共同主办关系网络，我们就可以看到网络上的这些议员们彼此之间的连接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处于这个网络中心位置的议员，看起来就像是美国政治家名录，包括汤姆·德雷、鲍勃·多尔（Bob Dole）、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特德·肯尼迪等。不考虑任何其他信息，只利用他们在议案上的共同主办关系信息，这一网络就能告诉我们哪些人最有影响力，哪些人更有可能竞选更高的职位。我们计算出的最新20强包括希拉里·克林顿、罗恩·保罗（Ron Paul）、汤姆·坦克雷多（Tom Tancredo）和丹尼斯·库齐尼奇（Dennis Kucinich）。当我们将关注点放在全部数据上面时，得分最高的议员是约翰·麦凯恩，他获得200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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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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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按照实名进行排序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判定哪只猫最肥。我们搭建这个网络并仔细观察谁处在网络的中心，是想进一步证实我们提出的“网络结构最重要”这一观点。从表面上看，人们很容易就能在网络上找到政党领袖、委员会主席及其他一些建立了良好连接关系的人。如果议员因为与其他重要的议员建立了很好的连接关系或很广的人脉，所以能够从共同主办关系网络上获得支持，那么，他们就应该能对自己所在议院制定的政策造成重要影响。实际上，情况也确实如此。在众议院，处于共同主办关系网络中心的议员通过修正案的数量是处于外围议员的3倍。在参议院差别更加明显，拥有丰富连接关系的议员通过修正案的数量是仅有少数连接关系议员的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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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议案走立法程序时，与其他议员建立良好的连接关系，将对议案能否通过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这些议案都会按预定的设想通过。众议员和参议员会根据自己的意愿增加若干修正。但不管怎么说，总比议案没有通过更有意义。连通性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议员最终的投票结果呢？如果连接关系良好的议员的影响力确实更大，他们就能够为自己主办的议案争取更多的票数。不然的话，建立良好连接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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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分析社会网络对记名投票的影响时，我们发现相对于平均票数而言，连接关系良好的众议员能多得10票以上（总共有435名众议员），连接关系良好的参议员能多得16票以上（总共有100名参议员）。这样看来，影响似乎不是很大。但是，考虑到很多记名投票的赞成票数和反对票数都很接近，多出来的这些票数就非常有意义了。将某个议案主办人的连通性从平均值改善至非常高，众议院投票的通过率将提高16%，参议员投票的通过率将提高20%。换句话说，如果议案是由处于网络中心的某个人提出来的，能通过；如果议案是由处于网络外围的某个人提出来的，不能通过。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连通性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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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结构的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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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投票人和政治家，说客和社会活动家也生活在社会网络上，并深受网络的影响。众所周知，说客总是跟拥有相同政策偏好的议员在一起，我们特别想知道说客究竟怎样履行自己的使命。不管怎么说，哈利伯顿（Haliburton）的说客丝毫不会改变迪克·切尼（Dick Cheney）的观点，就像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的人不会改变阿尔·戈尔（Al Gore）的观点一样。这就像对唱诗班布道。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说客的使命就是感化他人，但实际上，他们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同类相聚”上，正所谓：物以类聚，鸟以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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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丹·卡彭特（Dan Carpenter）、凯文·埃斯特林（Kevin Esterling）和大卫·拉泽（David Lazer）细心研究了能源、卫生保健方面说客的社会网络，并发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尽管说客通常与政府中有相同思想意识并且地位也差不多的人建立了强连接关系，但是，他们的成功离不开网络整体的影响。例如，由第三方介绍而认识的说客更可能相互沟通。而且，如果说客与某个已跟政府里的关键人物搭上关系的人建立了连接关系，那么，说客更应该能跟这些关键人物搭上关系。因此，他们拥有的与政府里的人已经搭上了关系的朋友的数量越多越好。这就是说，最成功的说客，是那些拥有最多弱连接关系的人，即：朋友的朋友最多，而且朋友的朋友都在权力机关供职。强连接关系的作用当然很大，但是，弱连接关系的作用更大，因为，它们大大增加了潜在连接关系的总数。实际上，卡彭特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对于一个说客能否跟某个政府里的人搭上关系来说，强连接关系的数量几乎没有帮助。由于每个新的弱连接都能导致更多的弱连接，所以这会启动一个“富者更富”的动态过程，造就很多像杰克·阿布拉莫夫这样的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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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说客牢固地镶嵌在政治体制中，但社会活动家的情况并不总是如此。艾比·霍夫曼是“芝加哥七君子”成员，也是20世纪60年代被社会活动家群体称为“青年国际党”（“雅皮士”）的共同创始人。霍夫曼鼓动他的追随者们开展反体制斗争，并告诉他们如何种植大麻、偷信用卡和制造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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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运动通常可按体制内变革和体制外变革明确地划分为两类。政治学家迈克尔·希尼（Michael Heaney）和法比奥·罗哈斯（Fabio Rojas）很想知道为什么有些运动在体制内进行，而另外一些运动却在体制外进行？毫不意外，他们发现是社会网络发挥着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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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5年，反伊拉克战争运动蓬勃发展，希尼和罗哈斯收集了若干事件中2529位社会活动家的信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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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8月29日纽约共和党全国大会外的50万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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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1月20日华盛顿小布什第二次就任总统仪式上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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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3月19日为纪念伊拉克战争两周年而在纽约、华盛顿、北卡费耶特维尔、印第安纳波利斯、芝加哥、圣地亚哥、旧金山等地举行的反战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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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5月1日在纽约举行的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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