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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1702586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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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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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村落效应的6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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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我花了一天的时间来研究加利福尼亚州普莱森特希尔的一个合作居住（co-housing）社区。我是从伯克利开车过去的，途中经过了几片散发着硫磺气味的盐田，然后沿着盘山公路开上了贫瘠的奥林达山。我感到车厢外面的空气变得越来越热了。车窗外闪过了一座又一座农场风格的住屋，很多房子的车库门上都挂着一个标志牌——“史密斯威森在此守护”（Protected by Smith&Wesson）[67] 。这让我感到有点儿紧张，因为我即将打扰一群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但是，我很快就打消了疑虑。我把车停到了社区停车场，刚下车，就受到了一位中年女士的欢迎。她正在把货物从自己的卡车上搬到一辆滚轮小车上。她冲我笑了笑，问我想找谁。我说了鲍勃·费恩（Bob Fynn）的名字，她伸手指了指50米外的一个木棚。我在那里找到了鲍勃，一个我通过朋友认识的联系人。当时，他正在社区工坊里整理工具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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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莱森特希尔社区大约有32栋橘红色的灰泥住屋。它们让我不由得想起了电视剧《梅伯里》，还有我18岁时住了一整年的基布兹集体社区。1 不过，这个社区的目标并不是分享物质资源，而是分享社会资本。2 在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独自生活、独自抚养子女、独自老去的人，比过去的任何时代都要多。然而在这里，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差不多有50个成年人和他们的孩子不愿独自走完自己的人生，他们渴望过上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所以，他们在1999年买下了几亩地，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创建了自己的村落。他们想设计出一种能促进社交接触的居住形式，或者借用美国合作居住协会网站的话说，建造一个“原创性的旧式居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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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合作居住协会在2011年发表了一项调查。合作居住的居民表示，他们一直都渴望村落生活的归属感。为了得到这种归属感，他们宁愿放弃自家后院的私人空间。3 鲍勃·费恩告诉我：“我自己是在公寓楼里长大的。你可能每层只认识一个人。”他的童年生活跟他的父母完全不同。在父母小的时候，所有人都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他又补充道：“现在的人太重视隐私了，所以你很难认识你的邻居。”于是，他和妻子决定打造一个完全不同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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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快速建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村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现实往往远不如创立者最初设想的那样美好。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不希望把自己宝贵的周末贡献给繁杂的社区琐事。（我突然很好奇，为什么费恩愿意在星期日下午整理公用的工具台。）不过，合作居住社区就像现在流行的共享办公室一样——过去的工厂车间改造成了远程工作者和自由职业者的共享办公室，大家在一起共享办公空间和浓缩咖啡机，这些都是21世纪的人们对这个愈发孤独的世界做出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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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英国科普作家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的话说，“如果我们的未来取决于集体的智慧，而不是个人的智慧”，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群体？4 虽然互联网拥有毋庸置疑的优势，但是如果我们渴望快乐、健康、长寿……没错，还有智慧，我们就需要想方设法腾出更多时间进行面对面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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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证明了亲密的接触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出生在撒丁岛的山地村落里，但是我们仍然对村落生活的归属感怀有强烈的渴望——当然，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多活上20年。虽然很少有人愿意放弃现有的教育和工作机会，回到过去不平等的岁月，忍受旧式农村生活的贫瘠和匮乏，但是我们仍然渴望得到一丝村落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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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13年编写了一期广播节目，讲述了撒丁岛人的超级长寿现象。我收到的最常见的反馈是“我真希望住在那里”——就连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这么说。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就捕捉到了数字时代的人们对真实联系的诉求。在“网络空间”（cyberspace）这个词发明之后不久，他就为社交关系写下了一篇别致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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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一个大家庭里长大，至少他们周围应该有很多“重要的人”。一栋住满了人的房子；几代人围着同一张桌子；有人坐在钢琴边上表演四手联弹；总有人在聊天，厨房里也总能看见炊烟；下午不妨组织一场篮球赛，再游一会儿泳；晚餐之后一起散步去很远的地方；晚上一起打扑克牌，或者玩外交游戏和猜字游戏。这都是成年人和孩子可以共同参与的活动。这就是我对美好家庭的设想。或者具体点儿说，这就是我对美好教育的设想……家庭，不应当被看作“核心家庭”的代名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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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什并没有陷入愚蠢的乌托邦幻想，他只不过表达出了自己在未来面前的认知失调。