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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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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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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岁布政使、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以道远，预持空印文书，遇部驳即改，以为常。及是，帝疑有奸，大怒，（《明史·刑法二》）而空印之狱起。……一时主印吏及署守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凡数百人……时上方盛怒，丞相、御史亦知空印无他奸，莫敢谏。士利独叹曰：“上不知，以空印为大罪，诚得人言之，宜有悟。”……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书册，乃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比。钱谷之数，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数难悬决，至部乃定。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后书。此权宜之务，所从来久，何足深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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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览书大怒，下丞相、御史杂问，究使者。士利笑曰：“顾吾言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而空印者竟多不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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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通鉴·卷六·纪六·太祖洪武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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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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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空印”，就是在空白文书上预先盖上官印。地方政府部门每年都要向户部申报钱粮及军需耗用数，由户部核准。文书上的数字，凡户部提出异议，就要改正，因原文书不能涂改，所以得重填。因此为了避免过多往返，地方去京人员一般都事先准备好“空印文书”。(23)但朱元璋仅仅是因为怀疑其中有舞弊行为，就兴起大案，杀了很多涉案的官员。本案不仅说明朱元璋多疑的性格，同时也说明朱元璋抓住一切机会整饬吏治，加强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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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洪武间诸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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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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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祖通文义……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当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诛。盖“则”音嫌于“贼”也，“法坤”嫌于“发髡”也，“藻失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僧来复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时帝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之曰：“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诸臣曰：“但文人善讥讪。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撰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章奏，动生疑忌，而文字之祸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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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史札记》（卷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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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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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实际上就是对对抗封建统治者的自由与“异端”思想的法律和文化高压。它是封建专制统治的产物，并长期存在于封建社会，到了明朝，官吏因为文字狱获罪者甚多，统治者用刑亦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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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不仅在政治上废除了丞相制度，极力加强君主独裁，而且在思想领域，也力图灌输君主专制观念，他制造的种种荒唐的文字狱都是这种观念的潜移默化的反映。而“案例分析”中所选的方孝孺案，也是明朝有代表性的文字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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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太祖惩贪设皮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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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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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所谓革前元姑息之政，治旧俗污染之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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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史札记》（卷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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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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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即位后，吸取元末官员贪墨、政治腐败而导致元王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治乱世用重典”的原则，曾言“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24)，并在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重典治吏”的做法，本案中令人发指的剥皮场的设立便是严酷惩罚贪官污吏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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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中虽无剥皮惩贪实例记载，但在《海瑞传》中，记录了海瑞“举太祖剥皮囊草……枉法八十贯纹”的严刑，主张“当今用此惩贪”的疏文，可以印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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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韦瑛诬陷杨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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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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