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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无葬身之地》：从虚无中寻找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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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的灯光如血一般，映在每一个受刑者的脸上，他们面临着此刻同时也是一生的选择。《死无葬身之地》这部被称为“存在主义代表作”的戏剧，在法国上演时曾引发巨大争议。而近年在中国上演的这一版《死无葬身之地》，同样拷问着观众的灵魂。“无论何时，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作者萨特曾经这样说。这部被他称为“境遇剧”的经典，也正是在不遗余力地阐释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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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世界中的真实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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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无葬身之地”，是剧中那个时代几乎所有法国人都面临的悲惨境遇。国土被德国法西斯侵占，连在铁蹄下丧命的法国人的尸骨也无处安葬。向来闲散浪漫的法国人被迫分为两个阵营：要么坚持斗争，加入抵抗运动；要么服从德军扶植的维希傀儡政府，成为“合作分子”。二战期间，抵抗运动的游击队员们，一旦被德军或政府军发现，便“死无葬身之地”。然而，维希政府的军警们也知道，假如德军战败，他们在战后将被钉上耻辱的十字架，成为历史和民族的罪人，难得安生。在这个意义上，凡战争铁蹄过处，人们想要安然自保固然困难万分，即使想要自暴自弃地死去，也往往无法得到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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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一开场，便是哀鸿遍野的骇人景象：戴着手铐的游击队员、被烧毁的农庄、大火中绝望求救的少女、乱石中曝晒于烈日之下的三百多具焦黑尸体。村子里，除士兵、俘虏、尸体和乱石以外，唯有废墟。五名法国抵抗运动游击队员被俘，唯一逃脱的队长若望，不久也作为身份不明的村民被关进同一间牢房。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每个人都在不同的选择中痛苦挣扎。萨特通过游击队员们的对话，描绘了他们被捕后微妙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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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英雄人物也不例外”。萨特在1946年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这样写道。在他的第一部小说《恶心》中，他也曾经说过相似的话：“人类不得不生活在与其格格不入的现实之中。”面对着残酷的现实，被捕的游击队员们各自的心境与选择迥然不同。本来，战争跟世界一样荒诞，并不是所有游击队员在面对酷刑、死亡时，都能视死如归。少不更事的弗朗索瓦认为他只不过服从了命令，散发传单、运送弹药，并且埋怨没有人事先告诉他抵抗运动“需要英雄”。有着斗争经验的昂利也说：“只要我能对自己说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就好了。但这无疑是过高的要求。三十年里，我感到自己有罪。其原因是我活着。现在，由于我的过错，那些房屋被烧毁了，这些人无辜地丧了命，而我也就要戴罪死去。我的一生只是一场错误。”索尔比埃则说：“我可是受蒙骗了：因为我将毫无意义地受苦，不知有什么价值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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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队长若望登场之前，除了希望从事革命事业的卡诺里斯之外，这群游击队员更像是被命运随机地推到了“正义这一边”，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事业”的意义。与他们不同，卡诺里斯则从一开始就明白，自己是为事业而活，并且早就预料到会像这样死去。尽管如此，他并没有看不起那些“不进步”的伙伴们。相反，他静静地倾听着同志们等待被处决时所表现出的软弱、对亲人们的思念、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擅长现实主义手法的萨特，自然不会将游击队员们描绘成个个志向远大、坚强不屈的英雄。游击队员们的思想境界有高低之差，信念有坚定和动摇之分，性格有刚强和软弱之别。用近乎白描的手法，萨特真实生动地勾勒出人在绝境中的所思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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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比埃回忆起自己的家人：“我有老人。他们以为我在英国。我估计他们正在吃饭，他们晚饭吃得早。但愿我能对自己说，他们会突然觉得心紧，感觉到一种不祥预兆……我父亲大概在谈他的园子了。以前，他总是在吃晚饭时谈起它。可怜的老人！我干吗想念他们呢？这毫无帮助。”而临刑前，昂利则嘱托可以活下来的队长若望说：“你要去看望索尔比埃的父母，要给卡诺里斯的妻子写信。”游击队员们在这一刻，回归了普通的人性。吕丝向往地描述着平凡的幸福：“待战争结束后，他们将持有贴着自己真实相片的合法身份证在巴黎平平静静地生活，人们将用他们的真实名字称呼他们。”活下去，过上普通人的生活，这对于在战争中不得不隐姓埋名、时刻在刀尖上舐血的抵抗分子来说，无疑是莫大的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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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意义靠自己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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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队员们最初对敌人守口如瓶，或许是因为某种自发的仇恨——索尔比埃说：“这就好像一场比赛，他们要我们开口，我们如果供述了，或者喊疼了，那么他们就得分了。”然而，当队长若望也被捕之后，游击队员们真正第一次站在了选择的十字路口。若望登场之前，游击队员们几乎一无所知，并没有什么值得供述的情报。然而当若望作为身份不明的村民被抓进监狱时，游击队员们不但握有了若望的身份这个秘密，还知道了游击队下一步的计划：在周三，将会有六十个战友对军警进行反攻。这些情报假如泄露，不但若望在劫难逃，军警们也将做好伏击的准备，那六十个战友必然凶多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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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够摆脱刑具、不再疼痛，甚至获得自由呢？游击队员们获得了选择的机会，同时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这看似哲学意味十足的故事桥段，不但来自真实的历史场景，还来自作者萨特的亲身经历——萨特曾经参加过抵抗运动，并被德国军逮捕过。萨特显然在作品中注入了自己的亲身感受和体验。在他的笔下，游击队员们面对选择非但没有任何动摇，反而无一不感到骄傲：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运气”来了。之前，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好向“合作分子”隐瞒的，现在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他们可以“自觉”做出选择：是保守机密，还是选择“合作”？这已经成为实现他们人生价值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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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借剧中人物昂利的话对若望说：“要是你不来，我们会像牲口一样受罪，却不知为什么。