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725719
十问死刑：以中国死刑文化为背景 八问：死缓制度的当代价值是什么？
1702725720
1702725721
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创造了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制度，简称“死缓”。这是一项有中国特色的死刑执行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最终都被改判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所以，死缓制度在客观上起到了“少杀”的作用。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废除死刑的国际大趋势下，在我国公民的人权意识日益提高，保障人权已经写入宪法的情势下，如何进一步发挥死缓制度的作用，赋予其新的价值，是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
1702725722
1702725724
一、死缓制度之滥觞
1702725725
1702725726
通常认为，死缓制度创立于1951年。1951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修改意见中提出，“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1951年5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分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中指出：“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从现有资料来看，中共中央1951年5月8日的《决定》，是关于死缓的最早正式文件规定。
1702725727
1702725728
那么，在1951年5月8日之前，是否我国没有死缓的实践或者规定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从中得出否定的结论。
1702725729
1702725730
（1）1951年5月以前，山东省某地区县法院的正式判决书中就已经有了死缓判决。这从该地区分院1954年8月到1955年6月间，对115件死缓案件的改判中可以看出。其中，有4件是改判1951年1月、2月间县法院所作的死缓判决。例如：
1702725731
1702725732
第一件判决为：被告人迟某某，男，28岁，住某某县某某区某某村。查被告人迟某某于1947年因反革命杀人罪行，1951年1月24日经某某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该犯在某某专区劳改队执行中有下列较好表现：该犯在劳动中一贯积极带头并能完成任务。经我院研究呈请上级依法改判有期徒刑15年。特判决如左：判决：反革命杀人犯迟某某有期徒刑15年（刑期自宣判之次日起计算）。文书左侧院长、审判员、书记员姓名，盖某某省某某分院院印，时间为：1954年8月30日。
1702725733
1702725734
其他三件判决是：改判反革命凶匪抢劫罪罪犯王某某有期徒刑12年，其原死缓判决是1951年1月27日某某县法院作出的；改判反革命共谋杀人犯吕某某有期徒刑16年，其原死缓判决是1951年2月1日由某县法院作出的；改判反革命杀人犯刘某某有期徒刑16年，其原死缓判决是某县法院1951年2月26日作出的。
1702725735
1702725736
上述案卷材料足以证明，山东省地方法院在1951年5月之前就已经开始系统适用死缓，早于毛泽东1951年5月做出的指示。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明确的、正式的死缓司法适用的时间，早于1951年5月。
1702725737
1702725738
（2）据史料记载，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有了“死刑缓刑”的称谓。193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苏区惩办帝国主义的办法的决议》中规定，对外国人可适用“死刑缓刑”，即判处死刑后缓刑若干时期暂时监禁，缓刑期限无定期。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已经规定有“死刑保留”。【1】当时，“死刑保留”与另外两种形式共同作为死刑的规定而存在。第一种为依法由法庭宣布死刑，经上级政府核准后执行，由执行机关公布其罪状和判决理由。第二种为悬赏捕抓，就地正法。太岳区规定：对于罪恶昭彰、住敌占区或敌据点之死心塌地的汉奸及群众所痛恨的土匪，不能逮捕送案者，经县长呈请专员批准，得宣布“就地正法”，即不经法庭审问，人人捕而诛之。若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县长也可宣布撤销此案。第三种为“死刑保留”。太岳区规定：对于应判处死刑而认为有可能争取改造者，可判处“死刑保留”。保留期间长短，根据具体情况，可定为1年至5年。在保留期间，如果重犯前罪或另犯他种更大罪行者，经法庭重新讨论决定，即执行枪决。如果过保留期限不再犯罪，其“死刑保留”即为实效。但死刑保留不能单独使用，必须与徒刑、罚金等并用。因此，这种“死刑保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死刑缓刑，又与“死刑缓期执行以观后效”有某些相似之处。
1702725739
1702725740
综合分析上述材料，笔者推断，新中国的死缓制度，源于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死刑保留”制度，在1951年5月之前在山东等地已经适用，但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毛泽东1951年5月的指示，结合当时“镇反”的实际，明确了死缓适用的条件，推动了死缓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适用。当然，关于死刑保留与死缓的联系，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1702725741
1702725743
二、死缓是新中国的独创
1702725744
1702725745
死缓制度在中国最早的适用时间仍然是个尚需继续考证的问题，而死缓是否是新中国的独创，则是个存在颇多争议的问题。
1702725746
1702725747
有学者认为，“纵观刑罚史，说我国的死缓制度乃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独创的论断似难成立。”【2】也有学者认为，“斩监候、绞监候的制度，也就是死刑缓期执行的史例，我国‘死缓’是继承我国历史文化遗产而有所发展。”【3】也有学者援引英国的“死刑登记”和法国的死刑缓刑案例，证明死缓制度并非中国的独创。【4】
1702725748
1702725749
