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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社会欺骗也会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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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马特（Kmart）、世界通讯（WorldCom）、泰科（Tyco）、哈里伯顿（Halliburton）、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房地美（Freddie Mac）、房利美（Fannie Mae），还有伯纳德·麦道夫投资证券公司（Bernard Madoff Investment Securities）……在这一连串的企业诈骗案发生以后，杜克大学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想到了一个问题：既然我们有可能在飞机上被邻座的乘客传染感冒病毒，或许我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感染“不道德”的病毒？他在《不诚实的诚实真相》（The Honest Truth about Dishonesty ）里详细地解释了自己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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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社会不诚实的现象真的越来越多，那么它是不是有可能像感染、病毒或者传染性细菌一样，通过观察或者直接的接触传播开来？或许传染的概念和我们不断听说的诈骗新闻之间真的存在着某种联系？……或许这个比喻有点儿言过其实，但是我猜，如果我们跟骗子足够亲近，那么社会诚实的自然平衡或许就被打破了。看到自己的亲友做出不诚实的行为，或许远比看到跟我们不那么亲近、对我们也没有那么大影响的人做出同样的行为“更具传染性”。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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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里想看看欺骗是否真的会传染，于是他和两位同事（其中之一是哈佛大学的研究者弗朗西斯卡·吉诺〔Francesca Gino〕，她发现了欺骗会让人兴奋的事实）一起设计了下面这个实验。志愿参加实验的学生会拿到一张印着矩阵数学题的试卷，他们的任务是在每个矩阵中找出两个相加等于10的数字，题目完成得越多越好。而且每个数字都带小数点，所以你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不可能像计算2+3那么简单。学生们有5分钟的时间作答，每答对一题就能赚到50美分。他们还会在测试开始时拿到一个信封，里面装着10美元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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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设计就有意思了。被试被分成了三组，三组人的测试有一点儿微妙的不同。控制组的学生需要计算答对的题数，拿走自己应得的奖金，最后把试卷和信封里剩下的散钱交还给研究助理检查。第二组被称为“碎纸机组”，他们就全靠自觉了。研究者会让他们认为没有人在监视自己，他们也同样需要计算自己答对的题数，从信封里拿走自己应得的奖金，但是他们要用碎纸机粉碎自己的试卷，在离开之前把剩下的钱（如果有的话）装在信封里塞进门边的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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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被艾瑞里称为“麦道夫条件组”。研究者在考场上安排了一个容貌出众的帮手。在测试开始60秒后，这位身材高挑、满头金发的演员会站起来说：“我做完了！接下来要做什么？”这时候，只有几个人刚刚解决了第一道题目，答到第七八题的人就更少了。所以这个家伙肯定在说谎。实验人员让这名演员粉碎他的试卷，从信封里拿走他应得的报酬。他问：“我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所以信封里没有剩余的钱了，我要怎么办？”实验人员告诉他，把空信封放进盒子里，然后他就可以离开了。他照做了，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所有钱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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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咱们来看看，哪个组“解决”的问题最多？艾瑞里和他的同事们发现，“麦道夫条件组”的成绩几乎达到了控制组的两倍。他们的答题率甚至还超过了“碎纸机组”。虽然“碎纸机组”的被试也有机会作弊，但是没有人明目张胆地站出来告诉他们怎么作弊以及怎么逃避惩罚。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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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认为一个拥有温和的女性化面孔的男人是个值得信赖的好人，如果欺骗是可以传染的，那么面对面的社交网络显然也有黑暗的一面。虽然你很难瞒过大脑的洞察——在每个事件中，你都需要正确的面部特征和表情，还有恰当的眼神接触和身体语言，但是共同的身份和地位可以愚弄人的头脑。厄尔·琼斯、伯纳德·麦道夫和门罗·比奇无不懂得这些社会信号的妙处。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取得了几个社区成员的信任，继而赢得了整个社区的尊重，从此远离了怀疑的目光。但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他们和朋友、家人、金融专家的亲密关系，变成了保护他们逃避审查的挡板，让他们隐藏了数十年之久。面对面关系里的信任随着社交网络逐渐传播开来，悄无声息地从一个人传到了另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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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氏骗局和其他面对面的社交网络有不少相同的特征。它们的大小、结构和信任传递的方式都一样，所以犯罪学家现在能像流行病学家追踪艾滋病和自杀疫情那样，通过社交网络的节点，剖析贩毒集团的结构。比如，犯罪心理学家丽贝卡·纳什（Rebecca Nash）、马丁·布夏尔（Martin Bouchard）和艾莉·马尔默（Aili Malm）调查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伊伦抵押贷款公司，它在20世纪90年代骗取了2 200多名投资人的2.4亿美元。研究者找到了几百个关键的受害者，正是他们向朋友和家人推荐了这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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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厄尔·琼斯诈骗案一样，这150个桥接人——或者用研究者的说法，这些“病毒传播者”不仅帮助公司启动了它的业务，还在无意中为它套上了合法的外衣。