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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1702586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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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失控的村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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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社会传染的进程始于亲密：在第一时间察觉他人的行为，然后自己也在无意识中开始做同样的事。但就像“模仿”同伴敲打树木的黑猩猩一样，你必须在物理上接近他人，你们才能实现同步。电子网络可以调动人民的选票，政治抗议也可以通过Twitter和Facebook快速传播——“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两个鲜明的例子。虽然图像和邀请可以通过电子网络扩散开来，但是抗议活动却一定要面对面进行。任何曾经亲眼目睹暴民、帐篷森林和防暴警察的人肯定都知道，“你必须在那里”这句老话仍然站得住脚。Twitter、数码照片和电子邮件可以点燃民众的热情之火，促使他们参加抗议游行。但是，如果政治活动只发生在虚拟的世界里，那么民众的抗议就显得太过轻飘无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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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行为传染。“在那里”，意味着你更有可能因为别人的情绪状态而受到影响。这种影响太深刻了，你会感到自己必须做点儿什么才好。另外，你跟一个人的关系越亲近，他的快乐——当然还有他的沮丧和绝望，就越有可能感染你。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传染都是好事。要说明的一点是，没有比神经症状传染更好的例子了。在关系紧密的社会团体中，神经症状可以由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如果几个保持面对面接触的亲密好友相继出现了没有明确原因的神秘症状，比如抽搐、昏厥、神经质般大笑、头晕、头痛和恶心，情绪传染往往是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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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这样的例子看上去有点儿滑稽可笑。1962年1月，坦桑尼亚维多利亚湖附近的三名少女突然开始不受控制地大笑，不过当时没有人认真对待这件事。但在短短几个月内，那并不快乐的笑声就演变成一场可怕的瘟疫，通过她们和其他学生的面对面接触，传遍了整个维多利亚湖地区。最终有217名青少年受到传染，其中大部分是女孩。极具传染性的笑声迫使四所位于三个不同村落的学校暂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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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流行病可一点儿也不好笑。”社会科学家詹姆斯·富勒（JamesFowler）和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在他们的著作《大连接：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对人类现实行为的影响》（Connected ）中如是写道。这场瘟疫就像其他集体性的歇斯底里一样，让不少人怀疑环境中有可怕的毒素。但是，实验测试、医学检查和环境检测都没有在湖区、地下水、学校和少女们的体内找到任何值得怀疑的物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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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在纽约市西边的一个小镇上，一位名叫凯蒂·克劳特沃斯特（Katie Krautwurst）的17岁拉拉队长早上一觉醒来，发现面部肌肉开始剧烈地抽搐，肌肉痉挛到完全不受控制。凯蒂的抽搐还没好，她最好的朋友、女子拉拉队主席茜拉·桑切斯（Thera Sanchez）午睡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得口吃了，而且手臂和头部也开始不受控制地抽搐。在她们患病期间，这两个朋友自始至终都维持着亲密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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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断断续续的，还老是重复。”苏珊·多明纳斯（Susan Dominus）在《纽约时报》撰文写道。她还提到了茜拉的话：“凯蒂告诉我，她真不希望别人也碰到这种事。但如果你阻止不了它，她很高兴有自己最好的朋友跟她一起面对。”两个星期后，跟她们上同一所高中的另一位朋友莉迪亚·帕克（Lydia Parker）也开始不受控制地哼哼和挥舞手臂。还有一次，她用手机勐砸自己的脸——当然不是出于她本人的意愿。到2012年1月为止，这座新英格兰州的小镇高中里已经有18名学生开始颤抖、哼哼，或者四肢抽搐。其中有17个是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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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工薪阶层社区的成员们困惑极了。青少年的怪异举动吸引了全美国的关注。《德鲁博士脱口秀》（Dr.Drew ）和《今日秀》（Today Show ）节目在现场拍下了这些患病女孩伤痕累累的面孔。在媒体曝光之后，她们的症状变得更加严重了。惊恐的父母把怒火撒向了他们眼中的罪魁祸首——一家已经关闭了的Jell-O果冻工厂和学校附近的天然气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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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后来人们发现，真正的罪魁祸首其实远比环境污染更加隐蔽。在这个曾经一度十分繁荣但现在挣扎于贫困边缘的社区，大部分孩子的亲生父亲都不在身边。大量家庭的户主都是单身母亲，超乎寻常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些单身母亲不得不长时间在外面工作，只能让没有成年的子女去照顾年龄更小的弟弟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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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这些青少年也需要面对其他各种各样的压力。凯蒂的母亲患有一种痛苦的慢性疾病，在她的女儿出现抽搐之前的那个星期，她刚刚做了一次手术——她已经做了好几次手术，后面还要再做几次手术。茜拉本来就有癫痫症。莉迪亚的父亲曾经虐待过她。就像其他心因性疾病疫情一样，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里有环境污染，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们感染了某种病毒。当然，这些女孩们的病症并不是假装出来的。