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724724
四、结 语
1702724725
1702724726
从上述可以看到，关于“杀一儆百”即死刑的遏制力问题，不仅吸纳了哲学的想象力，而且抓住了科学的注意力。也唯其如此，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辩，总是同时从理性思辨和科学实证两个层面而展开。在理性思辨层面，肯定论者从人的理性本能出发，基于刑罚严厉性与刑罚威慑性之间成正比的推定，认为死刑不但具有威慑力，而且具有最大的威慑力，即杀一能够儆百。否定论者由基于人类理性有限的预设，同时基于对刑罚严厉性与遏制力正比关系的高度怀疑，否认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力，即杀一不能儆百。正反双方也都基于自己的立场，给出了相应的例证，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主张。从理论预设上看，正反双方存在两大直接交锋的争点：其一，人是否构成一种绝对理性的动物；其二，刑罚的严厉性是否与其威慑力成正比。应当说，在第一个争点上，否定论者的观点更为可取。人的理性能力虽然客观存在，但它并不是永恒的、绝对的和毫无差异的，人的理性能力有自己固有的边界，有自己的落空和失灵，也有自己的个体差异。因此，人是一种相对理性的存在。第二个争点实际上与第一个争点密切相关，因为刑罚的威慑性是否与其严厉性成正比，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人是否理性，人如何决断自己的行为。虽然在一般上、直观情感里，我们可能觉得严厉性与威慑性之间的正比关系能够成立，但是，这只能是一种直觉。理性的有限性和失常性，在更为本质的意义上决定了，在刑罚的严厉性与威慑力的关系上，完全可能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可能。
1702724727
1702724728
由于抽象的理性思辨，容易产生双方各执一词的僵持局面，特别是容易产生流于泛泛的空洞化效果。因此，人们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死刑遏制力的实证研究层面。人们期待看到一种更为直观和更为具体的经验测试。然而，对死刑遏制力的经验研究，却并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能够给问题提供方便而直接的答案。它不但无助于问题的水落石出，反而因于不同的方法、迥异的资料和分殊的设计，显现为截然不同的结果，从而使问题显得更为扑朔迷离。事实上，在影响犯罪率的因素中，法定惩罚的威吓可能只是一股涓涓细流。诸如机会、习惯、刺激，甚至更多的非刑罚因素，都是该系统中复杂的构成要素。而由于方法论上的缺陷，我们根本无法把死刑可能具有的遏制力，从其他因子对犯罪的可能影响中，完全隔离和过滤出去，因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现有研究成果在效度和信度上的严重不足。同时，作为遏制对象的潜在犯罪人的不可清查性，及心理感知的不可触摸性，更使得实证的、量化的研究变得困难重重。所以，客观地讲，至今为止的实证研究，并没有提供任何在科学上可以信赖的证据，而且，坦率地说，我本人也对将来提供这种证据的可能性抱有相当的疑虑。
1702724729
1702724730
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问题的出路不可避免地归结到举证责任的承担。也即，谁有义务提出证据证明死刑的遏制力假设？只要对举证责任作出公平的设置和分配，那么不能履行这一责任的一方，便要承担不利于自己的后果。如果从实质的、道义的层面来考虑这一证明责任，我们不得不说，应当由死刑保留论者来承担。因为只有他们，才打破了“不能杀人”的道德戒律和他们自己订下的法律禁令。并且，本着对最高权利——生命权的极大尊重，本着对一经执行便无可挽回的生命权的极度慎重，我们也应该要求死刑的适用者们给出他们的理由和证据。
1702724731
1702724732
从证明标准看，死刑保留论者不但应当提供死刑具有遏制力的证据，而且应当提供可靠的、始终如一的和压倒性的证据。然而，直到目前为止的经验研究的状况表明，死刑保留论者显然无法提供这样的科学证据。不但有相当多的证据与死刑遏制力的假设相左，而且仅凭这些相反证据的广泛存在，便已经表明，死刑遏制作用即使存在，也远非可靠的、始终如一的和有力的。
1702724733
1702724734
总而言之，“杀一儆百”，是个既没有充分理论根据，又缺乏科学实证根据的神话。它反映了人们对死刑的迷信和依赖。在当今废除或限制死刑已经成为世界趋势的情势下，这种已经过时的、虚妄的死刑观念，应当彻底地抛弃。
1702724735
1702724736
【1】 胡云腾、张金龙、邱兴隆：《在功利的天平上——死刑效益谈》（上），载《中国律师》1998年第10期。
1702724737
1702724738
【2】 胡云腾、张金龙、邱兴隆：《在功利的天平上——死刑效益谈》（上），载《中国律师》1998年第10期。
1702724739
1702724740
【3】 〔美〕哈格：《死刑：赞成的理由》，邱兴隆译，载邱兴隆著译：《比较刑法（第一卷）：死刑专号》，人民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408页。
1702724741
1702724742
【4】 〔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1702724743
1702724744
【5】 〔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1702724745
1702724746
【6】 同上书，第56—61页。
1702724747
1702724748
【7】 转引自胡云腾、张金龙、邱兴隆：《在功利的天平上——死刑效益谈》（上），载《中国律师》1998年第10期。
1702724749
1702724750
【8】 〔德〕E. 卡西勃：《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1702724751
1702724752
【9】 波普尔的说法。转引自谢鸿飞：《论民事习惯在近现代民法中的地位》，载《法学》1998年第3期。
1702724753
1702724754
【10】 黑格尔的说法。转引自谢鸿飞：《论民事习惯在近现代民法中的地位》，载《法学》1998年第3期。
1702724755
1702724756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78页。
1702724757
1702724758
【12】 有关兰托尔成果的具体研究和讨论，可参见Bowers and Pierce: “Deterrence or Brutalization: what is the Effect of Execution?”, 26 Crime and Delinq., 1980. p. 453。
1702724759
1702724760
【13】 T. Seller, “Capital Punishment”, 25 Fed. Probation, Sept. 1967, p.138.
1702724761
1702724762
【14】 Ehrlich, “The Deterrent Effect of Capital Punishment: A Question of Life and Death”, 65 Am. Econ. Rev., 1975, p.397.
1702724763
1702724764
【15】 Yunker, “Is the Death Penalty a Deterrent to Homicide: Some Time-Series Evidence”, 1 J. Behav. Econ., 1976, p.45.
1702724765
1702724766
【16】 Loftin, “Alternative Estimates of the Impact of Certainty and Severity of Punishment on Levels of Homicide in American states”, in Indicators of 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
1702724767
1702724768
【17】 Brier and Fienberg, “Deterrence or Brutalization: What is the Effect of Execution?”, 26 Crime and Delinq, 1980, p.453.
1702724769
1702724770
【18】 Suthland, “Murder and the Death Penalty”, 15J. Am. Inst. Crim. L. and Criminology, 1925, p.522.
1702724771
1702724772
【19】 Van den Haag, “on Deterrence and the Death Penalty”, 78 Ethics, 1968, pp.280, 285.
[
上一页 ]
[ :1.70272472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