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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费羊皮卖女葬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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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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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尚书李平奏：“冀州阜城民费羊皮母亡，家贫无以葬，卖七岁子与同城人张回为婢。回转卖于俞县民梁定之，而不言良状。案盗律‘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回故买羊皮女，谋以转卖。依律处纹刑。”诏曰：“律称和卖人者，谓两人诈取他财。今羊皮卖女，告回称良，张回利贱，知良公买。诚于律俱乖，而两各非诈。此女虽父卖为婢，体本是良。回转卖之日，应有迟疑，而决从真卖，于情不可。更推例以为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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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尉少卿杨钧议曰：“谨详盗律‘掠人、掠卖人为奴婢者，皆死’，别条‘卖子孙者，一岁刑’。卖良是一，而刑死悬殊者，由缘情制罚，则致罪有差。又详‘群盗强盗，首从皆同’。和掠之罪，固应不异。及‘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然五服相卖，皆有明条，买者之罪，律所不载。窃谓同凡从法，其缘服相减者，宜有差，买者之罪，不得过于卖者之咎也。但羊皮卖女为婢，不言追赎，张回真买，谓同家财，至于转鬻之日，不复疑虑。缘其买之于女父，便卖之于他人，准其和掠，此有因缘之类也。又详恐吓条注：‘尊长与之已决，恐吓幼贱求之。’然恐吓体同，而不受恐吓之罪者，以尊长与之已决故也。而张回本买婢于羊皮，乃真卖于定之。准此条例，得先有由；推之因缘，理颇相类。即状准条，处流为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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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郎中崔鸿议曰：“案律‘卖子有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期亲及妾与子妇流。’唯买者无罪文。然卖者既以有罪，买者不得不坐。但卖者以天性难夺，支属易遗，尊卑不同，故罪有异。买者知良故买，又于彼无亲。若买同卖者，即理不可。何者？‘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此亦非掠，从其真买，暨于致罪，刑死大殊。明知买者之坐，自应一例，不得全如钧议，云买者之罪，不过卖者之咎也。且买者于彼无天性支属之义，何故得有差等之理？又案别条：‘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依此律文，知人掠良，从其宜买，罪止于流。然其亲属相卖，坐殊凡掠。至于买者，亦宜不等。若处同坐流，于法为深。准律酌降，合刑五岁。至如买者，知是良人，决便真卖，不语前人得之由绪。前人谓真奴婢，更或转卖，因此流漂，罔知所在，家人追赎，求访无处，永沉贱隶，无复良期。案其罪状，与掠无异。且法严而奸易息，政宽而民多犯，水火之喻，先典明文。今谓买人亲属而复决卖，不告前人良状由绪，处同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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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保、高阳王雍议曰：“州处张回，专引盗律，检回所犯，本非和掠，保证名然，去盗远矣。今引以盗律之条，处以和掠之罪，原情究律，实为乖当。如臣钧之议，知买掠良人者，本无罪文。何以言之？‘群盗强盗，无首从皆同’，和掠之罪，故应不异。明此自无正条，引类以结罪。臣鸿以转卖漂流，罪与掠等，可谓‘罪人斯得’。案《贼律》云：‘谋杀人而发觉者流，从者五岁刑；已伤及杀而还苏者死，从者流；已杀者斩，从而加功者死，不加者流。’详沉贱之与身死，漂流之与腐骨，一存一亡，为害孰甚？然贼律杀人，有首从之科，盗人卖买，无唱和差等。谋杀之与和掠，同是良人，应为准例。所以不引杀人减之，降从强盗之一科。纵令谋杀之与强盗，俱得为例，而似从轻。其义安在？又云：‘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此明禁暴掠之原，遏奸盗之本，非谓市之于亲尊之手，而同之于盗掠之刑。窃谓五服相卖，俱是良人，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明去掠盗理远，故从亲疏为差级，尊卑为轻重。依律：‘诸共犯罪，皆以发意为首。’明卖买之元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羊皮不云卖，则回无买心，则羊皮为元首，张回为从坐。首有沽刑之科，从有极默之戾，推之宪律，法刑无据。买者之罪，宜各从卖者之坐。又详臣鸿之议，有从他亲属买得良人，而复真卖，不语后人由状者，处同掠罪。既一为婢，卖与不卖，俱非良人。何必以不卖为可原，转卖为难恕。张回之愆，宜鞭一百。卖子葬亲，孝诚可美，而表赏之议未闻，刑罚之科已降。恐非敦风厉俗，以德导民之谓。请免羊皮之罪，公酬卖直。”诏曰：“羊皮卖女葬母，孝诚可嘉，便可特原。