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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寡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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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罗是个相貌英俊的男子。他刚刚60岁出头，留着一把银白色的络腮胡须，发际线向后漂移，常年戴着一副飞行员墨镜。他笑起来的时候——他常常大笑，嘴巴会咧到耳根子，一双蓝眼睛几乎被皱纹挤没了，你只能看到瞳孔闪现的亮光。他身材魁梧结实，胸膛强壮有力，嗓音磁性低沉。他总能给人带来安心、可靠的感觉，这当然是件好事，因为他是个研究药物滥用者的心理学家。他对自己跟人打交道的能力也充满自信。他那随和的性格，可能从一开始就迷住了娜塔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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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他们相遇的时候，罗并没有多少跟人打交道的心思。故事要从2008年初讲起。那时，虽然他仍旧坚持日常活动——工作、看望长大成人的孩子和他们的伴侣、游泳、去犹太会堂，但是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和妻子安娜待在一起。安娜的乳腺癌已经5年没有复发了，但这时忽然卷土重来。当初她刚生病时，他们共同决定接受乳房切除术，消除未来复发的隐患；手术结束后，他们还曾共同庆祝。“我能说什么呢？那段时间我们很亲密，真的是特别亲密。后来我们还去中国旅行，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我们沿长江漂流而下，真是美妙极了。”罗满怀深情地回忆起那段岁月。他还记得，从安娜第一次诊断出乳腺癌到乳腺癌复发期间，他们一起组织了好几次热闹的家庭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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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癌症复发后不到4个月，安娜就去世了。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简直让人无法相信。她的父母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离开了自己唯一的孩子。罗和安娜有3个孩子，最小的才18岁，还没上大学。他还没准备好接受母亲的离去，当然其他人也没有。罗失去了他的“巴舍特”，他命中注定的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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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她是谁。”当我问他跟娜塔莉是在哪里结识的时候，他这样告诉我，“但是我当时完全没心思谈恋爱，认识新的人，跟她们说话。我仍然会去参加‘巴谷勒’。但是我太难过了，我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不知不觉。我在一次静修时想：我到底来这里做什么？我的感觉太糟糕了。所有那些精神上的东西，我一点儿心思都没有。我完全沉浸在悲痛之中。所以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她——就像现在我坦然告诉你一样。她听我说话，她人很好。然后我自己离开，一个人去了林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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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之后的一个星期三，在我们共进晚餐之后，罗和我坐在我家后院闲聊。就在两个月前的春天，他刚刚跟娜塔莉举行了婚礼。娜塔莉去法国拜访家人了，罗、我丈夫马丁和我“消灭”了一道西葫芦乾酪烘蛋、一盘沙拉和一瓶基安蒂乾红葡萄酒，萤火虫在杜鹃花丛里闪现出点点萤光。太阳落山之后，马丁慷慨承担了洗盘子的任务，让我有机会跟罗好好聊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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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问的问题可不少，但我最想知道的是，他究竟是怎么走出了寡居的“暗道”——许多男人都在那个地方送了命。无论年龄高低，寡居都会提升男性的死亡风险——在丧偶一年之内，男性的死亡风险会增加20%～40%。巨大的性别差异告诉我们，生理和社会因素都与此脱离不了干系。但是它们的具体作用是什么，我们还没有搞清楚。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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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居生活，不仅意味着告别了家常美食，也不仅意味着失去了婚姻生活中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拂。41 在痛失爱侣之后，男性猝死和自杀的概率居高不下，因为他们总感到极度孤独。而女性一般拥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支持，所以她们的猝死和自杀概率相对比较低。42 虽然任何年龄段的男性都会受到影响，但是，60岁以上的男性受到的冲击远较他人更加强烈。在妻子死后数月，老年男性的死亡概率会提升30%～90%，教育程度更高的男性犹有过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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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自己的公公查理身上亲眼目睹了这一灾难性的变化——它被称为“寡居效应”。