29 不少证券经纪人受到了朋友、家人和同事的影响，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机会，于是又把它推荐给了别人——正如同厄尔·琼斯的朋友和家人把他当成一个正直的投资人和资产规划师，推荐给了自己的亲朋密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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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庞氏骗局80%的受害者都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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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女性效应跟毒品犯罪网络的关系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女性效应却是很多庞氏骗局的关键，因为庞氏骗局仰赖于人际关系网络。比如，在厄尔·琼斯的受害者中，有80%都是女性。玛丽·考夫兰把他推荐给了自己的女儿，温蒂·内尔勒斯的母亲跟考夫兰是好朋友，所以她也把他推荐给了自己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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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村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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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小型社交群体里的女性比男性更渴望交流，也更有可能跟自己的密友和家人——大部分都是女性谈论某个专家的长短，分享自己的认识。她们的社交群体一般都比男性小，所以她们的关系也比男性更亲密，她们也更乐于分享私密的信息。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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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博拉·坦嫩（Deborah Tannen）在《你误会了我》（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中写道：“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聚在一起谈论自己的感受和生活中的琐事，正是友谊的核心所在。如果有人能告诉你她的秘密，就意味着你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独。”（这本书里写满了各种各样的奇闻趣事，还有她最喜欢的文学名句，营造出了她自己的亲密氛围。）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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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更愿意交流，更愿意相信别人，这不仅仅是人们的经验之谈，还得到了大量科学数据的支持。2012年，几位欧洲科学家分析了英国手机用户的19亿通电话和4.89亿条短信，结果发现，年过50的女性（也是厄尔·琼斯的目标人群）的交流频率高于男性。她们最主要的交流对象是女性组成的小圈子，而且她们最经常联系的人往往都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年过50的女性最经常联系的人往往是自己的成年女儿）。但对于男性来说，终其一生，他只有一个频繁联系人，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都是一位女性——他的妻子。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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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氏骗局需要不断吸引新的投资者，才能应付老的投资者。这时，女性就在不经意间成了高效的推销员。一般来说，她们的私人关系网或许要比男性小，但是关系网的密度却远比男性大，她们和朋友的关系也远比男性之间更亲密。33 琼斯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他始终和男性保持距离，特别是精通金融的男性。考夫兰说：“他很小心。他从来没有接近过我的儿子杰瑞，他在一家投资银行工作。我的女儿更容易轻信别人。”这样的背叛，比身份盗窃和看不见面孔的网络犯罪更有伤害性，因为犯罪是通过社交关系传播的，而不是通过匿名的网络。科学家也发现，女性比男性更能真切地感受到它带来的心理痛苦。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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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巴数：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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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咱们还是先来谈谈人数的问题吧。在厄尔·琼斯和伊伦公司（是Eron，不是安然公司〔Enron〕）诈骗案里，都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数字——150，这是个神奇的数字。在琼斯的金字塔骗局垮台之前，他的受害者刚好超过150个人，其中大多数人都属于同一个社交网络。在伊伦公司的骗局里，也有将近150个主要联系人，或者研究者所谓的“病毒传染者”。别担心，这不是什么奇怪的数字命理学，当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铁律（麦道夫诈骗案里的受害者数以千计）。但不管怎么说，根据牛津大学进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的推断，“150”这个数字代表了人类的大脑最多可以掌控的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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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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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由150个成员组成的人类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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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个传统狩猎-采集社会的平均部落人口：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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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公元前6 000年，中东新石器时代村落的人口：12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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