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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36145 入戏的规矩 [:1702735527]
1702736146 《死无葬身之地》:从虚无中寻找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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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36148 剧场的灯光如血一般,映在每一个受刑者的脸上,他们面临着此刻同时也是一生的选择。《死无葬身之地》这部被称为“存在主义代表作”的戏剧,在法国上演时曾引发巨大争议。而近年在中国上演的这一版《死无葬身之地》,同样拷问着观众的灵魂。“无论何时,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作者萨特曾经这样说。这部被他称为“境遇剧”的经典,也正是在不遗余力地阐释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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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36150 荒诞世界中的真实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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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36152 “死无葬身之地”,是剧中那个时代几乎所有法国人都面临的悲惨境遇。国土被德国法西斯侵占,连在铁蹄下丧命的法国人的尸骨也无处安葬。向来闲散浪漫的法国人被迫分为两个阵营:要么坚持斗争,加入抵抗运动;要么服从德军扶植的维希傀儡政府,成为“合作分子”。二战期间,抵抗运动的游击队员们,一旦被德军或政府军发现,便“死无葬身之地”。然而,维希政府的军警们也知道,假如德军战败,他们在战后将被钉上耻辱的十字架,成为历史和民族的罪人,难得安生。在这个意义上,凡战争铁蹄过处,人们想要安然自保固然困难万分,即使想要自暴自弃地死去,也往往无法得到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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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36154 戏一开场,便是哀鸿遍野的骇人景象:戴着手铐的游击队员、被烧毁的农庄、大火中绝望求救的少女、乱石中曝晒于烈日之下的三百多具焦黑尸体。村子里,除士兵、俘虏、尸体和乱石以外,唯有废墟。五名法国抵抗运动游击队员被俘,唯一逃脱的队长若望,不久也作为身份不明的村民被关进同一间牢房。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每个人都在不同的选择中痛苦挣扎。萨特通过游击队员们的对话,描绘了他们被捕后微妙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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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36156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英雄人物也不例外”。萨特在1946年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这样写道。在他的第一部小说《恶心》中,他也曾经说过相似的话:“人类不得不生活在与其格格不入的现实之中。”面对着残酷的现实,被捕的游击队员们各自的心境与选择迥然不同。本来,战争跟世界一样荒诞,并不是所有游击队员在面对酷刑、死亡时,都能视死如归。少不更事的弗朗索瓦认为他只不过服从了命令,散发传单、运送弹药,并且埋怨没有人事先告诉他抵抗运动“需要英雄”。有着斗争经验的昂利也说:“只要我能对自己说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就好了。但这无疑是过高的要求。三十年里,我感到自己有罪。其原因是我活着。现在,由于我的过错,那些房屋被烧毁了,这些人无辜地丧了命,而我也就要戴罪死去。我的一生只是一场错误。”索尔比埃则说:“我可是受蒙骗了:因为我将毫无意义地受苦,不知有什么价值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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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36158 在队长若望登场之前,除了希望从事革命事业的卡诺里斯之外,这群游击队员更像是被命运随机地推到了“正义这一边”,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事业”的意义。与他们不同,卡诺里斯则从一开始就明白,自己是为事业而活,并且早就预料到会像这样死去。尽管如此,他并没有看不起那些“不进步”的伙伴们。相反,他静静地倾听着同志们等待被处决时所表现出的软弱、对亲人们的思念、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擅长现实主义手法的萨特,自然不会将游击队员们描绘成个个志向远大、坚强不屈的英雄。游击队员们的思想境界有高低之差,信念有坚定和动摇之分,性格有刚强和软弱之别。用近乎白描的手法,萨特真实生动地勾勒出人在绝境中的所思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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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36160 索尔比埃回忆起自己的家人:“我有老人。他们以为我在英国。我估计他们正在吃饭,他们晚饭吃得早。但愿我能对自己说,他们会突然觉得心紧,感觉到一种不祥预兆……我父亲大概在谈他的园子了。以前,他总是在吃晚饭时谈起它。可怜的老人!我干吗想念他们呢?这毫无帮助。”而临刑前,昂利则嘱托可以活下来的队长若望说:“你要去看望索尔比埃的父母,要给卡诺里斯的妻子写信。”游击队员们在这一刻,回归了普通的人性。吕丝向往地描述着平凡的幸福:“待战争结束后,他们将持有贴着自己真实相片的合法身份证在巴黎平平静静地生活,人们将用他们的真实名字称呼他们。”