在我的婆婆突然去世之后的短短几个月里，他轻了20公斤，丧失了生活的目标，经历了好几次危及生命的心脏病。44 查理看起来就像短小精悍的克拉布克·盖博[48] ，留着修剪整齐的小胡子，头戴毛毡软呢帽，拥有令人啼笑皆非的幽默感。他在40多岁时发作过一次心脏病，但是并不严重。在其后的30多年里，他一直身体健康。失去爱妻的痛苦，让他的心脏遭受了切实的打击。他不仅失去了挚爱的妻子，还失去了自己的生活规律：开车送她去杂货店采购、去发廊美发，一起玩纸牌游戏，跟朋友看电影，共享家庭晚餐。就像很多男性一样，妻子是他最主要的社交枢纽。在她辞世之后，他们共同的社交网络也随她而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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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还拥有婚姻生活时，社交关系网似乎可有可无；一旦他们失去了伴侣，温暖的社交关系网就会分崩离析。丧偶的男性不仅失去了自己唯一信赖的伙伴，也失去了社交支持的主要来源；在葬礼的简餐结束之后，他再也不会收到别人的邀约。虽然罗在安娜去世之后消沉了很长时间，但是他的健康状况却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是什么保护了他？可能有很多因素，比如他天生就拥有随和的心性，比如他比很多鳏夫年轻的事实，比如他坚持了日常锻炼的习惯。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为特别的因素。罗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各式各样的社交接触。他参加了很多社区、宗教、治疗和体育团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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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村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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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关系对我们的健康究竟有何影响？如果科学界能就人际关系之于健康的影响达成共识，或许这共识就是单一的社交纽带不足以保护我们——不管亲密程度如何。当流行病学家根据几十年的数据预测死亡率时，他们最看重的是“社交融合”：结婚、从属于某个宗教团体、每周三跟牌友玩桥牌、去教堂义务劳动。你拥有的面对面纽带种类越多——可能是亲密关系，也可能是你跟平时经常遇到的人创建的较弱纽带，你避开镰刀死神的概率就越大。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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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身边不仅有关系亲密的家人和朋友，还有很多跟他有联系的小圈子，虽然这些支持者跟他的关系并不像亲朋好友那样亲密。他像我们在第1章认识的西尔维一样，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罗拥有一个庞大的社交网络。当噩梦来临时，他们都会来到他的身边。用罗自己的话说，“每当我感到自己被抑郁的情绪吞噬”，他们就会把他拉出来，就算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安娜生病期间和去世之后，有一件事我一直坚持下来了，那就是游泳。”当我问及他如何消除悲伤带来的生理伤害时，他这样告诉我：“当年我的父亲身患重病，在医院里住了好几个月，然后辞别人世，那时候我也去游泳。它帮了我。我甚至还参加了游泳比赛。我在安娜生病期间去参加了比赛。”他对我说：“不过有一年安娜病得很重，我没去参加冠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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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去世两年后，罗终于准备开始第一次约会——但在约会之前，他举行了一个古怪的仪式。他回忆道：“我记得我给犹太会堂打了个电话。我买了安娜旁边的墓地，付了钱。只有在我做了这些之后，我才去约会。”我问他为什么，他叹了口气：“现在我们谈到核心问题了。这跟娜塔莉没有关系，当时我还没遇到她。我的想法是，不管将来走入我生命的是哪一位女性，她都必须知道，在遇到她以前，我曾经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整整37年。虽然逝者已矣，而我依旧活在人世，但她们必须知道，我仍然属于……我仍然爱着安娜。我也希望我的孩子们明白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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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死后，4年过去了。显然4年的光阴已经足以让他从容谈起他们的故事，但是4年还不足以让失去爱妻的痛苦消散飞逝。就算他新婚未久，他仍然感到“内心在进行一场拔河比赛，一头希望自己与娜塔莉一起享受新的生活，一头仍然沉浸在哀悼之中”。他说，万幸的是，娜塔莉能够容忍他的矛盾心理。他告诉我，他们不需要绕太大弯子，就能谈论难以启齿的心事。“一开始我就问她，我现在还深深依恋着安娜，她为何还愿意跟我约会？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就在第一次约会时！她告诉我，只要我现在能跟她在一起，她就不在乎我是否怀念过去。她可以接受这一点。她这番话对我来说有很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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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不需要放弃任何东西：他对安娜的情感、他和成年孩子的关系、他和安娜父母的纽带以及对他们的责任——他们仍然悲痛万分、脆弱不堪。