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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三版） 第二节 从永佃权向“一田两主”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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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以后的地权分化，是从田主层和佃户层两个方向同时展开的。田主层分化为“一田两主”，是和明代的赋役制度紧密相关的。而佃户层分化为“一田两主”，则是在永佃权的基础上发展来的。这里，专门探讨一下从永佃权向“一田两主”转化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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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佃权产生之后，田主为了保证地租来源的稳定，一般不允许佃农把佃耕的土地自由转让。因此，各式反映永佃关系的租佃契约，大都写有“不得卖失界至、移坵换段之类”及“如佃人不愿耕作，将田退还业主，不许自行转佃他人，任从业主召佃，不得执占”等字样。然而，佃农既然为取得永佃权付出了代价，当然就不会白白“将田退还业主”，而必然要以各种形式“私相授受”，以取得一定的补偿。田主对佃农之间“私相授受”永佃权的行为，最初总是千方百计地加以制止。但是，随着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和经济关系的发展，“私相授受”日益成为不可变更的既成事实，而且总是毫无例外地迫使田主从不承认到默认，从默认到公开接受这种既成事实。一旦永佃权的自由转让成为一种“乡规”“俗例”，它就具备了一定的“合法性”。这时，佃农就从拥有对土地的永久使用权，上升为拥有对土地的部分所有权。这样，原来田主的土地所有权便分割为田底权和田面权，在同一块土地上出现“一田两主”乃至一田数主的形态。从永佃权到“一田两主”的历史发展过程，正是这样经历了各种中间环节，逐步地而又合乎逻辑地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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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永佃权转化为“一田两主”，在明中叶便已存在。最早的文献记载见诸正德《江阴县志》卷七《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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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佃人之田，视同己业，或筑为场圃，或构以屋庐。或作之坟墓，其上皆自专之，业主不得问焉。老则以分之子，贫则以卖于人，而谓之摧；得其财谓之上岸，钱或多于本业初价（如□□价银二两，上岸银或三四两，买田者买业主□得其半，必上岸乃为全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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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七年（1599）刊刻的《三台万用正宗》就载有“摧田文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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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乡某都某图立摧田文书人某人，今将自己坐落某处民田若干亩，情愿出摧与某人耕种，一年二熟为满。当日凭中三面议定。每亩时值摧田价白银若干，立文书之日，一并收足无欠。所有田上粮租，出摧人自行办纳，不干得业人之事。如有虫伤风秕、水旱灾荒，眼同在田平半分收，次年初种。系是二边情愿，故非相逼，恐后无凭，立此摧田文书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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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年月立摧田文书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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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式中的“摧田”，是一年为期的佃业买卖，立契人出卖的是田面权。这在福建，则称为“赔田”。有关田面权典卖的土地契约文书，据我所见，万历年间的福建、安徽均有。请看下列两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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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历二十年闽北的“赔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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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惠里四十五都李墩住人李芳椿，承祖置有晚田一段，递年供纳吴衙员米四石四斗庄，其田坐落土名坋垱……今来具出四至明白，且芳椿要得银两使用，情愿托得知识人前来为中说谕，就将前四至立契出赔与本里下陈应龙边为业，当三面言议定时值价铜钱，前后共讫一万二千文小，自立成契至日，眼同中人等一顿交收足讫，无欠分文，易[亦]无准折债负之类，其田言定三冬以满，备办原价取赎，契书两相交付退还。如无原本，任从银主永远耕作，田系芳椿承父分定之业，与门房伯叔兄弟各无相干，系是两甘意允，各无反悔。今恐难凭，具立文契合同为照用。（下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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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万历十四年徽州的“典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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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住人江禄，今有粪草田一号，坐落土名鲍村源，身情愿凭中立典与同都江名下前去耕种交租无词，计早租拾秤。凭中三面，时值价文银五钱五分，其田当日与相交付明白。身承之后，各不许悔，如先悔者，甘罚银贰钱正。今恐无凭，立此为照。（下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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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引二契中，“赔”“典”的对象虽然都是佃户佃耕的土地，但契约所反映的地权转移行为，却完全是独立于地主权之外的。只要“赔”“典”双方“两相意允”，并不受第三者的干预。这说明赔主和典主不仅有权占有和使用土地，而且在实际上也具有对土地的自由处理权。可见，赔主和典主已经分享了一部分土地所有权，成为原田主之外的一个新的土地所有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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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赔田”“粪草田”可以自由地买卖、典押，“佃户”就取得了和原有的田主“同等”的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主”了。因此，佃耕的土地能否由佃户自由转让，是区分“一田两主”和永佃权的根本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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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关于“一田两主”的材料，以福建最为典型。嘉靖《龙溪县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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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江以西，一田二主。其得业带米收租者，谓之大租田；以业主之田私相贸易，无米而録小税者，谓之粪土田。粪土之价视大租田十倍，以无粮差故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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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里的“粪土田”，是一种在佃户层中形成的对土地的所有权。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的《龙岩县志》中，对“粪土田”有如下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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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土，即粪其田之人也。佃丁出银币于田主，质其田以耕。田有高下，则质有厚薄，负租则没其质。沿习既久，私相授受，有代耕其田者，输租之外，又出税于质田者，谓之小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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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户改良了土地，因而获得了田面权，成为一“主”，即“佃主”。“粪土田”的“佃主”，以“质”的方式转租土地，在“大租”之外又剥削“小租”（即“小税”）。在明代福建的其他地区，类似于“粪土田”的田面权，还有“田根”“苗田”“赔田”等名称，且“有大佃小佃展转交替者，穷穴种种，不可穷诘”[18]。闽清和建瓯等地，已有少量此类契约的发现。特别是在漳州府属各县，由于佃户取得田面权而上升为“一主”的现象和田主层分化为“一田两主”的现象交织在一起，更形成“一田三主”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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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永佃权向田面权的转化，“田骨”与“田皮”分立的“俗例”也应运而生了。万历十四年（1586）前后任闽北建阳县知县的魏时应在《长平富垅山书院祀田碑文记》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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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正游文肃公立雪程门，倡明正学，两朝崇祠至毖也。不百余年，烝尝所寄，圮鬻殆尽，岁时伏腊，俎豆不修……今查其田骨一十一箩二斗半，田皮一十五箩，向系张阳得、张经毛收租；又有田骨三箩七斗半，向系朱邦行收租。在张氏者，令游大礼合族等备还原价四十五两取回，在朱氏者，本县捐俸七两代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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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祀田通过“田骨”“田皮”的分割买卖落入外姓手中，已经不是当时之事，而知县竟捐俸代为买回“田骨”，说明官府已经承认这种“俗例”的合法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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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一田两主关系即土地所有权的分割在许多地方形成“乡规”“俗例”，形式多样，名称也不尽相同。据乾隆年间江西布政使衙门刊行的《西江政要》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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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江省积习，向有分卖田皮田骨、大业小业、大买小买、大顶小顶、大根小根，以及批耕、顶耕、脱肩、顶头、小顶等项名目，均系一田两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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