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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1]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七章第十三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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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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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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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上关于法字的考释请参阅蔡枢衡：《中国刑法史》，第5、6、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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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 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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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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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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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第三卷前五章对公民身份有详尽的讨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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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同上，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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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25页。恩格斯认为，平民由外来移民与被征服地的居民构成，因而有罗马人民与平民对抗一说。（参见同上书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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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8页。在已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农具至为少见，一般见到的还是石、骨、木、蚌、角等材料制成的农具。所以，上面的结论是有考古学上的依据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阅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542、549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16-47、52-53页（文物出版社1961年版）；《商周考古》第39、167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尚钺史学论文选集》第298-299、340页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一）第19、4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此外还可以参阅邹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第17-1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第12-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两部论著所强调的是青铜农具在当时已见使用，并且认为，当时实际使用的青铜农具多于今天可能发现的青铜遗存。尽管如此，石、骨、木、蚌、角等农具在中国青铜时代仍被普遍使用依然是个事实。这种现象与当时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高度发达和青铜礼器（包括乐器）、兵器的大量出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正是从这种惊人的不合比例的现象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解释这一问题的主要线索。详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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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这里指的是龙山文化。一般认为，这一时期以农业为主，已出现私有制和社会分化。这一时期的文化与夏、商、周的文明都有密切联系，见安志敏：《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67、75、79、246页。甚至还有人认为，亲族群的政治性或说政治集团的亲族性的特征这一时期便已出现，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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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西周青铜器铭文的内容包括分封诸侯、朝觐王室、参加祭祀典礼、宴飨、狞猎等各种王室活动，还有征伐方国、胜利记功、世官的尊荣，家族的祭享、婚媾乃至交换、诉讼等等。请参阅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第18-28页；《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64-270页。由此不但可以知道青铜礼器在商周社会里的重要作用，还可以部分地解释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礼器、兵器与农具惊人的不成比例的现象。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一书中写道：“青铜工艺在殷代是一种特殊发展的王家工艺，为王室贵族服务的。它不是普遍存在的专业化工业部门。”（第549页）陈先生的立足点完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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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田昌五：《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年，第177-182页。有一种理论认为，国家的产生不可能是孤岛式的，而是平行并进式的。考古和古代文献都证明，夏、商、周三代除直接承继的纵向关系外，还有不容忽视的横向联系，应该说，这种横向联系是三代王朝更替的—般前提。参阅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横向联系的内容是丰富的，敌对状态乃至公开的征战正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姬周最早的国家很可能是在征伐（统一西方）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邹衡：《论先周文化》，载《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0年版）。这个国家由于对商的征服和统治而大为强化、完备，更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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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田昌五：《中国奴隶制形态之探索》，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 297-308页。周初大封建时，周王所赐物中至少有两项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氏族的姓氏和以宗族为单位的人民。参阅上引书，第112-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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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110页；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第202-204页。近人王国维认为，周以宗法（嫡长子继承，同姓不婚等所谓亲亲尊尊之制）而别于殷商。此说颇有影响，相沿至今，但也见有异议，认为宗法为三代之制。见张光直上引书。又，范文澜先生认为，殷商即有此制，周只是进一步发展罢了。见其《中国通史》（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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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任何能称为国家的组织都具有或多或少的公共职能，在这个意义上，凡国家都可以被看作“公共权力”。但是，本文是在一种更为严格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如上所述，古代希腊、罗马国家是同一社会中两大集团抗争和妥协的产物，它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日益与社会相分离，这就是恩格斯上引文中所指的“公共权力”。但在恩格斯不曾论及的古代中国，国家是在氏族战争中产生的。基于氏族组织的统治和被统治是社会的基本格局。这一巨大的历史差别对于中国和希腊、罗马两种文明的发展实在有着惊人的影响。本文把“公共权力”的含义限制在恩格斯论述的希腊、罗马国家起源的范围内，正是为了突出这一客观存在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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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这与同时代的罗马《十二铜表法》恰成鲜明对照。虽然在这部早期罗马法典中，程序法与实体法、公法与私法、宗教法与世俗法混而不分，但其中继承和监护、所有权和占有、土地和房屋、私法、公法各据一表，已经显示出它将来的发展方向。它所表现的局限性纯粹是社会形态尚未成熟的结果。它与《法经》的不同首先是文化形态上的，而不是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对二者的比较、说明是很有趣的，可惜，这不是本文所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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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国历史上分封与郡县之争倒是有些近于政体之辩，但也只是“近于”， 绝不可等同。二者之间，毋宁说差别更为深刻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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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译者吴寿彭即有这种看法。见该书第162页注③。此外，前几年的法治问题讨论中，持此说者亦不在少数。这种看法的迷误将在下文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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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先秦儒法两家理论上的种种辩难，在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第六章，有系统而详尽的阐述。本文的第一部分主要得益于瞿先生的卓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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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把传统政治哲学中“任人”、“任法”的概念与近代的人治、法治说相提并论并非本文一厢情愿的牵强之举，抛开近年来法学界对此问题热烈而往往不得要领的讨论不谈，老辈学人中做这类联系、比较的也不乏其人。见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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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史记·太史公自序》。始皇帝石刻中屡屡可见“尊卑贵贱，不逾次行”一类字句，它们即便不是出自儒者之手，也定为他们所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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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这种情形上文已屡屡提及。这里是要说明，甚至像瞿同祖这样的学者，也不加说明地使用了“人治”和“法治”的概念来总结先秦儒法之争。见《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298、306页。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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