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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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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萌生出写作本书的念头,还是在2008年,当时的我正坐在多伦多的一个黑暗的大会堂里。我在那里第一次听说了两件事:在世界上某个遥远的地方,男性的寿命比女性还要长;有人设计出了一种数字界面,并且一本正经地表示,它会成为你的理想伴侣。我首先要感谢Moses Znaimer和ideaCity[70] ,感谢他们把这些相互对立的观点放在了一起,启发我开始思考社交纽带的转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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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Mavis Gallant曾说,写作“就如同一场风流韵事,最开始的部分总是最好的”。从一开始,我的朋友和家人——甚至还有几位陌生人和他们的家人就友好地允许我打扰他们的生活。为此,我对Claudia Aristy、Judith Berman、Danielle Brown、Kate Browne、Diana Bruno、Teresa Cabiddu、Giovanni Corrias、Mary Coughlan、Joseph Douek、Arden Ford、Bob Fynn、Jessie Goldberg、Fred Janosy、Sylvie La Fontaine、Kathe Lieber、Ben and Kaz Mattes、John McColgan、Giuseppe Murinu、Ginny Nelles、Claudie Pfeiffer、Francesca Pittau和Matt West深表谢意。在我为本书做研究的时候,他们都热心慷慨,直言不讳。我在本书中提到了其中几位的故事。我给一部分喜欢化名的人起了化名;对于不介意使用真实姓名的人,我就写出了他们的全名。我还要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社区成员,包括我的游泳队队友,还有威斯蒙特公共图书馆的参考馆员。我要对你们道一声多谢。多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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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稿代理人John Brockman和Katinka Matson从始至终都对本书抱有浓厚的兴趣,我要感谢他们的支持和专业精神。另外,这是我第二次有幸跟富有洞见的Anne Collins合作了,她是我在加拿大兰登书屋的编辑,她欣然阅读了无数篇草稿,回答了无数个问题,以一贯的良好决策力和幽默感支持我的写作。还有Cindy Spiegel是我在Spiegel&Grau出版公司的编辑,她对本书怀有始终不渝的热情,不遗余力地推动了本书的进步。当然还有英国大西洋书局的Toby Mundy,他虽然身在远方,但是给予了我灵感。我不仅要向他们的团队集体致谢,还要特别感谢Michelle Roper和Annie Chag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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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错误都是我本人的失误,但是我要特别感谢下列专家和朋友,他们阅读了本书的早期草稿,他们的建议帮助我追求文本的准确和精妙:Barbara Baker、John Cacioppo、Steve Cole、Alison Gopnik、Michael Kramer、Giovanni Pes、Laura-Ann Petitto、Steve Pinker、Michel Poulain、Andres Meltzoff、Harry Reis、Sherry Turkle、Linda Waite、Mark Warschauer和Joel Yanofsky。仔细的阅读是一件无价的礼物,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说到仔细的阅读,史蒂芬和我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对觉得讨论被动语态跟讨论大脑杏仁核一样有趣的兄妹了。我们共同的兴趣给予了我极大的快乐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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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科学家给我发来了他们的研究,耐心地解答了我对社会思维的疑问。他们是Roy Baumeister、Matthew Brashears、John Cacioppo、Sue Carter、Bernard Chapais、Dimitri Christakis、Steve Cole、Eli Finkel、Helen Fisher、James Fowler、Howard Friedman、Paolo Francalacci、David Geary、KeithHampton、Julianne Holt-Lunstad、Celeste Johnson、Janice Kiecolt-Glaser、Perris Klass、Andres Meltzoff、Alan Mendelsohn、Carlo Morselli、Natalie Munro、Linda Pagani、Giovanni Pes、Michel Poulain、John P.Robinson、Niels Rosenquist、Robert Sapolsky、Alex Todorov、Tom Valente、Jacob Vigdor、Ben Waber、Barry Wellmen和Elizabeth Walc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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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感谢很多研究和档案助理,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了我。他们是Yanick Charette、Carl Boodman、Beth Cruchley、Terri Foxman、Damon Hancoff、Gaëlle Hortop、Sara-Lynn Moore和Roslyn Pinker。Gabrielle Jacobs和Beatrice Toner帮我整理了采访记录,Axel van den Berg、Joseph Helfer、Michelle Roper和Julia Waks帮我完成了图片的翻译和调整。我还要对几位研究者深表谢意,他们是我多年的知交,包括不知疲倦的Terri Foxman, Yanick Charette和Gaëlle Hortop,还有我的免疫学和灵长类动物学导师Carl Boodman以及Roslyn Pinker,杰出的删减专家和读者——她还有个名字是“妈妈”。我要感谢我的丈夫Martin Boodman,从本书写作伊始到最终结稿,他听我讲述了每一个细节,慷慨地提供了自己的意见,给予了我无私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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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知道了,“如果没有你,我就不可能做到”这句话,谈论的不仅仅是本书的主题,还有本书的写作过程。我的朋友和家人,包括我的兄嫂,史蒂芬和罗伯特·平克以及Rebecca Newberger Goldstein、Kristine Whitehead和他们的孩子,组成了我的村落的四角。我的父母,罗斯林和哈里·平克——我把本书献给他们,是他们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也是他们最早告诉我,为什么面对面的关系很重要。最后,当然还有我呼吸和工作的原因——我要深深感谢我的丈夫马丁,他是我一生的挚爱以及我的三个孩子,伊娃、卡尔和艾瑞克,他们照亮了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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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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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庐文化的心理学选题我一直都很喜欢。