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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学讲演录 文学的严肃性——在清华大学文艺晚会上的演讲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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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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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1889—1948），我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因祖父及父亲长期定居扬州，故又称扬州人。自幼在私塾读书，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1916年考上北京大学预科，翌年升入本科哲学系，于1920年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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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运动思潮影响下，朱自清开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大学毕业后，他在浙江一带中学教书，继续参加新文学运动，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并创办第一份诗歌杂志《诗》；1919年底始发表诗歌。1925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开始创作散文，风格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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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的创作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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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前主要是诗，以清新明快见称；内容或热烈追求光明，或抨击黑暗政治。此时期的诗作有《光明》、《新年》、《小舱中的现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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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后从事散文创作，大多集中写景抒情，有的着力揭示社会的黑暗，有的表现他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的精神。此时期的作品有《荷塘月色》、《背影》、《匆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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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胜利后，主要对黑暗的现实作有力抨击，创作了许多杂文，并收入《标准与尺度》和《论雅俗共赏》等文集中；他还写过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和评论的文章，先后有《经典常谈》、《语言志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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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这个观念在我们现代文学开始发展时是认为很重要的。当时与新文学的创造方面对抗的是“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小说。他们的态度，不论对文学、对人生，都是消遣的。新文学是严肃的。这严肃与消遣的对立中开始了新文学运动，尤其是新文学的创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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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在传统的文学里，所谓“文”的地位是不很高的。文章，小道也。在宋朝还有人说作文害道。作文对道学有害，这是一种极端的看法，作文至少是小道。这里面的小说，更是小而又小了，在新文学运动开始时，对人生先有一个严肃的态度。对文学，也有一个新的文学观念，这观念包括文学不是专门只为消遣，茶余酒后的消遣；他们认为文学有重大的使命和意义，这是一层。第二，文学并非小道，有其独立的地位。从前向来是不承认的，就是诗与文在文学中的地位很高，比起道来，仍然很差。五四运动开始时，反对“文以载道”，因为这样一说，文便成为一种无足轻重的东西，主要的是道。道把文压下来，所以要反对。但当时新文学运动如何表现这两个观念呢？这还得和鸳鸯蝴蝶派对着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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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写的多是恋爱故事，但不是当做一件严肃的事情（当时也有为恋爱而恋爱），总带点把恋爱当游戏的态度。看小说的，也是茶余酒后，躺在床上看看。虽然看到悲哀的时候，也流几滴眼泪，但总不认真似的。他们的文学大部分是文言，就是用白话，也是从旧小说里抄来的，不免油腔滑调。新文学在文字方面的态度很认真，教你不能不认真地看。有人看惯了旧的，看新的作品觉得太正经，不惯。在内容方面，注重攻击礼教，讽刺社会。发掘中国社会的劣根性而表现出来，在这方面见出认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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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倒合乎中国小说的传统。中国小说本来是着重在“奇”的，如唐朝的“传奇”，明朝的短篇集叫《拍案惊奇》。奇就是不正经，小说就要为的奇。我们幼时，看小说还叫看闲书，小说自身就以不正经自居。明朝虽有《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名称上似乎注重社会的作用，但这三种书被选出编成《今古奇观》，足见仍然也是以“奇”为主。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就在满足好奇的趣味，所以能得到许多读众。新文学却不要奇，奇对生活的关系较少。要正，要正视生活。反礼教，反封建，发掘社会病根，正视社会、国家、人生，因此他们在写作上是写实的。即如《狂人日记》，里面虽然是象征意义，但却用写实笔法来写，这种严肃的态度，维持不断。直到后来，社会比较安定些，知识阶级的生活也安定下来，于是严肃的态度改变了，产生言志载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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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初期反对载道，这时候更有人提倡言志。