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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1702586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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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你的变化会改变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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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个报纸专栏作家，我见证了报纸上的书评版面和全版广告的兴起和衰落（大部分都衰落了）。但也有许多幸存者活了下来，其中之一就是减肥人士撰写的每周减肥专栏。我第一次看到它，还是在一份本地的报纸上。当时，编辑部有个正在尝试减肥的行政人员，她受邀撰写了一个名叫“塑造好身材”的专栏，在那里写下了自己的“胖女孩日记”。后来，某家全国性报纸增加了一个减肥版面，名叫“我是这样减肥的”。版面的编辑邀请读者发来自己的减肥故事，在发表的时候还会附上减肥前后的对比照片。他们希望能借此激励其他想要减肥的读者。但是，阅读陌生人的经历，真的能激励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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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真如此，那就太好了，影响3/4北美人口的健康问题就可以轻松解决了。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给出这样的证明。可能只有一种商业减肥方案取得了成功，那就是“慧优体”项目，因为它充分地利用了饮食强大的社会属性。随机研究让超重者们随机参与不同的减肥计划，结果发现，没有任何一种减肥方案能战胜慧优体的持续适度减肥纪录。50 关键似乎在于慧优体对成员提出了特别的要求：他们不仅需要详细记录每一次的饮食摄入，还必须参加每周的例会。他们要在例会上称体重。每摆脱掉几斤重量，他们就会得到掌声鼓励；如果越过了某个里程碑，他们还会得到一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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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我跟3个朋友一起报名参加了慧优体项目，想看看它到底是怎样运作的。“我想，社会支持的作用一定不小。看看四周吧，你会发现所有人都是三两成群的。”一个朋友在会场上跟我说。她负责管理作家邮件组的“瘦身”讨论，为正在减肥的同道中人加油鼓劲，敦促大家“互相负责”——这样的说法在“十二步项目”[34] 之类的活动中很常见，慧优体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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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活动打一开始就认定，过度放纵是一种道德上的堕落。用一位充满使命感的匿名禁酒会创始人富兰克林·纳撒尼尔·丹尼尔·布赫曼博士（Franklin Nathaniel Daniel Buchman）的话说，“要想改变自己，首先必须忏悔”，何况你身上还背负着一重社会道义，因为“你的变化必将改变他人”。51 虽然这些以实现自我控制为使命的狂热分子有点儿盛气凌人，但是他们有一点说对了：要改变与饮食有关的习惯，社会压力——特别是来自你喜爱的人的压力确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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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 ）对德鲁·平斯基博士（Drew Pinsky）做了一番报道。他是成瘾问题专家，也是真人电视节目《名人康复所》（Sober House ）和《德鲁医生名人康复》（Celebrity Rehab with Dr.Drew ）的主持人。当年他还在帕萨迪纳医院当住院医生的时候，就负责帮助酗酒者和瘾君子们戒断瘾疾。那时候——或者用他的话说，在一个“荆棘燃烧的时刻”[35] ，他决定把成瘾治疗当作自己的终身职业。他说：“我看着这些人——这些年轻人，从濒临死亡的绝境走出来，过上了以前从未奢望的新生活。我只能为这奇迹大声惊叹。医学只能帮助你从死亡的绝境走向慢性疾病，你不可能从绝境走向从未奢望的新生活。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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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平斯基就走到了摄像机前，在电视上挑战名人瘾君子——比如罗德尼·金（Rodney King）和海蒂·弗莱丝（Heidi Fleiss）心中隐藏的恶魔。这也为他赢得了公众的感激，还被送以“十二步上帝”的美誉。十二步项目缘于第一个利用同伴支持的力量帮助人们实现自我控制的治疗团体：匿名禁酒会。在《纽约时报杂志》的报道中，克里斯·诺瑞斯（Chris Norris）道出了平斯基如何通过诚实信号跟他人创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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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惊异于平斯基那令人戒备全消的对话方式，包括频繁地点头、赞同地大笑、情感映射和温柔地膝盖轻拍——全部这些东西，让我在到达好莱坞的地界之前，就跟他分享了我小时候最私密的故事，仿佛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会影响彼此。”平斯基谈到他和瘾君子的关系时说，“你告诉他们，我在这里支持你，我了解你的感受，我能体会它，理解它，认可它。”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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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基本的人际接触——按照平斯基的说法，它们正是让酗酒者和瘾君子染上恶习的关键因素，也是最开始引导人们走上酗酒和嗑药之路的一味催化剂。任何一个看过美剧《火线重案组》（The Wire ）的人都知道，贫民窟的孩子吸毒，巴尔的摩的警察酗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朋友全都这么做。只有凭借超常的自控力，才能抵挡住同伴的压力。想想吧，如果你的整个社交网络都摆脱不了某种陋习，不管是每天晚饭后喝上三杯酒，课间休息时吸上两口胶毒，还是在午休间抽上几根烟，你怎么可能守住自己的清规戒律？你的母亲可能曾经告诫过你，跟错误的人交朋友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你母亲确实是对的：研究已经证明，朋友变了，你自己心中可以接受的标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不管是吃饭、喝酒、吸烟，还是吸毒。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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酗酒的人可能想借酒浇愁，也可能只是在模仿他们的朋友。