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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弱者如何找到优势，反败为胜？ 第九章 安德烈·特罗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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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觉得有必要告诉您，我们之中也有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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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法国沦陷之后，德军允许法国人在维希组建政府。政府由法国“一战”时的英雄马歇尔·菲利普·贝当（Marshal Philippe Pétain）元帅领导。他是一个独裁者，拥有最高权力。贝当和德军积极合作。他剥夺了犹太人的权利，并把他们驱逐出原有岗位。为了废除反法西斯法律，他围捕法国的犹太人，将他们关进拘留所；后来又采取了12项其他措施，这些措施或大或小，其中也包括要求法国学生每天早上都要对着法国国旗敬法西斯军礼——抬起右手，掌心朝下。在德国占领法国时期，很多政策都被调整了，每天早上对国旗敬礼不过是其中的一件小事。大多数人都顺从了；但不包括利尼翁河畔勒尚邦（Le Chambon-sur-Lignon）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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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尚邦是维瓦赖高原的12个村庄之一。维瓦赖高原是一个山区，位于法国中南部，离意大利和瑞士边境不远。勒尚邦是一个偏远的村庄，离它最近的城镇也远在山那边，有几英里远。该地区为农业区，松林周围都是农场。几个世纪以来，勒尚邦一直是持不同政见的新教教派的聚居地——其中最重要的教派为胡格诺派。当地的胡格诺牧师名叫安德烈·特罗克梅。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法国沦陷后的那个周日，特罗克梅在勒尚邦的一所新教教堂布道。“爱我们的敌人，宽恕我们的敌人，好好对待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责任，”他说，“但是我们不能放弃，不能逃避。当敌人命令我们遵守那些与福音书背道而驰的命令时，我们一定要抵抗，但同时也不恐惧，不骄傲，不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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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希政府的敬法西斯军礼政策在特罗克梅看来，就是“与福音书背道而驰的命令”的典型例子。早些年前，他和另一位牧师爱德华·泰斯在勒尚邦创办了塞维诺中学。他们打定主意，不在塞维诺树立旗杆，也不让学生敬法西斯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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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希政府的下一步措施是要求所有的法国教师签署忠于政府的契约。特罗克梅、泰斯和塞维诺中学的全体教师都拒绝服从。贝当还要求每个法国学校都挂上他的肖像。特罗克梅和泰斯也没有遵守他的命令。维希政府成立1周年时，贝当要求该地区的所有小镇都要在8月1日正午敲响教堂的钟。特罗克梅告诉教堂的看门人——一个名叫阿梅莉的女人，不要理会这种命令。两个来小镇避暑的客人来到教堂，因没听到敲钟而发牢骚。“这个钟又不属于元帅，它是属于上帝的。”阿梅莉直截了当地说道，“这个钟是为上帝敲的，不会为其他人而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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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0年春天到冬天，欧洲犹太人的生存状况持续恶化。一个女人来到特罗克梅的家门口。她很害怕，由于寒冷一直打颤。她说她是犹太人，此刻处境很危险。她听说勒尚邦是一个好客的地方。“于是我说‘进来吧’，”安德烈·特罗克梅的妻子玛格达回忆道，“一切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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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涌入了勒尚邦。特罗克梅乘坐火车去马赛见一个名叫伯恩斯·查尔莫的贵格派教徒。贵格派当时在法国南部正设法营救被关进拘留营的人。那里条件十分恶劣，到处都是老鼠和虱子，而且病毒肆虐。从1940年到1944年，一个拘留营里死亡的犹太人达到1 100人。而那些活下来的人则被运到法国以东的地方，并最终死在纳粹的集中营里。贵格派教徒可以轻易地将人们尤其是小孩救出集中营。但是他们不知道能将这些人送往哪里。特罗克梅说可以把人送到勒尚邦。刚开始，去勒尚邦的犹太人都是小批的，后来变成了一大批，他们如大潮一般涌进了勒尚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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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夏天，维希政府的青年事务部长乔治·拉米朗（Georges Lamirand）去了勒尚邦。贝当想让他效仿希特勒在德国建立青年营的举措，在法国各地建立青年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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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米朗穿着绚烂夺目的海军蓝制服，带着他的随从，遍访整个山区。他的日程安排里提示，他要出席一个宴会；然后要一路游行去小镇的体育馆，与当地的青年人会面；以及参加一个正式的招待会。然而，宴会进行得并不是很顺利。食物差强人意。特罗克梅的女儿“不小心”把汤洒在了拉米朗的制服上；游行的时候，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体育馆里什么也没准备：孩子们在那里乱转、横冲直撞，其他孩子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招待会上，镇上的一名男子突然起身，念了《新约·罗马书》中的第13章第8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因为爱邻居就是成全了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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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一群学生朝拉米朗走过去，当着全镇人的面给他看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他们在特罗克梅的帮助下写的。那年夏天早些时候，维希警察局受纳粹之命，在巴黎逮捕了12 000名犹太人。这些犹太人被囚禁在巴黎南部的冬季赛车场上，那里的条件十分恶劣，后来他们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勒尚邦的孩子们很清楚这一切，他们不希望自己遭受同样的命运。“部长先生，”信的开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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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知了3周前发生在巴黎的恐怖事件。法国被德国人残酷地占领了。然而法国军队却听命于德军，在巴黎逮捕了所有的犹太人，并把他们送往冬季赛车场。