张回虽买之于父，不应转卖，可刑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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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刑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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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情今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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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尚书李平上奏称：“冀州阜城之民费羊皮母亲过世，因家里贫穷，无法入葬，于是将七岁的女儿出卖给同城人张回做奴婢。后来又辗转卖给了俞县的梁定之，但是没有说明这个七岁的女儿为良家的孩子。按照盗律，‘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张回收买费羊皮的女儿，后为牟利转卖他人。依照法律应处以纹刑。”宣武帝下诏称：“律称‘和卖人’（即共同买卖人口），是指两人串通，共同诈取他人财物。现费羊皮卖女，并告诉张回该女为良人，张回图谋卖价低贱，知道是良人而公然收买。诚然两个人行为都是违反法律，但是两个人都没有欺诈。此女虽然被父亲出卖为奴婢，但是本身为良人。张回转卖于他人之时，应当考虑到这一点，但是张回却决然地将其转卖，于情不可。再加推究，作出判决，使之成为典型案例，作为长久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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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尉少卿杨钧议曰：“仔细研究盗律所规定的‘掠人、掠卖人为奴婢者皆死’，另有别条规定‘卖子孙者一岁刑’。虽然两条都是对卖良人的规定，但是一个处以死刑，一个处以一岁刑，两者差别悬殊。原因就在于刑罚乃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所以有所差别。法律规定：‘群盗强盗，首从皆同。’对于共同掠人而言，与这种情况自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同时，知道为他人盗掠之物，还故意收买，应当以从犯论处。然而，五服之亲属互相出卖，法律都有明文规定，但是对收买的人处以何种处罚，法律不曾规定。我认为，应当按照普通从犯之法律定罪，同时法律规定，在服制亲属之间出卖的，应当减刑，因此也应当对收买者处以不同的刑罚。所以对收买的人所处的刑罚，不应当超过卖者。但是费羊皮出卖自己的女儿为奴婢，不言追赎；张回真买，如同自家财产，至转卖他人之时，不复疑虑。根据张回从其父手中买得该女，又卖与他人，如果以共同掠人治罪，此属于有前因后果的一类。另有关‘恐吓’的法律规定：‘尊长与之已决，恐吓幼贱，求之’，同样是恐吓行为，当时不以恐吓之罪处罚，乃是因为尊长与幼贱已经决断了。而张回本来从费羊皮处买得奴婢，后转卖于梁定之。按照此条例，也是有原因在先，推究其前因后果，道理也相似。本案依事实及法律，处流刑比较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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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三公郎中崔鸿认为：“按律有‘卖子有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期亲及妾与子妇流’的规定。但是只有对于买者没有相关规定。然而卖者既然认定为有罪，买者就不能不惩罚。但卖者或因天性难移，或因亲属关系的疏离，或尊卑不同，惩罚也不同。买者明知是良人而买，又与被买者无亲属关系，如果对买者的惩罚同卖者一样，则为不合理。为什么呢？法律规定‘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这虽然不是指‘掠’，但是因此而收买的人，既然要处罚，却是一判徒刑，一判死刑，差别悬殊。由此可知，明知这种出卖尊长的情况而收买的，自然应当同样定罪，不能如杨钧所说：买者的罪过不能超过卖者。而且买者于被买者无天性亲属之义，为何有差等减刑之理？另外有规定：‘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按照该律文，明知他人掠良人而收买，罪止于流刑。然而亲属相卖，处罚不同于掠人。这种情况下，对于买者而言，也应当不同。如果同样处以流刑，则处罚偏重。应当按律减轻，处五年徒刑。但是，如果买者明知是良人而收买，没有说明前人因何得到被买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前人说该人是奴婢，因而将该人辗转贩卖，因此漂流在外，不知其所在，家人想要追赎也不知去哪里，则该人将永远沦为奴隶，没有从良之日。这样的行为与‘掠’无异。而且法律严格则奸恶易息，政策宽松则人民多犯。现对于收买他人亲属而转卖，且不告知前人是否为良人，其处罚应当同‘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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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保、高阳王元雍议论说：“冀州处理张回的案件，专门引用盗律。审查张回所犯之罪，本来并非共同掠卖人，证据很清楚，与盗贼相差很远。现在引用盗律中的条文，以共同掠卖人判处，根据事实和法律，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如杨钧所言，在明知的情况下收买被掠之良人，对此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何就说共同掠卖人口的罪与‘群盗强盗，无首从皆同’没有差别呢？这说明本来没有法律规定，不过是引用相类似的案子进行类推来定罪。崔鸿认为，因转卖使良人漂流不知何处，其罪和掠卖人相同，这也是以类推断罪。根据《贼律》规定：‘谋杀人而发觉者流，从者五岁刑；已伤及杀而还苏者死，从者流；已杀者斩，从而加功者死，不加者流。’详察沉沦贱役与失去生命，漂流四方与身死骨腐，一个依然活着，一个却死了，到底谁的危害更为厉害呢？但盗律对杀人的案子有首犯、从犯之分，对盗人买卖却并没有主犯、从犯的差别。谋杀及共同掠卖人口，被害者同是良人，应该依据同样的标准处罚。