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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问死刑：以中国死刑文化为背景 九问：死刑程序怎样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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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和人权保障意识逐渐深入人心，刑事诉讼的程序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依照程序办理案件，接受程序的规范和制约，诉讼参与人按照程序规定参与诉讼，被告人最终必须接受程序决定的裁判结果。科学合理的刑事诉讼程序，一方面，要保障司法职权的有效行使，准确及时查明和惩罚犯罪，通过国家刑罚权的行使，维护社会利益和修复社会正义；另一方面，要保障诉讼参与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通过规范和约束司法职权，使司法机关作出的裁判结果得到社会公众乃至被告人的信服和遵从。在刑事诉讼的诸般价值中，公正与效率无疑是其中的核心命题。理想的刑事诉讼程序，当然是公正与效率两种诉讼价值兼得，既能确保正义得到伸张，使无罪的人免受追究，将作恶之人绳之以法，又能促使社会秩序及时迅速地恢复，合理有效地投入司法资源，在最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司法需要。但公正与效率毕竟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在类似“鱼与熊掌”的实然价值博弈中，各国的刑事诉讼实践只能是偏一的价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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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区别于其他所有形式的刑事处罚之处，不在于严厉程度而在于性质。它的独特性在于它完全不可挽回，在于它拒绝把对罪犯的矫正作为刑事司法的基本目的，还在于它绝对地放弃了我们所理解的人性的全部内涵。【1】正由于此，死刑案件尽管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利益，但死刑程序较之其他刑事程序，对公正价值的追求无疑应该优于效率价值。囿于中国的法制传统和历史文化，从观念、制度直到实践层面，“重实体、轻程序”历来都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惯常认识和做法，再加上持续多年的严打整治斗争所强调的“从重从快”，总体上看，我们的死刑程序在价值追求的天平上，注重实体公正而忽略了程序公正，在公正与效率的价值博弈中偏向了效率，结果在不少死刑案件的处理上，不仅丧失了公正，也失落了效率。近年来，不断见诸媒体的死刑案件，比如杜培武案、李化伟案、董伟案、刘涌案等等，这些案件中出膛或者未出膛的子弹，无一例外地都击中了我国的死刑程序，在拷问着我国死刑程序的价值选择、制度设计和司法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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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规范和重构我国的死刑程序，不仅成为理论研究人员的探讨热点，也成为法律实践部门的关注焦点。2004年，中共中央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全局出发，作出了回归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的重大决策。自此，最高人民法院等有关部门为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适时收回死刑案件核准权，以确保死刑案件质量，紧锣密鼓不间断地进行着各项准备工作。以此为契机，我国死刑程序的规范化，将实现历史性的重大进展。死刑程序的正当化，是关涉刑事诉讼程序诸多方面的大题目。笔者在此结合近年来的几例典型死刑个案，选择死刑案件诉讼证明、死刑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再审程序中的某个焦点问题作为切入点，对规范和重构我国的死刑程序作些粗浅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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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死刑案件的诉讼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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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杜培武冤案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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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证明是以过去事实为对象的认识活动，任何案件纠纷可以说均是不可逆转的过去。面对已经发生的刑事案件尤其是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如何收集、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确保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和公信度，做到不枉不纵，是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有关我国死刑案件诉讼证明的刑事立法，学者们见仁见智，应该说“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不存在大的问题，关键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在“有罪推定”的惯性思维观念指导下，过分注重刑事诉讼的效率价值，不当追求快侦破、快起诉、快审判，对死刑案件的诉讼证明把握不严，在证明手段上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在证明标准上不够严谨。由此带来的死刑冤案经媒体披露的已经不止一起，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干警杜培武故意杀人的冤案曾被社会各界广为关注。笔者就从杜培武屈打成招冤案的造就与昭雪说起，反思我国死刑案件诉讼证明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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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杜培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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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刑事诉讼程序缺乏严密有效的制约机制，那么最终受害的不仅可能是个别社会违规者，而且可能是一般的社会公众；不仅可能是一般老百姓，而且可能是这种粗陋的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者和运作者本人。【2】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干警杜培武，作为对别人进行立案侦查的警察，在一起杀人案件中却成为了别的警察刑讯逼供的对象。2000年8月17日《工人日报》刊载记者陈昌云的长篇报道《冤：民警险成当代窦娥 奇：执法部门如此办案》，详细披露了杜培武冤案的情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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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4月20日晚，昆明市公安局民警王某（女）与昆明市石林县公安局民警王某某（男）被人枪杀，王某及王某某尸体被作案人从作案第一现场移置于昆明市园西北路40号思远科技有限公司门前人行道上一辆牌号为“云OA0455”的警车内（该车系王某某当天所驾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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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后，警方以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王某的丈夫杜培武因对“二王”有不正当两性关系怀恨在心，涉嫌骗取王某某配用手枪将“二王”杀害为由，于案发后将杜拘押。1998年7月2日，杜培武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3日被批准逮捕。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昆刑初字第39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杜培武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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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宣判后，杜培武及其辩护律师以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定性不准，证据不足，诉讼程序严重违法以及办案人员有刑讯逼供行为为由，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改判杜培武无罪。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和辩护人所提其辩护意见有采纳之处”为由，于1999年10月20日以（1999）云高刑一终字第295号刑事判决书改判杜培武“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后，杜培武被投入关押重刑犯的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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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6月，昆明警方破获了一个杀人劫车特大犯罪团伙，该团伙自1999年以来，抢劫盗窃杀人作案23起，共盗抢车辆20辆，杀害19人。犯罪嫌疑人供称杀害“二王”系他们所为，并交代了杀人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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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7月10日，云南省公安部门以“通稿”形式向媒体公布破获这个特大杀人抢劫犯罪团伙的情况。继之，于次日即7月11日，中共云南省政法委员会又以“通稿”的形式向社会宣布：杜培武故意杀人案因有“新的证据”证实非“杜培武所为，杜培武显系无辜”，而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00）云高再字第9号刑事判决书宣告杜培武无罪，当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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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培武蒙冤入狱，又戏剧般地因真凶落网而获得自由，人们唏嘘之余，不仅要问：若无真凶落网，尽管本案证据疑点重重，杜培武冤案是否仍然永无洗雪之日？让我们仔细梳理一下杜培武这一冤案中证据运用和采信的诉讼证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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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称，被告人杜培武因怀疑其妻王某与王某某有不正当两性关系，而对二人怀恨在心。1998年4月20日晚8时许，被告人杜培武与王某、王某某相约见面后，杜培武骗得王某某随身携带的“七七”式手枪，用此枪先后将王某某、王某枪杀于王某某从路南驾驶到昆的“云OA0455”昌和微型车中排座位上。作案后，杜培武将微型车及两被害人尸体抛置于本市园通北路40号思远科技有限公司门外人行道上，并将作案时使用手枪及二人随身携带的移动电话、传呼机等物品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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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培武案公诉方出示的证据列表如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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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名称：破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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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人：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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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对全案侦查过程和案件事实、结论的书面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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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名称：现场勘查笔录（1998）刑技字第1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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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人：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处及五华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技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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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对1998年4月22日10时58分停在园通北路40号门前的云OA0455号昌河牌微型车的勘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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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名称：枪弹痕迹转鉴定书（1998）刑技字Q-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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