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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的流动能力，更大范围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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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其他社会经济变革，极大地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技术与其他社会经济变革的漫漫征程上，在线世界只不过是最后一步。世界范围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以及运输与通讯领域的迅猛发展，对于我们遇见谁、跟谁做生意、跟随一起去上学、爱上谁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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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200年间，全球人口已经从不足10亿增长到今天的近70亿，其中人口增加的半数发生在1960年之后。人口密度增加得更快，从世界各地的城市化进程中就可见一斑。人口密度的增加，自然而然地改变了人们互动的方式，更加引人注目的是，由于运输的发展，人们的流动模式也发生了改变。人口在200年间增加七倍的同时，人们的流动率增加了上千倍，这进一步加剧了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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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末叶，公海航行的动力逐渐由船帆转向了蒸汽机。特别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船体、推进器和发动机设计上的重大改进，大大缩短了远距离航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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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英国第一舰队（First Fleet）从英格兰到澳大利亚需要历时8个月，海上航行12000海里，而一个世纪以后，这样的航行仅需50天。1925年，两国之间开通了空中航线，1928年，爱冒险的伯特·辛克勒（Bert Hinkler）仅用16天时间就完成了横跨两个国家的单独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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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飞行时间的减少模式，与若干年前的海上航行时间的减少模式非常类似。英国和澳大利亚两国之间的空中飞行时间呈指数规律减少，已经由1955年的大约2天缩短为现在的不到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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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技术对人们在空间流动的影响，也可以通过200年间法国的情况得到一个总体印象。在这200年时间里，人们的旅行方式不断改变，从马匹和驳船，发展到铁路和汽车，再发展到高铁和飞机。人们平均每天的旅行距离增加了上千倍，由最初的不到十分之一公里，增加到约100公里。再考虑这一时期法国的人口大约由3000万增加到了5800万，因此，人口流动大大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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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家大卫·布拉德利（David Bradley）在调查自己家谱时做的一些工作，也许最能说明人类流动性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布拉德利记录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世纪里，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和他自己的旅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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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曾祖父生活在英国中部北安普敦的一个小村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从不会离开区区40公里见方的一小块儿宝地。他祖父的活动范围稍大一些，曾去过伦敦，但仍然局限在英格兰南部400公里见方的地区。他父亲在整个欧洲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活动范围扩大到了4000公里见方的更大区域。而布拉德利是个环球旅行者，活动范围遍布全球，而地球的周长约为40000公里。大体上看，每经过一代，布拉德利家族的活动范围就扩大10倍，照此推算，布拉德利的儿子必须是个宇航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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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象中，为了真正掌握人们的流动情况，必须要想办法把一颗芯片植入人体内，然后连续若干天对其进行追踪。但这种想法太不切实际，科研人员无法实施。不过，有一天他们突然想明白了：人们身体上本来就有这样一个装置。在开机状态下，人们携带手机不停地与可使用的基站建立连接，经过一些复杂的几何运算，就可以追踪手机使用者的活动状况。与在WheresGeorge.com网站上追踪钞票的交换情况相比，这是掌握人们活动情况的一种更为精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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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想法，物理学家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Albert Laszlo Barabasi）[1]和他的同事获得了某个国家超过600万手机用户的记录。他们从这套数据中抽出10万人，获得了这些人6个月内的流动记录。每当人们向外打电话或者接听他人的电话时，位置信息就被记录下来。他们获得了16264308个位置变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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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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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巴西发现，人类的总体流动模式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首先，人们的移动遵循“列维飞行”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如此），我们已在第5章对此进行过讨论。其次，人们移动的距离是千差万别的，有些人移动的距离很长，而另一些人则移动得短一些。这种复杂情况可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倾向于返回相同的地点，例如，家、工作单位、喜欢去的饭馆、商场等。我们会多次出现在这些地方。而且，我们的“飞行”也不总是随机的，毕竟，我们大多数晚上都是在同一张床上睡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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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流动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空间距离对人们限制的逐渐消除，对于细菌、货物、信息和思想等事物的传播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与人类的祖先相比，我们今天能建立范围更大的连接关系。我们会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而与各式各样的人建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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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让强连接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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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00年间，除了运输技术的发展之外，通信技术也取得了了不起的进步。汤姆·斯坦德奇（Tom Standage）在他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一书中，记述了19世纪电报的发明和推广应用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在发明电报之前，人们远距离的沟通速度完全取决于传递信息的人的速度（步行、骑马或坐船）。但是，电报能让人们的沟通跨越时空。这一技术很快就被应用到生意上，并引发了不少浪漫故事。这种新型互动方式在新闻、战争等各个方面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威力，新的风俗习惯和词汇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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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的发明是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发展。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很多人都为电话的普及应用而兴奋不已，他们期望电话能打破等级界限，从而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电话能减少寂寞（特别是在农业地区），增进社会互动。可是，就像今天人们对互联网的担心一样，当时也有些人对电话持悲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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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担心，家庭生活将不断受到外面的干扰，家庭的庄严与宁静要画上一个句号了。还有人担心隐私外泄，比如，碰到一个喜欢偷听的、爱说闲话的接线员。另外一些人认为，匆匆忙忙地在电话里交谈，从社交的角度看，存在危险性，因为“打电话无法像写信那样准备充分或深思熟虑。”电话还会威胁到很多传统的社会习俗（比如，不预约就拜访朋友）。人们还担心电话会改变恋爱期间的一些仪式，导致不适宜的两性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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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大多数人表示的担心跟我们今天对互联网的担心相差无几：互动草率，隐私外泄，道德堕落。但人们更为担心的也许是：亲密朋友的强连接关系有可能被与相距遥远的朋友建立的弱连接关系所取代。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在1912年就注意到，由于电话和其他技术，“在我们的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人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并不断发展，这让亲密的邻里关系不复存在，生活在同一幢房子里的人相互间形同陌路。邻里间建立的经济上和精神上的社区，正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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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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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电话对本地连接关系起到了扩展和增强的作用，而不是削弱作用。本地互动更为便利，而且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大多数电话都是打给相距不到8公里的人。大多数人都不认为他们通过电话建立的关系（不论远近）是肤浅的。实际上，早在1911年，一位对电话持支持态度的评论员就说得非常好。他在预测电话的发展时是这样说的：“它能让我们有更多的社会交往，让我们与他人有更多的合作。它确实能让分离的家庭不再因时间和空间而相互隔绝。我们可以通过电话签合同、作证、提起诉讼、发表演讲、求婚、授予学位、请求投票，以及做任何通过讲话就能完成的事情。电话是社会互动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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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让人们更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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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互联网的争论，完全就是关于电话的争论的翻版。人们关于互联网的争论焦点是：如果没有互联网，人们如何与相距遥远的人以匿名方式进行互动。毫无疑问，有了互联网，人们就可以建立一些以前不可能建立的连接关系。但同样是这些技术，它们也会改变本地的社区和本地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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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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