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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教学案例 [:170270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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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章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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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法律起源与夏代法制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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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法律起源。法同国家一样，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法律的起源，实质上就是原始的氏族习惯法向奴隶制习惯法转变的过程。人类进入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就有了协调社会纠纷、约束人们共同生活的简单而基本的准则——氏族习惯；到距今约五千年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历史进入由氏族习惯法向奴隶制习惯法转化的重要时期，逐渐出现了“刑”、“法”、“罪”等概念；到公元前21世纪时，随着夏朝奴隶制国家的形成，体现奴隶主阶级意志的奴隶制习惯法也随之建立。中国法律的起源具有自己的特点，并对日后中华法系特点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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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夏代法制简况。（1）习惯法为主要法律形式，出现了制定法，“夏有乱政，而作禹刑”，还有誓——夏王发布的紧急军事命令；（2）法律的主要内容：确立“忠君”观念，倡导“孝道”思想，维护国家制度与宗法制度；镇压各种违背“王命”和反抗国家统治的行为；用行政法性质的“政典”来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确认土地国有，确立各项税赋制度；（3）司法制度：建立了“大理”、“士”、“蒙士”等各级司法官吏体制；神明裁判在司法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圜土——最初的监狱已经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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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教学案例 [:170270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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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代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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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代的立法思想。“有殷受天命”，神权法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用“天讨”与“天罚”来证明其刑罚的合理性，加强其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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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式与主要法律。（1）法律形式：成文刑书出现，习惯法退居次要地位。主要法律形式有：不公开的刑书、誓——商王发布的紧急军事命令以及王与权臣的命令、文告；（2）主要法律：《汤刑》、《官刑》、“民居”之法、车服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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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律内容。（1）军事法规：以军法保证讨伐战争的进行，惩治不从誓言罪；（2）刑事法规：严厉镇压反抗国家统治的各种犯罪，严惩各种蛊惑民心、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3）行政法规：设立《官刑》，惩治“三风十愆”，严格约束统治阶级内部成员；（4）民事法规：土地实行以商王为代表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工具、牲畜、房屋等实行家庭所有制，由家长支配掌管；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权力和财产的继承早期是“兄终弟及”，中后期逐渐建立了嫡长子继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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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司法制度。（1）司法机构：商王掌握最高决定权，最高审判机构是司寇，与其他五个中央机关并称“六卿”，其下有“正”、“史”等审判官员，地方与基层司法官员有“士”、“蒙士”等；（2）审判制度：重大案件要经过三级审理，并要经过“三公”复核，由商王最后决断；对公认疑案实行赦免；（3）宜称“天罚”，实行“神判”，通过占卜决定刑罚，卜者在司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4）监狱制度进一步完善，除“圜土”外，还有关押重要犯人的“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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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教学案例 [:170270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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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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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教学案例 [:170270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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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鲧治水不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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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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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之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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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陡九泽、度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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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甚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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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夏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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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情今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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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尧当政的时候，洪水滔天，包围着山岭，淹没了丘陵，百姓苦不堪言。帝尧寻求能治水之人，群臣及四方部落之长都说鲧能胜任。尧说：“鲧这个人好违抗命令、喜摧残同族之人，不可。”四方的首领说：“我等愚拙，皆不及鲧贤能，愿帝试用之。”于是帝尧听从四方之长的建议，起用鲧治水，九年水患不绝，鲧没有完成这一功业。帝尧再度访求贤能之人，又得到了舜。舜因此得到重用，代行天子大权，管理政事。他巡行各地，发现鲧治水实在差得不像样子，便把鲧困死在羽山。天下的人都认为舜的责罚是对的。然后舜举荐鲧的儿子，令其继续鲧的治水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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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于他的父亲鲧治水不成而受到诛罚，禹用尽心力，专心治水。他长年在外，即使路过自己的家门也不敢回去。他不求吃穿，但对于祖先神明，却礼节极为周到，供品特别丰厚。他居住的房屋低矮简陋，却把大量的开支用在了开挖沟渠上。他陆路乘车，水路坐船，遇到泥泞地带就坐两端翘起的船形的橇，爬山的时候就利用辇车。测量和规画的工具都随时带在身边，充分地利用一年四季来开垦九州的土地、开辟各地的道路，用各地的沼泽来蓄水以解早灾，并度量各地的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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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九州的山川都已得到治理，四方的土地都可供百姓生存，各地的大山都可以通行，所有河流都已经疏通，湖泊都已经筑了堤防，四海之内进贡的道路都可以直达京城，各个官署都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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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律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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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则汉司马迁记载于《史记·夏本纪》中的史料。关于夏的存在以及夏以前的历史，20世纪史学界曾发生过大的争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学界对夏及夏之前历史的了解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普遍认为司马迁对这一时期历史的记载有很大的可信度。而对于中国法的起源，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法制史学成型时期，杨鸿烈、程树德、陈顾远等名家根据“信则传信、疑则传疑”的原则，在将商代作为中国法律起源之始的同时，并未放弃商之前的有关中国法制史资料。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广泛应用，中国法制史学界逐渐形成了中国国家与法起源于夏的通说。其理论根据是中国的奴隶制国家、也就是阶级社会的历史起源于夏代，认为“法律是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所以我国之有法律，也始于夏朝”(1)。20世纪80年代，法学界爆发了关于中国法律起源的激烈的争论，除上述中国法起源于夏的观点外，另一重要的观点是中国国家与法律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说。经过20年的努力，这两派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互相吸收，已经趋于同一。大多数学者认为，体现为国家形态的法律产生于夏代，但国家与法的产生并非是一个机械的、先有国家后有法律的过程，而是有其独立的发展路线。法律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权制时代，其后随着国家的产生才逐渐发展成为夏代的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而对于中国法律究竟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哪个时期，目前的通行看法是，中国法律起源于考古文化的河南龙山文化时期，也就是文献记载所称的尧舜时期，即本案例所反映的时代，禹则是其中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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