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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与刑罚制度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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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律学的发展及法律解释的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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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期，律学出现了不同于前代的发展趋势，研究的对象也不再仅仅是对古代法律的起源、本质与作用的一般论述，而是侧重于对律典的体例、篇章逻辑结构和概念，以及定罪量刑等具体问题的研究。随着传统法律和律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法律解释也趋于规范化。有代表性的如晋代张斐、杜预对《泰始律》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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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罪十条正式入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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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齐律》，“重罪十条”正式入律。隋唐律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十恶”定制，并为宋、元、明、清历代所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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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准五服以治罪及留养制度体现了礼法合流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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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律》始创依服制定罪，它是指亲属间的犯罪，据五等丧服所规定的亲等来定罪量刑。以后历代律典均相沿用。同时，《北魏律》规定了留养制度，亦称“存留养亲”，指犯人直系尊亲属年老应侍而家无成丁，死罪非“十恶”，则允许上请，流刑可免发遣，徒刑可缓期，将人犯留下以照料老人，老人去世后再实际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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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刑罚制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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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新律》将法定刑分为死、髡、完、作、赎、罚金、杂抵罪等数种；晋律定刑为五种：死、髡、赎、杂抵罪和罚金；《北魏律》定刑为六种：死、流、宫、徒、鞭、杖；《北齐律》承其后，最终确立死、流、徒、鞭、杖五刑，为隋唐以后死、流、徒、杖、笞的刑罚体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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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文帝改革刑罚以来，宫刑兴废无常。北齐时，废除宫刑，从此宫刑不复作为一种法定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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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期，缘坐的范围得到了缩小。流刑也成为减死之刑，在正律中的地位得到固定。北周律分流刑为五等，隋唐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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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司法制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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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上，中央三省制形成，地方实行州、郡、县三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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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初，尚书脱离少府而独立，称为“尚书台”。同时，皇帝又设有秘书作为侍从要职，称“秘书令”。魏文帝时，改秘书为中书。晋代侍中的地位日益显得重要，于是成立了以侍中为主管长官的门下省，用以钳制中书省行使职权。这样，就形成了中书、尚书、门下三省并主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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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形成了州、郡、县的地方行政制度。魏承汉制，沿用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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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审判机关大理寺、三公尚书、都官尚书及地方司法机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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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吴国的中央司法机关称大理，北周称秋官大司寇。北齐改廷尉为大理，并扩建其机构为大理寺。尚书台形成后，各时期尚书台之下均置有负责司法行政和兼理刑狱的机构：曹魏承汉制，保留三公曹、二千石曹；晋初以三公尚书“掌刑狱”，武帝太康年间以吏部尚书取代之；南朝宋都官尚书“掌京师非违，兼掌刑狱”；北齐以尚书省六尚书分统列曹，其中殿中尚书统三公曹，“掌五时读时令，诸曹囚帐、断罪、赦日建金鸡等事”，都官尚书统比部曹，“掌诏书律令勾验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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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仍沿汉代旧制，司法权由县令、郡太守、州刺使掌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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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诉讼制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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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起，开始限制未决犯告发犯罪。北齐时，禁止囚犯告诉；皇帝开始频繁直接干预和参与司法审判；直诉作为制度形成于西晋，即不依诉讼等级直接诉于皇帝或钦差大臣，是诉讼中的特别上诉程序；死刑复核制度于魏时形成，从而使死刑决定权独归皇帝；上诉制度在曹魏时被限制，而晋代以后又允许上诉；曹魏、晋代，县令审判权受到限制，凡重囚，县审判后须报郡，由郡守派督邮案验。南朝宋改为将案卷及人犯一并送郡，经郡太守复审后方可执行，从而加强了自上而下的司法监督；妇女犯罪，行刑时适用特殊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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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监察机关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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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监察机关仍为御史台，但已从少府独立出来，成为皇帝直接掌握的独立监察机关。长官仍为御史中丞（北魏称御史中尉，南朝叫南司），职权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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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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