如果属于后者，那么用富勒和克里斯塔基斯的话说，他们只不过是“人类超个体”的一分子罢了。社会传染会传播滥饮和吸烟的恶习，就像传播肥胖一样。如果我们体内有一套天生的系统，可以让我们通过语言和其他非语言信号交流情感和行为偏好（想想月经同步现象，还有我在前一章中阐述的怀孕传染现象），那么同样的机制或许也可以用来传播坏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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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究这一点，哈佛大学精神病学家尼尔斯·罗森奎斯特（Niels Rosenquist）研究了弗雷明汉的数据，他发现，一个人每天的饮酒量与他的朋友喝了多少酒有关系。如果朋友每天喝一杯或者两杯酒，他也更有可能这么做，而且可能性提高了50%。如果周围有一大群“重度饮酒者”（有点儿奇怪，研究者对“重度”的定义是女性每日饮酒多于一杯，男性每日饮酒多于两杯），人们汇报的酒精摄入量就会增加70%。但是，如果周围的人都不喝酒，人们汇报的酒精摄入量就会减少一半。另外，女性远比男性更有可能对他人的饮酒习惯产生重大的影响，不管是推动饮酒风尚，还是戒绝饮酒积习。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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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科学家并没有直接观察人们的饮酒习惯，所有数据都来源于人们的报告，但他们至少证明了同伴会影响你承认自己喝了多少酒。在某些社交圈子里，饮酒是一种可耻的陋习。但在另一些圈子里，饮酒却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到午夜还没有喝醉的家伙太扫兴了。”20世纪50年代，图茨·肖尔（Toots Shor）——纽约图茨·肖尔酒吧的所有者，曾经对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和海明威等投资人说了这么一番话。55 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认为豪饮和友情密不可分。人们汇报的饮酒量基本上可以反映出真正的饮酒习惯，倒也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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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肥胖的传播规律一样，饮酒的社会效应也会随着人际关系的疏远而逐渐减弱。如果你的好朋友酗酒成性，他可以让你的酒精摄入量提升50%；如果朋友的朋友酗酒，可以提升35%；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酗酒，就只能提升8%了。饮酒的社会效应会像二手烟一样逐渐消散。超过三度分隔，你的影响力就和陌生人没什么两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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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女性效应又一次出现了，这次是和酒精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男性的社交生活往往和喝酒脱不了干系，所以你可能会认为，酗酒传染的现象应该在男性的社交圈子里更显著才对。但弗雷明汉研究发现，女性朋友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男性，她们更有可能推动——或抑制滥饮的风尚。无论是潜移默化的引导，还是大张旗鼓的挑战，女性对男性饮酒的影响，似乎一直都是一股足以改变社会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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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森魁斯特的研究中，女性效应还不太明显，甚至可以说微乎其微。但在禁酒运动期间，女性公开展现了她们强大的影响力。丹尼尔·奥克伦特（Daniel Okrent）在《最后一轮》（Last Call ）里生动地讲述了禁酒运动的历史，让我们认识了许多女性社会活动家和女权运动者，比如凯瑞·纳辛（Carry Nation）、苏珊·安东尼（Susan B.Anthony）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她们都在戒酒运动中第一次登上了政治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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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安东尼第一次公开演讲的主题就是酒精的危害，但是“她并没有凯瑞·纳辛的活力和狂热”。奥克伦特写道，纳辛“身高1.8米，拥有码头工人般的肱二头肌，长着一张典狱官的面孔，仿佛一直在忍受牙痛的折磨”。美国中西部的酒馆主和嗜酒如命的酒鬼们不得不面对纳辛和她选择的武器：一把恐怖的斧子，还有她自己发行的报纸《粉碎者通讯》（The Smasher’s Mail ）。到了20世纪初叶，女性活动家已经帮助减少了大部分美国人的日常饮酒量。下一步就是让饮酒变成非法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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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奥克伦特的著作之前，我知道女性在禁酒运动期间（1920—1933年）抑制了滥饮的潮流，但是我不知道，女性也扮演了打开啤酒盖的关键角色。这次是另一群女性——如果禁酒运动时期的女性活动家被比喻为“斧子”，我们不妨把这一群女性比喻成“珍珠”，帮助改变了公众的观念。她们认为禁酒令违背了宪法，干涉了美国人民的私人生活。1930年，《华盛顿邮报》在头版报道了一位女性反禁酒活动家出现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请愿书上的女人的名字……4倍于到场的男性。包括祖母、女舍监和上流社会第一次参加社交活动的年轻少女，所有人都发誓对禁酒令宣战。”在她们提交了请愿书后，“毫无疑问，法案已死”。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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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肯定不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两群同样热情洋溢、充满决心的女性发生激烈的冲突，争论人们到底应该吃些什么、喝些什么。就在女性对男性的酗酒问题大发议论的时候，关于婴儿应该喝什么的争论也逐渐升温了。不仅原本就是当事人的女性举起了立场鲜明的大旗，不同的科学、政治、医药和商业派别全都投入到了这场规模浩大的论战中——婴儿应该吃什么？其实问题的真正核心是，婴儿应该怎么养？失之毫里，谬以千里，以至于在论辩开始150年后，论战居然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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