活下去,过上普通人的生活,这对于在战争中不得不隐姓埋名、时刻在刀尖上舐血的抵抗分子来说,无疑是莫大的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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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36162 人生的意义靠自己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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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36164 游击队员们最初对敌人守口如瓶,或许是因为某种自发的仇恨——索尔比埃说:“这就好像一场比赛,他们要我们开口,我们如果供述了,或者喊疼了,那么他们就得分了。”然而,当队长若望也被捕之后,游击队员们真正第一次站在了选择的十字路口。若望登场之前,游击队员们几乎一无所知,并没有什么值得供述的情报。然而当若望作为身份不明的村民被抓进监狱时,游击队员们不但握有了若望的身份这个秘密,还知道了游击队下一步的计划:在周三,将会有六十个战友对军警进行反攻。这些情报假如泄露,不但若望在劫难逃,军警们也将做好伏击的准备,那六十个战友必然凶多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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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36166 是否能够摆脱刑具、不再疼痛,甚至获得自由呢?游击队员们获得了选择的机会,同时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这看似哲学意味十足的故事桥段,不但来自真实的历史场景,还来自作者萨特的亲身经历——萨特曾经参加过抵抗运动,并被德国军逮捕过。萨特显然在作品中注入了自己的亲身感受和体验。在他的笔下,游击队员们面对选择非但没有任何动摇,反而无一不感到骄傲: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运气”来了。之前,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好向“合作分子”隐瞒的,现在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他们可以“自觉”做出选择:是保守机密,还是选择“合作”?这已经成为实现他们人生价值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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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36168 萨特借剧中人物昂利的话对若望说:“要是你不来,我们会像牲口一样受罪,却不知为什么。可你在这儿,即将发生的一切都会有个意义。我们要斗争。不仅仅为你,也为所有的战友。我们的行动失败了,然而我们也许能挽回面子。我原来以为自己完全成了废物,但我现在明白有些事还是需要我的;只要有点儿运气,我也许将对自己说,我不会毫无意义地死去。”昂利的想法代表了游击队员们的心声,这就是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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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36170 事实上,这也充分体现了萨特在思想上的转变。他原本认为,人生根本是虚无和荒诞的。当《死无葬身之地》于1946年首演时,萨特曾对记者说:“我感兴趣的是极限的情境以及处在这种情境中的人的反应。剧中人提出的问题,在全世界折磨过我们这一代许多人:我们如何禁得住拷打?”假如人们是纯粹出于偶然,被归入了某一个阵营,不得不按照社会铺设好的轨道成长和生活,不得不按照所在集体或组织的规则行事,那么,其实投身在哪个阵营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一切都不过是偶然的。人们活着,不过是盲从罢了。在这个意义上,他人和地狱并没有什么分别。就像游击队员们在被捕后的消极心态一样:他们没有什么可招供的,也没有什么可珍惜的。被俘虏、被折磨,只是因为“倒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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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36172 然而,当他们有所选择之时,一切都不同了。游击队员们开始意识到,参加抵抗运动、保卫祖国和家乡,是与合作分子完全不同的选择。而为了保护自己的战友,为了确保抵抗事业能够成功,个人的得失和生命都是可以舍弃的。面对酷刑和死亡,游击队员们开始认识到了人生价值所在。索尔比埃为了保守秘密,宁愿选择自杀。昂利被折断了双手,也坚持不透露半点情报。最终,他们全部英勇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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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36174 萨特曾经说过,存在主义哲学是对人生的看法,是对人类生存价值和意义的看法。这个“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命题,也折射出他看待人生的方式和态度:要使这个荒诞的世界、虚无的人生具有意义,只有靠人的自由选择和行为活动,即靠人的“自为”和“选择”去实现。对此,曾经执导本剧的导演刁海明说:“今天这台戏仍然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终究摆脱不了对自我和价值的盘问,此时的人们特别需要生命的升华和灵魂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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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36176 丧钟为谁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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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36178 萨特称自己的戏剧为境遇剧。