这是一种创建在共同经历和无意识同步之上的本能的共情反应，他们以一个整体的形式表达出了自己无法表达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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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转化障碍 Behavior Conversion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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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把心理症状转化为生理上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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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上种种现象，心理学家称之为“行为转化障碍”（Behavior Conversion Disorder）——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把心理症状转化为生理上的症状。它还有个维多利亚式的称呼，那就是之前提到的“集体性歇斯底里”。33 17世纪的人常常把集体性的歇斯底里视为女巫的铁证，以莫须有的罪名猎杀这些所谓的女巫，或者做出某些更残忍的事情。不过近些年来，社会科学家们越来越正视这些流行疾病。他们更有可能视之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传染：通过这种方式，紧密团结的社群成员相互传递了共同的焦虑感和压力感。正如鹅群在听到第一声枪响时会一齐冲上天空，恐慌之情也可以击中一群关系紧密的朋友，促使他们接二连三地出现惊人的病征。这就是村落效应失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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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在 第1～2章里，我们讨论了面对面的社交接触给生活带来的好处，比如促进健康、助长快乐、利于长寿。第3章是个大杂烩。如果行走的步伐、青少年怀孕的现象和抽搐症都可以传染，那么社交接触也不一定总能给我们带来好处。关于这一点，我们看到了许多有趣的新证据，但是它们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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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一位住在美国东海岸的学者和一位住在美国西海岸的学者——波士顿的内科医生和社会科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与圣地亚哥的政治科学家詹姆斯·富勒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震惊了整个学术界。克里斯塔基斯对长寿的社会传播充满兴趣，富勒对政治取向感兴趣，而且他们碰巧掌握了大量的数据：弗雷明汉心脏研究（Framingham Heart Study）。这项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追踪了所有生活在波士顿郊外小镇弗雷明汉的居民，记录了他们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研究的最初目的是调查心血管健康问题，但是它持续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最终把原始调查对象的孙辈都纳入了观察范围。这项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无价的数据，足以描绘出一幅心脏疾病的基因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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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富勒和克里斯塔基斯来说，最有价值的信息还不是这个。在弗雷明汉研究中，每个研究对象都指定了一名社会联络人。如果研究者以后想找到这名研究对象，他们就会给这个联络人打电话。克里斯塔基斯和富勒认为，提名谁当联络人是衡量社会亲密性的良好指标，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研究对象的配偶和家人都是谁。他们意识到，如果研究一下这些人的社交网络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变化趋势，再与他们同时期的健康变化作比对，或许能发现点儿什么。肥胖、吸烟、酗酒、抑郁和快乐……他们想到了好几个可以通过社会传播开来的行为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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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塔基斯和富勒为什么迷上了社会传染问题？这两位学者都想知道流行趋势在人类网络里的传播途径，他们又幸运地拿到了弗雷明汉数据，并花了很长时间通过Skype相互沟通以及和其他同事进行讨论。另外……我有没有提到过一个关键的牵线人？如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般帅气的克里斯塔基斯之所以能跟“阳光大男孩”富勒成为好搭档，完全得力于富勒的博士导师。因富勒写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社交网络对政治信仰的影响的，这位导师不知道自己该拿这篇博士论文怎么办。这时候，他碰巧听说克里斯塔基斯发表了一次演讲，演讲的内容就是寡居效应（丈夫往往会在妻子离世之后不久去世）与个人社交网络的关系。于是，他把这两位学者撮合到了一起。时至今日，他们已经合作了十几篇科学文章和一本书，两人到今天仍然关系甚笃，合作不辍。他们这对好搭档，常常被人称作社会科学界的“蝙蝠侠和罗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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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获取弗雷明汉数据的起始年代远在互联网开始流行之前，所以数据里没有无线网络、Facebook好友、短信或者Twitter消息等信息。但是，数据包括了弗雷明汉研究第一代调查对象的5 124个孩子，在1971—2003年，他们每4年都要接受一次调查。其中很多人都像维拉格兰德的居民一样，以多种方式跟他人保持着频繁的接触，无论是作为亲戚、朋友、邻居，还是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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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塔基斯和富勒想搞清楚这些社交关系的影响，所以他们细致地研究了所有弗雷明汉研究的调查对象的社交网络，梳理了他们纷繁交错的关系。最后加总了所有数据，一共有12 067个研究对象，他们之间一共有38 600条联系。这不再仅仅是一个小城镇的规模，这就是一个小城镇。在那几十年里，大多数人都会定期去看医生，在那里进行各类测量，向医生报告他们的饮食状况、婚姻状态、心情如何。另外，他们还需要提供一个名字。这个人代表了他们在弗雷明汉最重要的社交关系（他们指定的联络人必须生活在弗雷明汉地区）。如果他们的社交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们就得换一个联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