虽然我们越来越依赖于虚拟联系的电子设备，但是我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事实上，结果恰恰相反。现在的我们远比几十年前互联网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更加孤独，更不快乐。6 虽然心理学家还不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亲密关系是快乐的最大驱动力，而独自生活、无所归属会让我们感到最不快乐。已经有确凿的证据指出，我们天生就需要频繁、真实的社交互动。生而为人，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所属何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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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没有人——尤其是我需要丢掉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但是我们也知道，亲密接触的缺失会给公共健康带来严重的影响。或许现在我们应该稍微修正一下自己的航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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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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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你的邻居，经常跟他们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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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数字革命就像过去的汽车革命一样，以难以计数的方式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未曾意料的结果。人们过去经常聚会的地方（社会学家雷·欧登伯格〔Ray Oldenburg〕称之为“第三场所”〔Third Places〕，技术专家称之为“物质空间”〔meatspace〕），不少都在时代的浪潮里逐渐消失了。8 现在，终于有人认识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缺乏社交接触会影响员工的健康和士气，当然还有经营的效率。难怪雅虎和美国银行等多家企业都呼吁，让远程办公的员工重新回到办公室。问题并不是在家工作的效率一定比不上办公室，而是在家工作的员工没有机会跟同事进行真正的接触和谈话，他们的创新能力和社会凝聚力都会因此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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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村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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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哈佛大学的艾萨克·科哈尼（Isaac Kohane）领导的研究发现，科学研究的合作者在地理上的间隔越远，他们的研究对本学科和社会的影响力就越低。事实上，最经常被科学家引用的医学研究往往出自物理距离接近的研究团队，他们很有可能都在同一栋建筑里工作，相互之间的距离不超过200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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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科学的明证启发谷歌设计了自己的“山景城”——一系列奇形怪状的建筑分布在一片公共的绿地上，你可以坐下来休息，享受片刻的荫凉。这片绿地就像我在第2章提到的村落广场，或者普莱森特希尔的合作居住社区。负责管理谷歌房地产的土木工程师大卫·拉德克利夫（David Radcliffe）说，“谷歌村”（Googleplex）的建筑目标是增加“员工碰面的机会”。这里有65栋相连的建筑，一共容纳了大约8 000名员工（平均每栋建筑里有123个人，跟邓巴数相差无几）。任何人只要走上几步，不消两分钟肯定就能碰到另一个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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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楼里还设置了960个微型厨房、19间咖啡厅、无数条走廊，还有几十个“地标”——在这些地方，你自然而然就会遇到他人。正如城市学家格雷格·林赛（Greg Lindsay）所说：“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更青睐于面对面的交流”。所以我们更有可能跟距离2米的人交流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距离20米的人——前者的可能性是后者的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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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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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工作中实现真正的人际接触。用电子邮件进行协调规划，用电话或者视频电话进行更细致入微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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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家巨大的搜索发动机公司，确实应该重视员工的人际交往，因为高科技从业者——他们可能是最早感觉到长时间面对电脑会影响心情的人——一般也是最早意识到面对面的关系有多么重要的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谷歌这样的地方工作，而且本书谈的也不仅仅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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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书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能否通过改善自己的社交生活，促进我们的健康？社会神经科学和流行病学领域的最新证据给了我肯定的答案。经常跟亲密的朋友和家人进行面对面的接触，确实可以帮助你活得更久。社交接触可以增强免疫系统，调节体内的激素，甚至还可以改变某些控制行为和恢复力的基因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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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交接触都能产生同样的效果。社交接触的质量、种类和频率，都可能对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比方说，大杂烩式的面对面关系可以保护你远离感冒之类的病毒的侵害。但是。单纯的婚姻关系或者少数几位亲密的伙伴就不太可能为你提供这样的保护了。10 同样的因素也会影响心脏病、中风、艾滋病和癌症病人的生存率。社交生活最丰富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和众多朋友、家人、运动伙伴、玩伴和教友创建了相互交叠的社交关系，也拥有最好的预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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