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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 第一节 否定日本侵略国策，摈除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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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法庭审判了日本近代以来对外侵略的历史，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为日本国民从思想上摒弃军国主义奠定基础，促使日本社会走向和平和民主。日本学者戒能通孝认为，东京审判具备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破碎”和“强化民主主义倾向的复活”这一革命审判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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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否定日本扩张思想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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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扩张的过程中，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理论基础的“皇道”和“八纮一宇”思想贯穿始终。东京审判判决书B篇开篇即对日本“皇道”和“八纮一宇”的思想如何被军国主义分子所利用进行解释和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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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八纮一宇’，意思是把全世界各地结合起来置于一人统治之下，或者是把全世界合并成为一个家族。这就是所谓帝国建国的理想。但就文字上的传统意义说，并未超过人道的普世原则。”“皇道”是“道德概念和行为准则”，“八纮一宇”是“道德目标”。“而对天皇的忠诚则是达到目标的道路”。“八纮一宇”与“皇道”思想本是前现代社会的帝王建国的理想。囿于当时社会的发展水平，所谓“八纮一宇”也只是在有限的地理空间建立封建帝国，并主张通过天皇的仁慈统治来达到建立帝国的目的，即为“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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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体系的建立，“天下”的概念被极大地扩大了。日本军国主义将传统时代的政治概念移植到20世纪的社会政治中，无疑是不合适的。1940年12月，桥本欣五郎重申其1936年8月表达过的观点：“全国的兵力都应团结在皇道精神之下。皇道精神将使八纮一宇或者称霸世界的目标成为可能。”东京法庭认为1871年明治天皇发布的敕语中就宣示了“八纮一宇”与“皇道”的观念。不过当时，“这些观念代表了重整国家的核心及对日本国民爱国主义的号召。”但是在1930年之前的10年间，这两个观念被主张扩张的日本学者或者政治家利用，成为日本扩张领土的理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指出：“此后许多年间，在‘八纮一宇’和‘皇道’的名义下，不断提倡采用军事侵略方法，于是，这两个观念显然成为用武力支配世界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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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揭露日本近代国策的侵略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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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揭露了日本所谓“解放亚洲”“共存共荣”的“大东亚共荣圈”国策的侵略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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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7日，广田弘毅主持召开了“五相会议”，确定了作为日本政府长期国策基本方针的《国策基准》。国策的基本原则是从国内国外两方面来巩固日本，使日本帝国“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成为东亚的安定势力，确保东亚和平，并对世界人类的安宁福祉有所贡献”。进一步说，就是为了使“外交国防相辅相成，巩固帝国在东亚大陆中的地位，并向南方海洋扩张发展”，道明国策的本质是对外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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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基本国策第一条第一项规定：“排除列强在东亚的霸道政策，根据真正的共存共荣的主张，共享幸福，这就是皇道精神的具体体现，也就是我国在对外发展政策上应予经常贯彻的指导精神。”通过对日本“十四年战争”的审判，东京法庭揭示：“首先认识到，这个政策与在东方具有权益的各国间必然引起纠纷。因之日本必须‘清除列强的霸道政策’并遵循日本的‘共存共荣’政策”，日本政府非常清楚其对外扩张必然会损害“列强”在亚洲的利益，以“共存共荣”为借口，试图减少其在亚洲扩张的阻力，甚至希望亚洲各国能在其“共存共荣”的幌子下，成为日本对抗西方各国的合作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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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之后，近卫政府的态度是坚持不扩大纷争规模的方针，并迅速就在当地解决问题。但是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活动却迅速扩大。随着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的节节胜利，日本政府开始向军队妥协。1938年11月，近卫政府发表关于对中日关系有决定意义的声明：“帝国政府在占领南京以后，为了给中国国民政府最后的反省机会一直保持耐心。但国民政府不解吾国之意，贸然策动抗战，无视家国苦难，亦置整个东亚和平于不顾。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再在意国民政府，期待真正值得与帝国合作新兴政权的成立和发展。”日本政府将其发动战争、破坏东亚和平的责任归于中国政府的反抗侵略的斗争，并以“帝国对东亚和平的责任日益重大”为理由，提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主张。东京法庭揭示，日本“就此关闭了谈判大门，并搭建了平台，以继续侵略和扶植地方政权，建立能够与日本合作的中国‘新政权’为最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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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7月，近卫文麿组阁，确定了《基本国策纲要》。该纲要首先规定：“皇国的国是乃基于‘八纮一宇’的建国大精神，以确立世界和平为根本，首先要建设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坚强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在确立了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即“大东亚共荣圈”的亚太政策目标后，日本政府开始实质性地执行南进计划。