所谓境遇,是指人物所处的与政治、经济、历史条件不可分割的时代、地域和环境。而“境遇剧”的主题,就是描写人在特定选择面前所采取的态度、所做出的反应。游击队员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因此他们能从人生的虚无中获得积极的意义,寻到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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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36180 一种观点认为,萨特写《死无葬身之地》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歌咏游击队战士的英雄故事,用他自己的方式来纪念和称颂战士们的永生。然而,除了赞美之外,萨特写作本剧的目的,还在于提醒人们警惕战时与德国法西斯合作过的贝当分子,别忘了他们的双手曾经沾过抵抗战士们的鲜血,这就更增强了这部作品题材的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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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36182 用戏剧作品战斗,是萨特很擅长的事。在创作《死无葬身之地》的同一年,萨特还创作了谴责美国种族主义的政治剧《毕恭毕敬的妓女》。而后,他还先后发表了《肮脏的手》(1948)、《魔鬼和慈善的上帝》(一译《魔鬼与上帝》,1951)、《克昂》(1954)、《涅克拉索夫》(1956)、《阿尔托那的隐藏者》(1960)和《托洛亚妇女》(1965)等一系列以现代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从不同角度表达其鲜明的政治态度和爱憎情感。在《死无葬身之地》中,萨特也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来揭示合作分子们的卑劣和罪恶,并给他们终将失败的命运敲响了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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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36184 剧中作为反面角色的合作分子们,是以朗德里厄为小头目,佩勒兰、克洛歇为帮凶的政府军警。假如没有战争,或许他们会是索尔比埃、吕丝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朗德里厄不断要求在审讯室里播放古典音乐,表面是安慰受刑者,其实是安慰自己扭曲的心灵。他们毒打索尔比埃,对卡诺里斯拳打脚踢,用刑椅绞断了昂利的手腕——目标似乎只是为了完成“套取口供”的日常工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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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36186 在这里,萨特重提了纽伦堡法庭上那个经典的问题:合法的命令能否成为作恶的抗辩理由?战争结束之后,富勒和德沃金也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近半个世纪的论战,最终的结论是:恶法并不是法。在表面合法的行为背后,人们还应当遵守基本的、共享的、不言自明的法律规范。战后西方法学界将这种规范称为“自然法”,违背了自然法的政府命令就是恶法。人们无论何时,都应当有辨识恶法的基本自觉,也应当有选择不执行恶法的机会。后来,这一理念经过演化,形成“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基本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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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36188 事实上,合作分子们和那个时代其他被迫做坏事的人们一样,都放纵着自己的私欲,并且借口说自己只是在执行命令,或是迫不得已。这反而让这些人性中的恶显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军警们仇视游击队员,不愿看到游击队员为了保护祖国而骄傲的面孔,费尽心思折磨他们,想让他们昏厥、受苦,至少也要因为受刑而喊疼——为了这一点内心的“安慰”,军警们无所不用其极。当面对女游击队员吕丝时,他们不但用刑,还轮番凌辱强奸她。当游击队员假意与他们合作,告知假的情报后,军警们不但没有遵守释放他们的“承诺”,反而将游击队员们残忍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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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36190 然而以朗德里厄为代表的合作分子们心中明白,战争结束之后,他们的末日就要来临。“今天轮到他们,明天轮到我们。”朗德里厄的自言自语中透露着恐惧和绝望。事实也正是如此。法国在二战之后,便开始了对于维希政府成员的清算和审判。军警们在战争中未经审判,即对同胞采取刑讯、惩罚甚至处决的行为,被称为“法兰西之耻”。著名的刽子手、维希政府的内政部长达纳德,更是因为率先举行并全面推广“袋鼠法庭”(不按司法程序进行审判的法庭,将抵抗者们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即行枪决)而在战后被判处多起反人类罪,并被处以死刑。历史最终将通过审判还善良者以公道,给作恶者以惩罚——他们背弃了良知,在利益与威逼面前没有做出对得起自己作为人之存在的选择,终于“死无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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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36193 《忧郁的星期天》:催人自杀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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