那些父亲被迫与自己的家人分开，他们被送到了德国。孩子们被迫与自己的妈妈分开，他们和爸爸一样，也被送往了德国……我们害怕政府也在南部实行驱逐犹太人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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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觉得有必要告诉您，我们之中也有犹太人。但是，我们并不应该区别对待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这是违反福音书的教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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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朋友们，他们只是生在另一种宗教传统中而已。假如政府下令驱逐他们或审讯他们，他们是不会接受的。而我们也会尽力地帮助他们躲避政府的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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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中有犹太人。你们不会抓到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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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纳粹军队不来勒尚邦，给这些居民做个示范？特罗克梅和泰斯开办的那所学校，在战争前夕只有18名学生，到1944年，已经有350名学生了。这332名学生从哪里来的，显而易见。这个小镇一向没有什么秘密。我们觉得有必要告诉您，我们之中也有犹太人。一个帮忙救助犹太人的工人说，犹太儿童会乘坐从里昂开来的火车到达勒尚邦。她一个月得上那趟车好几次，然后一次带12个左右的犹太儿童下来。她会先把他们安顿在火车站边上的五月饭店，再去镇上走一圈，看看有没有人可以收留他们。当时的维希政府有规定，运送和窝藏犹太难民是违法行为。在战争过程中从纳粹军队的行为可以看出来，他们是不会在犹太人的问题上妥协的。有一次，维希警察局的人员在勒尚邦待了3周，他们来搜查小镇和周围的村庄，看看是否有犹太难民。他们只抓了两个人，后来还释放了其中一个。为什么他们不干脆把整个镇的人都抓起来，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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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勒尚邦历史的菲利普·哈里（Philip Hallie）指出，在战争末期保护这个小镇的是陆军上校尤利乌斯·施梅林（Julius Schmehling），他是该地区的高级盖世太保[80]警官。当地的维希政府警察中也有很多富有同情心的人。有时候，安德烈·特罗克梅会在深夜接到电话，对方提醒他隔天会有突击行动。当地的警察局小分队也会突然出现，他们其实是来搜查隐匿难民的；但他们会先在当地的咖啡馆喝杯咖啡，这咖啡会喝很长一段时间，以便提醒镇上的人他们来是干什么的。当时德国军队已自顾不暇，特别是在1943年，当时的东线战役已经开始在拖他们的后腿了。他们估计也不想和这些好争辩又不随和的山区人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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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实最确切的答案是扫荡一个小镇、消灭一群人、打击一场运动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这也是《逆转》一书试图弄清楚的问题。权力并没有其本身看起来那般强大，但也没有那般弱小。勒尚邦的胡格诺派由原先的法国新教发展而来。事实上，法国人以前曾试图除掉他们，但最终失败了。胡格诺派在宗教改革期间脱离了天主教会。法国政府因此将他们视为反叛者。很多国家和国王都试图让胡格诺派回归天主教会。当权者禁止胡格诺派举行活动。他们公然围捕、屠杀胡格诺教徒。成千上万的胡格诺派男教徒把孩子们送上了绞刑架；而女教徒则被终身监禁。为了消除孩子们的信仰，他们就把孩子们寄养在信奉天主教的家庭。这种恐怖统治持续了一个多世纪。19世纪末，20万名胡格诺教徒离开法国，逃到了欧洲的其他国家和北美洲。而那些留在法国的人就只能埋藏自己的信仰。他们会在偏远的树林里，秘密地举行仪式。他们躲到了维瓦赖高原上的高山村庄。他们在瑞士开设了神学院，并将牧师偷偷地运出边境。他们学会了如何躲避追捕，也学会了伪装。他们坚持了下来，并且不断地进行学习，就和闪电战时期的英国人一样，他们不完全是害怕。他们只是因为害怕而害怕。[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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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人们都知道什么是迫害，”玛格达·特罗克梅说道，“他们常常都会谈起自己的祖先。很多年过去了，他们已经忘记了。但当德军过来的时候，他们会重新记起，他们也都了解情况，这个村子的犹太人遭受的迫害少，比其他村子好，因为他们提前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玛格达·特罗克梅说当第一个难民出现在她家门口时，她没办法拒绝这个难民。“这件事危险与否，我不知道。没人会去想这些。”这件事危险与否，我不知道？没有人会去想这些？在法国其他地方的人民都知道，他们的生命正处在危险之中。但勒尚邦的人们却不这么想。第一批犹太难民到达时，镇上的人们给他们每个人都制作了假的身份证明。这对于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对政府隐藏自己真实信仰的群体来说，并不是一件多难的事。人们把犹太难民收留在他们以前收留难民的地方；他们循着那条使用了300年的路线，将他们送往瑞士边境。玛格达·特罗克梅接着说：“有时候人们会问我：‘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实我并没有做任何决定。问题在于，你认为我们是不是兄弟姐妹？是的话，我们就尽力去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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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铲除胡格诺派，法国政府在自己的土地上制造了一个陷阱，然而这个陷阱可以用来做一切别的事情，就是不能铲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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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安德烈·特罗克梅曾经说的：“就靠这样的人，纳粹怎么可能走到最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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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特罗克梅出生于1901年。他个子很高，身体结实；长着一个长鼻子，一双蓝色的眼睛锐利有神。他工作起来总是不知疲倦，常会从勒尚邦的这头走到那头。他的女儿奈莉写道，“他浑身的毛孔都散发出一种责任感”。他说自己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不过他这个人的心态倒是不平和。他，还有他的妻子玛格达，常常会进行喊叫比赛。这在镇上是人所皆知的。人们常说他是一个“被上帝征服的暴力人士”（un violent vaincu par Dieu）。“当人们无礼地咒骂他时，”他在日志里写道，“他不应该毫无反应，不应该懦弱，而且在面对重大的基督教教义问题时，永远不能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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