现不引用谋杀人的条款对从犯减等处分，却引用强盗这一类条款，其有何意义呢？另外，法律规定：‘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这是明令禁止暴力掠夺的根源，遏制奸盗事件之根本，而不是说从亲人尊长手中收买良人就与盗掠所处刑罚相同。我认为，五服之内的亲属相买卖，都是在买卖良人，之所以允许有差别等级，就是为了表明此种情况与掠盗差别很大，所以根据亲疏远近的不同来划分等级，依据尊卑来确定刑罚的轻重。根据法律规定：‘诸共犯罪，皆以发意为首。’这阐明了买卖起初根源确定后，首犯与从犯如何定罪就有了根据。如果费羊皮不说要出卖，那么张回也没有收买的意思，也就是说费羊皮为本案的首犯，张回是从犯。首犯触犯刑罚的律法条文，从犯却要判处很重的刑罚，根据律典来推究，找不到可以作为量刑根据的条文。所以买者之罪，应各随卖者的罪。详察崔鸿的建议，他认为从他人亲属手中买得良民，再转卖他人，不对后手说明根由情状的情况，与掠卖人相同。当时，既然一样是做奴婢，转不转卖，都不是良民，为何认为不卖就可以原谅，转卖就难以饶恕呢？张回的罪，判处鞭刑一百较为合适。出卖女儿安葬母亲，孝心实在值得赞扬，但我们没有听到表扬的议论，而刑罚的处分倒下来了。恐怕这不是使民风淳厚、以道德引导百姓的做法吧。所以，恳请免除费羊皮的罪过，由国家给予其卖女的价钱。”后宣武帝下令说：“费羊皮出卖女儿安葬母亲，孝心可嘉，特此赦免其罪。张回虽然是从他人父亲手中收买孩子，但不应该转卖，可判处五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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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律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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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涉及“亲属相犯”的处罚以及对于买卖人口的相关规定。对于买卖人口，当时的法律规定：“掠人、掠卖人为奴婢者皆死”。就是说，拐骗人口、拐卖人口为奴婢的，要处以死刑。但是同时规定了例外情况，就是对于亲属之间相卖的，‘卖子孙者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期亲及妾与子妇流’。可以看出，由于贩卖者与被贩卖者之间的血缘关系的远近不同，处罚也相应地有所差异。对于出卖子孙的，只处以一年的徒刑；而对于出卖五服内尊长的，处以死刑；出卖期亲及妾与子妇的，处以流刑。因此，费羊皮虽然是出卖良人，但由于乃是出卖自己的女儿，且是为了安葬其母亲，在众人讨论之后，认为其孝心可嘉，予以免除刑罚。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礼”入法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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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于收买的人，由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所以在如何适用法律上，出现了争论。而争论的焦点在于在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类推引用，以及如何类推引用法律有关“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及“群盗强盗，无首从皆同”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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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张回在明知他人为良人的情况下而收买，后又隐瞒该人为良人的情况，将其转卖他人。尚书李平认为，对张回应适用“掠人”的规定，处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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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本案的处理，廷尉少卿杨钧认为，虽然根据“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的规定，张回为从犯，但是根据“群盗强盗，无首从皆同”的规定，首犯、从犯处罚应当相同。所以对张回应当适用有关“掠人”的规定，处死刑。只是考虑到亲属之间的关系，法律从轻处罚出卖者，所以收买者也应当从轻处罚，可以适用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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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三公郎中崔洪认为，杨钧所言并不周全。第一，对于出卖尊长的，虽然并非掠人，但法律仍规定为死刑，因此对于收买的人，也应当处以死刑，而不是处以比出卖者较轻的刑罚；第二，对于收买的人而言，如果只是收买而没有转卖，适用“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可以根据对出卖者刑罚的减轻，对收买者也减轻处罚，判处五年徒刑较为合适；第三，对于收买后又隐瞒真实情况而出卖的，则不能减轻，因为此行为可能导致良人最终辗转买卖，永远沦为奴隶，最终不能从良，其社会危害性很大，此与“掠人”无异，应当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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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高阳王元雍则从法律精神及法律政策的角度出发，认为：第一，本案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既不适用“群盗强盗，无首从皆同”的规定，也不适用“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的规定。