去年的某一天,总编季阳老师告诉我:“有一本新书、好书要不要翻译?”两天后,我收到了这本探讨面对面关系的《村落效应》。这已经是我跟湛庐的第4次合作了。在我刚开始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的朋友总问我一个问题:任何人都知道面对面的关系很重要,为什么我们还需要一位心理学家写一本几百页的书来告诉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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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说说“常识”和“心理学”的区别了。加拿大心理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Keith E.Stanovich)在《这才是心理学》(How to Think Straight About Psychology )中写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行为模式,但是我们很少能将之清晰地表达出来,我们甚至可能都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当我们需要对行为做出解释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套用现成的俗话、文化的习惯,甚至所谓的“普遍真理”。但是,不少常识都是相互矛盾的。比如在人际关系的问题上,你既可以说“异性相吸”,也可以说“人以群分”;你既可以说“远亲不如近邻”,也可以说“血浓于水”。用斯坦诺维奇的话说:“我们之所以爱用它们,就是因为它们难以驳倒,无论发生什么都可以拿一条出来解释一番。”这种不可证伪的特性,让世俗智慧跟真正的心理学理论大相径庭。心理学是科学大家庭的一员,心理学的理论都是可以验证的——当然也是可以证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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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心理学研究发现,很多常识都是错误的。本书作者苏珊·平克就提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例子。最近10多年来,教育官员和家长普遍认为应该让孩子趁早接触计算机和网络,在这种时代风潮的影响下,很多新型的教育工具进入了课堂,进入了家庭。但是,当心理学家们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习和发展进行了长期而广泛的研究之后,他们发现,大部分数字化教育项目不但不能帮助学生提高成绩,反而可能影响他们的阅读和数学能力。就连现在风靡世界的“慕课”也很少像支持者宣称的那样,惠及偏远地区的学生,推动教育平等化和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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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结论都来自于实证得到的数据。心理学的理论不但可以解释已有的数据,而且还可以预测未来的数据。当数据和理论出现冲突的时候,科学家会尝试修正理论,或者提出新的理论,从而做出更好的解释。也就是说,心理学理论和所有的科学理论一样,都是在不断进化的。新的理论会替代旧的理论,帮助我们更透彻地理解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更准确地预测未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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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常识是未经验证的假设,那么心理学就是世俗智慧的检验者。 而苏珊·平克等身兼科普作家与心理学家双重职责的人,就是连接当代心理学和普通读者的桥梁。她在本书中介绍了当代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界在人际关系问题上的最新研究发现——多重且相互交织的面对面关系可以促进健康和长寿,情绪、怀孕、肥胖和行为不端都是可以传染的,肌肤相亲可以刺激婴儿和父母的大脑,人际接触可以影响员工的效率,女性在社交关系网络中的作用不容小觑……归根结底,面对面的关系确实可以影响人类方方面面的行为。从出生的第一刻开始,到生命的黄金岁月,我们都离不开面对面的互动,也都需要通过个人的努力去筑建、经营、维护、重建自己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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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为此提出了“村落效应”这个词。你可以说,这是现代人对一个愈发孤独、愈发疏离的世界做出的回应。但是,此“村落”非彼“村落”。试问读者诸君,我们真的愿意舍弃现有的便利、教育机会和笔记本电脑,回归艰辛、匮乏的乡村生活吗?恐怕未必。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渴望获得村落生活般的归属感。我们都需要跟他人进行面对面的接触,而面对面的互动也会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才是“村落效应”想要传达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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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行将翻译完稿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一件趣事。去年秋天,我去耶鲁大学拜访《善恶之源》(The Origins of Good and Evil )的作者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教授,闲谈之间,我偶然提到了我当时正在翻译的这本《村落效应》。布卢姆说,如果你早点儿告诉我,或许还能约你跟苏珊·平克见个面呢,我也认识她。原来,这也是一个相互交织的网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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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本书的末尾,我想致谢我的朋友们。他们不但是我的核心村落成员,也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感谢方海朝、魏旻萱、李桐、何洁、谢婷、邓斯琪和郭天奕,他们让我蛰居南隅的生活充满了欢笑和鼓舞。特别感谢我的挚友海朝,他阅读了本书的全部译稿,敏锐地指出了行文的不足,并且一直在背后——我们确实是背对背工作的,默默地支持我。没有他和其他朋友的鼓励、耐心和陪伴,我不可能顺利地完成本书的翻译。或许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村落效应”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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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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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甘蓝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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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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