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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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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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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新传统的一项研究。所谓“社会主义新传统”，是因应于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总体性危机而生的。粗略而言，中国近代社会以虽破旧、未立新为基本表征的总体性危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由于现代化启动的迟缓，面临列强环伺，挨打受欺的局面；由于士绅阶层的瓦解，造成社会整合困难，呈现一盘散沙的状态；由于传统道统失序，带来人心难以安顿的问题。因此，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新传统也就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独立自主地开展富国强兵之宏业；建立具有高度社会控制和动员能力的“总体性社会”体制；重建道统，铸造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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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当代中国史研究大多强调社会主义新传统的前两方面，但其实这种新传统最关键的特征在于重建中国社会道统的努力。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以下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从中国传统的道统来说，是以亲情为原则、以血缘共同体为基础的；另一方面，从西方现代社会来说，在政治上，它是非常表面化、不直接涉及人心的政治，以个体的自我保存为基础和出发点，而在人心上，则另由宗教来担当，使得在陌生人中建立友爱共同体得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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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统的重建即是在中国传统的血缘共同体已经被打破、西方的宗教又难以在中国社会普遍生根的背景下开始的。我把这种新的道统称之为“新德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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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略说来，中国当代社会建立新德治的努力体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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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重新处理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既不以西方的个体为基本单位，也不以传统的血缘家族为基础，而是试图在去自我、去家庭、去血缘的基础上建立以“人民”概念为核心的一个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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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彻底颠覆传统的社会地位结构，将原来在政治上最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塑造为国家政治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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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新德治不仅在德的内容上与传统德治有着本质的不同，而且在治理的技术上也与传统德治有着重要的不同：传统的德治首先是针对士大夫的，是靠君子的自我修行；而新德治要普及所有的人民，它贯穿了一整套“塑造新人”的治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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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不是对新德治理念的研究，而是对新德治具体运作机制及其效果的研究。本书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中国1949年后是如何在乡村社会去“塑造新人”的；对新人的这种塑造与现代国家治理技术的发育是什么关系；这种塑造与原来的乡土传统会发生什么样的遭遇；在新德治的政治架构中，农民具有什么样的心态反应、精神气质和行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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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根据我对中国西南一个普通的汉族山村的田野调查写成的。我把这个村落取名为“柳坪村”。〔2〕本书要写的是一部关于柳坪村的特殊村史。这部村史的特殊性体现在以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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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所写的村史，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研究新人的塑造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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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对中国当代社会塑造新人的研究或者关注的是楷模的作用，〔3〕或者关注的是通过以德性话语和斗争实践贯穿的政治运动来完成对人的“洗脑”〔4〕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注意到塑造新人在城市与农村、在干部（和战士）与普通农民之间的巨大差别。由于普通农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罕有上升的渠道，他们散漫的传统习性又很深，因此，把他们塑造成新人的难度要大得多。故而，在农村改造新人的方式迥异于城市，塑造新农民的方式也迥异于新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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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城市和干部那里主要是通过正面树立楷模来为人们示范的话，那么，在普通农民那里就更多是通过惩罚机制来发挥示范作用。因为，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尽管并不奢望上升，但他们至少不愿意坠落到更糟糕的生活中去。