关于死缓制度是否是中国的独创，从根本上说是个史学问题，但同时又是个观念问题。对此问题的争论，首先是因为关于死缓制度的史料极为缺乏。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关于国外的“死缓”的资料，除了英国的“死刑登记”和法国对国王路易审判中有关死刑缓期执行的记载外，尚无其他资料。而明、清时期的“斩监候”、“绞监候”，并没有专门的记述，而是混杂于死刑、秋审等制度中被提及的。由此可见，作为一项系统制度而言的“死缓”，在国外没有形成，在中国古代也没有。其次，对于独创性的理解，也存在认识问题。什么是独创？在哪个角度、哪个层面来理解独创？作为一项社会制度而言，“独创”不可能是绝对的，即不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制度发明。任何的社会制度，都需要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中汲取养分，在新的环境中加以改造和培育。如果认为，只有与古今中外历史无任何联系的全新的制度才是“独创”的话，那么新中国的死缓制度确实不能说是“独创”的。但是，纵观死缓制度全貌，我们必须承认如下事实：是新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将死缓作为制度明确适用的；是我国将死缓作为死刑执行的一项系统制度加以规定，并且最终规定在刑法典中的；是我国刑法对死缓的适用条件、考验期、变更事由等具体执行问题做了详细规定的；是我国的刑法理论将死缓作为一项重要制度加以研究的。所以，确立死缓制度，明确系统地规定死缓制度，这是新中国的独创。当然，我们说死缓制度的独创性，并不否认本文上述对历史上一些制度措施的借鉴。【5】例如，对“少杀慎杀”思想的借鉴；对死刑复奏、朝审、秋审、斩监候、绞监候的借鉴等。因此，从制度性的角度而言，说死缓是新中国的独创是能够成立的。
1702725750
1702725751
死缓是新中国独创的观点，并不排斥死缓制度在创立过程中，对古今中外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借鉴。从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寻找到现代死缓制度的渊源。
1702725752
1702725753
（一）死缓的思想渊源
1702725754
1702725755
死缓制度所反映的刑罚理念是“少杀”，其法律思想的基础是“慎刑”。
1702725756
1702725757
早在刑罚发展初期，先民就存在着对酷刑的反感。古代史上华夏民族讨伐苗民，就是由于其“恃刑不道”。苗民使用刑罚方法统治，被认为“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尚书·吕刑》）将苗民所制之刑称“五虐”，足见先人对刑罚之抵触。而此前的“三皇五帝时代，惩罚违反风俗习惯行为的方法是扑抶和放逐”【6】，没有死刑和肉刑。盛行于奴隶制社会的神法思想，在客观上制约了刑罚的使用。夏朝的立法指导思想是“恭行天罚”。商朝刑罚的适用也是源于神权原则，量刑时要请示鬼神。西周时，神权法思想达到顶峰，明确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刑”的理念。在封建社会初期，尤其是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也使“慎刑”思想成为一种体系性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历史上刑罚的施用。
1702725758
1702725759
“慎刑”思想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存在，也通过刑罚适用得到体现。据《尚书·皋陶谟》记述，五帝时代已有“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等五种死刑和“聪明”、“明畏”两种肉刑，然而其适用对象是来自异族的邦民。【7】对内统治则是“象刑”。沈家本认为，舜时五刑与象刑并行，五刑“所以待蛮夷者也……又所以待怙恶者也。若象刑所以待平民者也。”象刑的目的“乃是以德化之”【8】。由此可见，刑之初设，非为对本族人适用，而是针对外邦。对外邦人可以施加较为残酷的死刑和肉刑，而对本族人，仅以象征性的“画衣冠，异章服”以示警戒惩罚。随着刑罚的普遍应用，不再区分内外，但赎刑适用却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刑法的残酷。《尚书·舜典》中，已有“金作赎刑”的记载，并被认为是赎刑的最早起源。汉朝赎刑应用更为广泛。汉惠帝曾下诏“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武帝时也下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9】。唐、宋时期，赎刑规定已经相当完备，死刑亦可“听赎”【10】。在死刑适用方面，始于明朝的死刑缓决【11】和清律规定的虚拟死罪【12】更是慎刑思想的突出体现。
1702725760
1702725761
（二）死缓的制度渊源
1702725762
1702725763
尽管中国历史上早有“少杀”、“慎杀”的思想和相关规定，但是，在制度层面上，与现代死缓制度较为相近的只有明、清时期的“斩监候”和“绞监候”。虽然现在的死缓制度并不是从“斩监候”和“绞监候”直接继承过来的，但作为一种法律文化，它们对现代死缓的产生具有渊源意义。
1702725764
1702725765
明律规定，对封建统治危害最大的犯罪判处死刑，立即处决者，叫“斩立决”或者“绞立决”，对危害性比前者较轻的或对罪行尚有疑问的，判处“斩监候”或“绞监候”，暂缓执行，等待秋天由九卿会审，重新判决或审核。清代在死刑执行上承袭了明代的做法，也分为“立决”和“监候”两种情况。立决主要用于强盗（首犯）的枭首及用于谋反、大逆等严重犯罪的凌迟，一经皇帝裁决，即“决不待时”。一般的人命、强盗两大类死刑案件，其案情较重的也是立决。立决案是批复下达后，立即执行。监候是缓决，在第二年秋季时再复核（秋审），定其生死。属于监候的有案情较轻的命、盗案件以及其他死刑案件。这就是历史上的“斩监候”和“绞监候”。
1702725766
1702725767
被判处“斩监候”和“绞监候”的囚犯主要是经过秋审来决定命运。秋审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被审录的在押死囚分为情实、缓决、可矜、留养承祀等几大类。其中，情实的等待皇帝勾决方可执行，免勾者便可能被减等处刑或改为缓决；可矜，指情有可原者。这种案件可“照免死减等例，再减一等发落”。留养承祀，是照顾到犯人是独子（所谓“丁单”）或犯人父母老病无人奉养（所谓“父母老疾”），按法应处死者可免死，使他回家奉养父母，不致绝嗣。矜、留二项不过占秋审的百分之几，缓决最多，情实次之。秋审的主要任务是拟定监候犯人的实、缓，就是将死刑案件中对社会危害较小，可杀可不杀的那部分案犯区别出来，这样即可保持对死刑的威慑力量，又可收到“恤刑”的效果。这种死刑执行上的“立决”与“监候”的区别，与新中国刑法上的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极为相似。
[
上一页 ]
[ :1.70272571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