以将亚洲人从白种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为幌子，以类似“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的原则，使日本在华行动合法化，为日本在亚洲的扩张奠定“正义”基础。东京法庭对此进行一一否定：“善邻友好”“蕴含的基本前提是日本在东亚的优越地位、在东亚的特权和责任”；由于“共同防共”的需要，“日本必须保留对所有的交通通信设施的军事权和监督权，并且日军必须在华北及蒙古驻军”；“经济提携”就是“日本、‘满洲国’和‘新的中国’为互补天然资源之不足而彼此互惠。特别强调获得日满所缺乏的埋藏于华北的资源，尤其是矿物资源”，“由日本实质上支配华北和蒙古的天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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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日本成立两个与国策相关的公司，即华北开发公司和华中振兴公司。这两个公司除了日常业务之外，必须服从日本政府的命令、接受日本政府的支配，管理在中国华北、华中的公共事业、交通、自然资源。1939年1月，日本规划局通过“中国经济发展计划”，但并未通报“满洲国”和中国，由日本单方面敲定并实施。华北开发公司的子公司龙烟铁矿所挖掘的部分铁矿及产生的剩余生铁都运往了日本，“430万吨的总产量中，有70万吨用于生铁生产，140万吨运往满洲，运往日本的数量以百万吨计”，“在开发煤炭资源时……为了保证对日本的持续供给，采取控制对华供应的方针”。日本所谓的“经济提携”本质上是对被占领区资源的疯狂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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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瓦解中国的抵抗，日本政府不择手段。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国民政府就下定决心清除鸦片。1936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条文，对吸毒上瘾者采取镇压措施，取得成效。为了打击中国国民士气，同时为日本各级政府以及战争筹备资金，日本在中国大量发展毒品交易。检方搜集大量证据证明：“自1937年开始，中国的鸦片贸易就与日本军队、日本的外务机构和兴亚院脱不了干系。……日本派遣军的这种特殊的服务机构在大大小小的城市建立起来，接受委托销售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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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5年开始，日本政府开始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对一切公共舆论都采取了广泛的检查，报纸、广播等沦为政府的喉舌。当东京审判详细审查并揭露日军的暴行时，日本国民深为震惊。日本社会开始对一直视为基石和典范的基本国策产生严重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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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性“十四年战争”是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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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1928年作为追究日本侵略战争罪行的起始点，审判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这十四年间日本发动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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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侵略中国第一步的“九一八事变”（东京法庭多称“奉天事变”）发生之后，为规避国际社会可能的谴责和惩罚，日本军部将事变责任归于中国，利用媒体编造、歪曲事实，在国内国际进行宣传，将关东军蓄意制造的武装侵略伪装成受到中国军队攻击不得已而进行的“自卫”，试图将其侵略行为合法化。“九一八事变”之后，应国民政府的请求，国联曾派出“李顿调查团”到东北调查事情真相。由于种种原因，李顿调查团并未能全面揭露事情真相。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方向法庭提交大量证据，证明“‘沈阳事变’是由参谋本部的将校、关东军的将校、樱会的会员以及其他人等事前周密计划的。”基于大量有说服力的证据，法庭采信了检方的指控，桥本欣五郎和板垣征四郎二人因制造和协助制造“九一八事变”被判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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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日本国民的支持，日本国内形成两派。一派主张借武力达到目的；另一派是一些政客及官僚，“他们主张用和平的手段，或者至少是更慎重的选择行使武力的时机来进行日本的扩张”。当主张武力扩张的一派认为他们压倒了一切反对势力的时候，便逐步实行了为达到统治远东这一最后目标所需要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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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他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占领了满洲和热河。到1934年，开始入侵华北，在华北驻兵，并建立了为其目的服务的各种傀儡政府。自1937年起，对中国持续进行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侵略并占领了许多中国领土，设立了仿效上述形式的各种傀儡政府，并且开发中国的经济和天然资源以供日本之军事的和一般的需要”，“与此同时，他们长期做着发动对苏侵略战争的计划和准备”，“1941年12月7日，阴谋者们发动了对美国和英国的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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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法庭判定，自1931年开始，日本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均为侵略战争，并且判定“不可设想还有什么比阴谋发动侵略战争和实行侵略战争更严重的罪行，因为这一阴谋威胁了全世界人民的安全……使无数的人类遭遇死亡和痛苦”。东京法庭不仅将日本近代以来的对外扩张定性为侵略战争，而且深刻揭示了日本这种行为给世界带来的危害，并将之记录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永远留于历史，警示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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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庭审，东京法庭不仅梳理了日本近代以来所奉行的错误国策，揭露日本战争路线的侵略本质，更为重要的是对日本错误国策和战争路线应负责任的政府领导者进行审判、定罪、判刑和处罚，以此作为对日本错误国策和战争路线的总清算，为一个和平民主的新日本的产生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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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 第二节 开创国际司法先例，追究战犯战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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