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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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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集子最早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事在1992年。十年后，书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重印。关于本书写作、编排、出版、重印等事项的交待，有1988年的“自序”，1991年的“后记”，还有2002年的“重印后记”，这里就不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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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再版，除了对文字有少量订正，还删去了旧版中的一篇文章，并对书名作了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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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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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27日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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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山忘言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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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1]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七章第十三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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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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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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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上关于法字的考释请参阅蔡枢衡：《中国刑法史》，第5、6、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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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 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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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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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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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第三卷前五章对公民身份有详尽的讨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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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同上，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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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25页。恩格斯认为，平民由外来移民与被征服地的居民构成，因而有罗马人民与平民对抗一说。（参见同上书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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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8页。在已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农具至为少见，一般见到的还是石、骨、木、蚌、角等材料制成的农具。所以，上面的结论是有考古学上的依据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阅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542、549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16-47、52-53页（文物出版社1961年版）；《商周考古》第39、167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尚钺史学论文选集》第298-299、340页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一）第19、4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此外还可以参阅邹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第17-1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第12-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两部论著所强调的是青铜农具在当时已见使用，并且认为，当时实际使用的青铜农具多于今天可能发现的青铜遗存。尽管如此，石、骨、木、蚌、角等农具在中国青铜时代仍被普遍使用依然是个事实。这种现象与当时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高度发达和青铜礼器（包括乐器）、兵器的大量出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正是从这种惊人的不合比例的现象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解释这一问题的主要线索。详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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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这里指的是龙山文化。一般认为，这一时期以农业为主，已出现私有制和社会分化。这一时期的文化与夏、商、周的文明都有密切联系，见安志敏：《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67、75、79、246页。甚至还有人认为，亲族群的政治性或说政治集团的亲族性的特征这一时期便已出现，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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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西周青铜器铭文的内容包括分封诸侯、朝觐王室、参加祭祀典礼、宴飨、狞猎等各种王室活动，还有征伐方国、胜利记功、世官的尊荣，家族的祭享、婚媾乃至交换、诉讼等等。请参阅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第18-28页；《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64-270页。由此不但可以知道青铜礼器在商周社会里的重要作用，还可以部分地解释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礼器、兵器与农具惊人的不成比例的现象。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一书中写道：“青铜工艺在殷代是一种特殊发展的王家工艺，为王室贵族服务的。它不是普遍存在的专业化工业部门。”（第549页）陈先生的立足点完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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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田昌五：《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年，第177-182页。有一种理论认为，国家的产生不可能是孤岛式的，而是平行并进式的。考古和古代文献都证明，夏、商、周三代除直接承继的纵向关系外，还有不容忽视的横向联系，应该说，这种横向联系是三代王朝更替的—般前提。参阅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横向联系的内容是丰富的，敌对状态乃至公开的征战正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姬周最早的国家很可能是在征伐（统一西方）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邹衡：《论先周文化》，载《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0年版）。这个国家由于对商的征服和统治而大为强化、完备，更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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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田昌五：《中国奴隶制形态之探索》，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 297-308页。周初大封建时，周王所赐物中至少有两项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氏族的姓氏和以宗族为单位的人民。参阅上引书，第112-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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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110页；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第202-204页。近人王国维认为，周以宗法（嫡长子继承，同姓不婚等所谓亲亲尊尊之制）而别于殷商。此说颇有影响，相沿至今，但也见有异议，认为宗法为三代之制。见张光直上引书。又，范文澜先生认为，殷商即有此制，周只是进一步发展罢了。见其《中国通史》（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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