所谓言志，实在是玩世不恭，追求趣味。趣味只是个人的好恶，这也是环境的反映，当时政治上还是混乱，这种态度是躲避。他们喝酒，喝茶，谈窄而又窄的身边琐事。当时许多人如此，连我也在内，但这种情形经过的时间很短，从言志转到了幽默。好像说酒要一口一口地喝，还不成，一直要幽默到没有意义，为幽默而幽默，一面要说话，一面却要没有意义，这也是一种极端。生活的道路，越走越窄，一切都没有意义，变成耍贫嘴、说俏皮话，这明明白白回到了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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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原是两方面的，时代的压迫稍松，便走到这一边来。但中国的情形不允许许多人消遣。结果，消遣的时间很短，又回过头来，大家认为这种态度要不得。于是更明白地提出严肃的口号，鲁迅先生介绍了一句话：“一方面是严肃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这两者相对比严肃和清高相对更尖锐，这表示时代要求严肃更迫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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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创造社的浪漫和伤感成为一时的风气，那是那个时代个人求解放的普遍趋势。个人生活中灵肉的冲突是生死问题，是严肃的问题，民国十四年“五卅”以后，反帝反封建更是迫切。大家常提起鲁迅先生介绍的那句话，并且从工作扩大到行动。于是文学运动又回到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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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更是严肃的时期。新文学开始时反对文以载道，但反对的是载封建的道。到现在快三十年了，看看大部分作品其实还是在载道，只是载的是新的道罢了。三十年间虽有许多变迁，文学大部分时间是工具，努力达成它的使命和责任，和社会的别的方面是联系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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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学讲演录 五四运动之背景——在上海光华大学的演讲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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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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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入康乃尔大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两年多；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是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后去台湾。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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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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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欧战时，全国国民，皆抱负极大希望，以为从此以后，对外赔款，可以停付，至少可以停付五年；治外法权，可以废止；关税主权，可以收回。当时，日本人已先中国数年，加入战争，派遣军舰，专与东方的德国势力为难；接收青岛，续办胶济路，所有德国人在华的势力，居然落到他们手中去了。彼时中国人尚不如何着急，因为日本政府曾有表示，谓此次接收，不过暂时之事，将来“终究归还中国”；不料到了第二年——1915年，日本非独不把山东方面的权利交还中国，抑且变本加厉，增制许多条件，向中国下“哀的美敦书”，强迫中国承认，中国无法，只能于5月9日签字承认。于是中日二国的感情，愈弄愈坏，坏到不可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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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式加入欧战，是1917年。前此之时，虽有华工协助协约国与德国开衅，但未经中国政府正式表示。到了1917年，中国政府，公然与德绝交，向德开战。翌年11月11日，德国终于失败了，一种代表军国主义和武力侵略主义的势力，终于被比较民治化的势力屈服了，欧战遂此告终。全世界人皆大庆祝此双十一节，中国自亦受其影响。5月17日那一天，所有北京城内的学校，一律停课，数万学生，结队游行，教育部且发起提灯大会，四五万学生，手执红灯，高呼口号，不可谓非中国教育界第一创举。影响所及，遂为以后的五四运动下一种子；故虽谓五四运动，直接发源于此次五六万人的轰轰烈烈的大游行，亦无不可。非独此也，教育部且于天安门一带，建筑临时讲台，公开演讲。事后北大停课三天，要求教育部把此临时讲台借给北大师生，继续演讲三天。演讲时间，每人限以五分钟，其实，每人亦只能讲五分钟，因为彼时风吹剧烈，不到五分钟，讲员的喉咙，已发哑声，虽欲继续，亦无能为力了。因此，各人的演词，非常简括，却又非常精彩。此后在《新青年》杂志上所发表的如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和我的“非攻”等篇，皆为彼时演词之代表。但有人要问，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做呢？原来彼时北京政府，“安福俱乐部”初自日本借到外债六万万元，一时扬武耀威，非常得意。我们见之，虽有非议，亦无法可想，彼时既有教育部首先出来举行公开演讲，我们亦落得借此机会，把我们的意见，稍微发泄发泄。后来，我因母丧离开北京，故未得亲自参加这个大运动的后半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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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18日，交战诸国开和平会议于法国Versailles（凡尔赛）宫中，中国人参加者，有政府的代表，有各政党的代表，又有用私人名义去参加者，以为美国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必可实行，中国必能在和会之中，占据许多利益；至少，山东问题，必能从和会中得着满意的解决。然而威尔逊毕竟是一个学者的理想家，在政治上玩把戏，哪里敌得过英国的路易·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及法国的克列孟梭（Clemenceau）这一班人呢？学者遇着“老虎”，学者唯有失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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