就此，1949年后在村落展现出来的惩罚机制，所发挥的绝不仅仅是社会控制的功用，还有在一个低限上规训和再造新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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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对新人的塑造在城市和干部那里主要是通过周期化的政治运动和常规化的单位制度来推进的话，那么，在农村，这种塑造之力更多是发散在日常生活中，与饮食男女、婚姻生育这些基本的本能缠绕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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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城市和干部那里对新人的塑造主要是通过“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来完成的话，那么，在农村及其普通村民那里，就更多是通过身体的遭遇来触动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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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城市、干部、党员和军队在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史中构成了国家的主流叙事。而本书所写的柳坪村从1951年到1976年的这段历史，并不是这个宏大历史的缩微。或者说，本书并不试图简单将村事件插入到跨地方的事件序列中去，制造一种柳坪村史与国家史吻合的文本效果。村民的身体绝不是被动地顺应国家的要求，它可以以某种抗拒或扭曲来回应国家的要求。因此，与其说我关心的是国家对村民进行塑造的要求，不如说我关心的是这种要求在村民日常生活中激起的种种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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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不能将本书看作是柳坪村的村史。本书并未试图依序铺展柳坪村的编年史，而只是选取了柳坪村二十多年历史中发生过身体案件〔5〕的四年来展开叙事。这些案件之所以发生，当然有国家宏观政治的背景，也体现出村庄自身历史的运转逻辑，但它们的具体发生，却有一定的偶然性。我关心的并不是这些案件所指涉的历史本身，而是它们所带出来的种种关系的线索以及这些线索被组合起来的多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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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柳坪村作为研究个案，在我对中国村庄政治的研究中具有较好的延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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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998年我在柳坪村做过近一年的田野调查，并在以后的两三年里又多次去那里收集过资料。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以下简称《大河》）〔6〕，对以柳坪村为核心的大河电站移民长达十余年的集体上访案例做了详细的研究，通过这个研究展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瓦解后的新时期的权力运作逻辑。如果说《大河》一书展示的是权力在乡村运行的横断面的话，那么，本书就是要接着展示权力在村庄运行的历史纵深面，展示1949年以来到整个集体化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逻辑与村庄日常生活的逻辑交汇的历史，展示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史与生活史。因此，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所谓的“延伸个案分析方法”（extended cas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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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提出这一方法的是人类学的曼彻斯特学派。〔7〕他们提出这一方法是要强调研究“土著”在一个广泛的时空范围里表现出的各种事件、斗争和戏剧。这些行动表明对他们原来规范的描述与日常实践存在着断裂，而这种断裂必须置于广阔的世界历史背景中才能得到理解。因此，延伸个案方法从一开始就是强调对社会过程和社会情景的研究，即研究者要收集和调查的不仅仅是个案本身，而且要将重点放在个案产生的社会脉络或情景中。后来，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对人类学家所用的这一方法进行了反思性的理解，去除了其中的功能主义色彩，而赋予其更丰富、更有意味的含义。他认为个案所谓的延伸体现在这样四个方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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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观察者延伸到参与者。布洛维认为研究者可以大胆地放弃“无偏性”的声称，因为即使是最消极的观察者也会掀起令人注目的波涛，而一种社会秩序却正是通过它对外在压力的反应才展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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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将观察延伸到更深远的时空。布洛维认为我们必须把一种情景性的知识编纂成一种社会过程，因为社会行动是以权力体制为前提并再生产出它，而权力体制是贯穿在整个社会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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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将一个个案延伸到其他个案中去。与将个案化约为理论的例证做法完全不同的是，这种延伸是分析这个个案与其他个案的关联方式。也就是说，布洛维不是要去提炼各个个案中的共同因素，而是要去分析个案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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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实现理论的延伸。布洛维运用延伸个案方法的目的不是提出新理论，而是重新验证或修正已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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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方面的要点分别被布洛维归纳为“介入、过程、结构化与理论”。这里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第二方面即过程。有学者指出，国内社会学界近年较为流行“关系／事件”或“事件-过程”分析策略〔9〕与延伸个案方法之间的亲缘性，但他们同时也批评这种视角的倡导者尽管在理论上强调事件链的“历时过程”的重要性，却很少使用历时性的田野资料。〔10〕这种批评尽管未必准确，但也不无有益的启发。如果说《大河》一书呈现的是这个案例本身的过程的话，那么，本书要写的就是大河移民上访史的前史，是这个案例往前延伸的历史。通过这两本书合构的图景，我们可以对中国农村政治从集体化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实践逻辑有一个基本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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