“虽然失去挚爱之痛仍然长存心底，不过我开始允许自己再次享受生活，和娜塔莉一起。”他说。在安娜去世之后，罗为她画了几幅画，写了一首情歌，纪念这位曾与他携手共度前半生的女性。“但现在，我必须开始为我和娜塔莉的爱情努力了。我告诉她，我每一年都会比过去更爱她，我很庆幸自己能够与她结为连理。我现在并非孤身一人，我对此充满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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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宗教：一种能催生爱情的面对面社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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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莉和罗结婚了，因为——或至少部分因为他们碰巧在同一个星期六上午来到犹太会堂，参加父亲的“亚尔宰特”（yahrzeits，依据希伯来历为已经过世的挚爱之人举行的周年悼念仪式）。他们之前已经在“巴谷勒”上认识，而在安娜去世两年之后，他们再次相遇了。此刻的罗，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痛苦不堪。他希望自己能抓住机会，在犹太会堂的仪式结束之后，跟这位魅力非凡的女性在新雪铺就的路面上散一会儿步。你可能不觉得周年忌辰撞日是一个多么吉利的征兆，但正如敏锐的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在《写给无神论者》（Religion for Atheists ）中提到的那样，宗教就像是某种为了增进陌生人之间的信任而特别打造出来的东西——就算这个陌生人不相信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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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的高大木门和门廊周围的300尊石雕天使，给予了我们平时难得一见的自由。我们可以靠过去和陌生人打个招呼，而不至于被认为心怀恶意或者神经错乱。我们得到允许，在这里（套用弥撒进堂式上的致候辞），“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共融”与到场所有人同在。教会将其日久天长、深厚学养和辉煌建筑积累的无上声望给予我们，让我们放下羞怯之心，向陌生人敞开自己的心扉。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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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怎么看待宗教，它确实有办法让思想相近的人走到一起，借助颂歌、祈祷、故事和善行，让他们欣赏自己，欣赏周围的人，把他们联系起来。聚集的人群常常会像整体一样共同行动，摇晃身体、鞠躬、下跪、高唱赞美诗。确实，“同步”是一条众所周知的进化策略。48 神经科学家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是这样谈论宗教的：“（它）定义了群体，协调了行为，抑制了自私，而这一切都有利于合作。”它是集体凝聚力的标志之一。它让我们得以顺利生存，让我们感到自己是“最聪明、勇敢、优秀的人”。49 这种感觉是“村落效应”的副产物，有可能变成一味摄人心魂的催情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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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不无道理。宗教仪式十分推崇诚实，而诚实又是相互信任的根基。我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州参加过一次大教堂礼拜，约有2 500名教区居民舒舒服服地坐在红色绒毛椅上。牧师迪克·博纳尔（Dick Bernal）在布道时常常恳求听众，多看看坐在自己身边的陌生人。他吟诵道：“看着你的邻居，说：‘现在我们认识了。’”然后他不再说话，等所有人都照他说的话去做。6米高的吊杆上挂着一架巨大的摄影机，缓缓扫过辉煌宏伟的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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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讲了几段故事，还有一支节奏布鲁斯乐队在讲台上即兴伴奏。然后他再次要求我们：“看着你的另一位邻居，说：‘现在我们有事要做。’”在阅读了《圣经》的几个章节之后，他再次恳求：“转向你的邻居，说：‘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还有：“你的邻居就在你身边。请跟他们说：‘坚持住，亲爱的，坚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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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就好像在实践神经科学家安德鲁·纽伯格（Andrew Newberg）和妻子斯蒂芬妮的研究一样。他们设计了一个10分钟的练习，训练被试和“坐在旁边的陌生人”保持目光接触，“对他们心怀同情”。经过几次训练，被试更愿意亲近不熟悉的人，花时间和他们相处，意愿提升了20%。50 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眼神接触和移情训练，就能帮助被试放松因为结识新朋友而产生的焦虑情绪。或许宗教集会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它就像红娘一样，把潜在的伴侣带到一个特殊的环境中，消去他们对陌生人的戒心，让他们不再封闭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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