此两者都不适合亲属之间相卖。因为前者不分首从，比谋杀处罚还重；后者的本意只是为了杜绝掠盗的根源。第二，收买人是不是转卖他人是没有差别的。因此，对张回处罚鞭一百即可。第三，费羊皮卖女实为葬母，这是孝心的表现，不但不应处罚，反而应当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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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皇帝综合考虑之后，认为一方面，张回虽然转卖费羊皮之女，但考虑到掠人与强盗等毕竟不同，适用了“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的规定，同时根据主犯从轻，对从犯也从轻发落的原则，在流刑的基础上，对张回所判刑罚减为徒刑五年。另一方面，根据对出卖子孙的，只处以一年的徒刑的法律规定，以及高阳王雍所提倡的法律精神，最终免除了对费羊皮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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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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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家族伦理对法律制度的影响很大。早在奴隶制时期，随着宗法制度的形成，家长权和族权就得到了国家的确认，对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起着重要的支持和辅助作用。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家族本位的伦理法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法律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亲属之间相犯时的同罪异罚。这个案例就体现了这一点。费羊皮出卖自己的女儿，并没有按照普通买卖人口的刑罚（即死刑）予以处罚，而是在法律明文规定的一年徒刑基础上又免除了对其处罚。这说明了封建伦理制度与国家法律的渗透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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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趋势从汉代封建法律儒家化就已经开始了，汉律中关于家长对子女的惩处权、“亲亲得相首匿”等有关规定都体现了这一点。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大动荡时期，也是民族大融合时期。各个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都非常重视通过法律来控制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长制家庭。以家族血缘为纽带与国家制度相结合的宗法制度，贯穿了政权、族权、父权、夫权，于是家国相通，家族法成了封建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趋势后来发展到两晋，便体现为丧服制度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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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唐朝，这种“礼法结合”的趋势得到了全面的肯定。首先，在唐律中，血缘关系成为一些罪的定罪标准。如诉讼中，按是否有血缘关系可分为亲属间相告和非亲属间相告，亲属间相告按尊卑细分为下告上和上告下。其中，卑亲属告尊亲属便构成了犯罪。《唐律疏义·斗讼》规定：“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诸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告大功尊长，各减一等；小功、缌麻，减二等”；“其告事重者，减所告罪一等”。因此，祖父母、父母犯了罪，甚至有危害子孙本人的行为，子孙也不得向官府告发，告者一律处死。告发其他有血缘关系的近亲属，即使所告情况属实，也要依亲等处刑。而尊长即使诬告卑亲属，也是无罪的，“即诬告子孙、外孙、子孙之妇妾及己之妾者，各勿论。”但是对没有血缘的人，或血缘较远的人，如果知道其有犯罪行为，则必须向官府告发，否则须定罪，“诸强盗及杀人贼发，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其主司。若家人同伍单弱，比伍为告。当告而不告，一日杖六十。”另外，由于丧服制度的存在，对近亲血缘之间的杀伤行为，处罚也不同于一般人。如果卑幼杀伤尊长，处罚要重于杀伤凡人，血缘越亲则处罚越重。《唐律疏义·贼盗》规定：“诸谋杀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谋杀缌麻以上尊长者，流二千里；已伤者，绞；已杀者，皆斩。”而尊长杀伤卑幼，比杀伤凡人的处罚要轻，“即尊长谋杀卑幼者，各依故杀罪减二等；已伤者，减一等；已杀者，依故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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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以后的刑律都规定了丧服制度，清律卷首画五服图，以国家强制力确认并推行礼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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