可你在这儿，即将发生的一切都会有个意义。我们要斗争。不仅仅为你，也为所有的战友。我们的行动失败了，然而我们也许能挽回面子。我原来以为自己完全成了废物，但我现在明白有些事还是需要我的；只要有点儿运气，我也许将对自己说，我不会毫无意义地死去。”昂利的想法代表了游击队员们的心声，这就是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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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也充分体现了萨特在思想上的转变。他原本认为，人生根本是虚无和荒诞的。当《死无葬身之地》于1946年首演时，萨特曾对记者说：“我感兴趣的是极限的情境以及处在这种情境中的人的反应。剧中人提出的问题，在全世界折磨过我们这一代许多人：我们如何禁得住拷打？”假如人们是纯粹出于偶然，被归入了某一个阵营，不得不按照社会铺设好的轨道成长和生活，不得不按照所在集体或组织的规则行事，那么，其实投身在哪个阵营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一切都不过是偶然的。人们活着，不过是盲从罢了。在这个意义上，他人和地狱并没有什么分别。就像游击队员们在被捕后的消极心态一样：他们没有什么可招供的，也没有什么可珍惜的。被俘虏、被折磨，只是因为“倒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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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他们有所选择之时，一切都不同了。游击队员们开始意识到，参加抵抗运动、保卫祖国和家乡，是与合作分子完全不同的选择。而为了保护自己的战友，为了确保抵抗事业能够成功，个人的得失和生命都是可以舍弃的。面对酷刑和死亡，游击队员们开始认识到了人生价值所在。索尔比埃为了保守秘密，宁愿选择自杀。昂利被折断了双手，也坚持不透露半点情报。最终，他们全部英勇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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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曾经说过，存在主义哲学是对人生的看法，是对人类生存价值和意义的看法。这个“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命题，也折射出他看待人生的方式和态度：要使这个荒诞的世界、虚无的人生具有意义，只有靠人的自由选择和行为活动，即靠人的“自为”和“选择”去实现。对此，曾经执导本剧的导演刁海明说：“今天这台戏仍然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终究摆脱不了对自我和价值的盘问，此时的人们特别需要生命的升华和灵魂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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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钟为谁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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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称自己的戏剧为境遇剧。所谓境遇，是指人物所处的与政治、经济、历史条件不可分割的时代、地域和环境。而“境遇剧”的主题，就是描写人在特定选择面前所采取的态度、所做出的反应。游击队员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因此他们能从人生的虚无中获得积极的意义，寻到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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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观点认为，萨特写《死无葬身之地》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歌咏游击队战士的英雄故事，用他自己的方式来纪念和称颂战士们的永生。然而，除了赞美之外，萨特写作本剧的目的，还在于提醒人们警惕战时与德国法西斯合作过的贝当分子，别忘了他们的双手曾经沾过抵抗战士们的鲜血，这就更增强了这部作品题材的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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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戏剧作品战斗，是萨特很擅长的事。在创作《死无葬身之地》的同一年，萨特还创作了谴责美国种族主义的政治剧《毕恭毕敬的妓女》。而后，他还先后发表了《肮脏的手》（1948）、《魔鬼和慈善的上帝》（一译《魔鬼与上帝》，1951）、《克昂》（1954）、《涅克拉索夫》（1956）、《阿尔托那的隐藏者》（1960）和《托洛亚妇女》（1965）等一系列以现代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从不同角度表达其鲜明的政治态度和爱憎情感。在《死无葬身之地》中，萨特也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来揭示合作分子们的卑劣和罪恶，并给他们终将失败的命运敲响了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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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作为反面角色的合作分子们，是以朗德里厄为小头目，佩勒兰、克洛歇为帮凶的政府军警。假如没有战争，或许他们会是索尔比埃、吕丝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朗德里厄不断要求在审讯室里播放古典音乐，表面是安慰受刑者，其实是安慰自己扭曲的心灵。他们毒打索尔比埃，对卡诺里斯拳打脚踢，用刑椅绞断了昂利的手腕——目标似乎只是为了完成“套取口供”的日常工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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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萨特重提了纽伦堡法庭上那个经典的问题：合法的命令能否成为作恶的抗辩理由？战争结束之后，富勒和德沃金也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近半个世纪的论战，最终的结论是：恶法并不是法。在表面合法的行为背后，人们还应当遵守基本的、共享的、不言自明的法律规范。战后西方法学界将这种规范称为“自然法”，违背了自然法的政府命令就是恶法。人们无论何时，都应当有辨识恶法的基本自觉，也应当有选择不执行恶法的机会。后来，这一理念经过演化，形成“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基本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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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合作分子们和那个时代其他被迫做坏事的人们一样，都放纵着自己的私欲，并且借口说自己只是在执行命令，或是迫不得已。这反而让这些人性中的恶显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军警们仇视游击队员，不愿看到游击队员为了保护祖国而骄傲的面孔，费尽心思折磨他们，想让他们昏厥、受苦，至少也要因为受刑而喊疼——为了这一点内心的“安慰”，军警们无所不用其极。当面对女游击队员吕丝时，他们不但用刑，还轮番凌辱强奸她。当游击队员假意与他们合作，告知假的情报后，军警们不但没有遵守释放他们的“承诺”，反而将游击队员们残忍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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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朗德里厄为代表的合作分子们心中明白，战争结束之后，他们的末日就要来临。“今天轮到他们，明天轮到我们。”朗德里厄的自言自语中透露着恐惧和绝望。事实也正是如此。法国在二战之后，便开始了对于维希政府成员的清算和审判。军警们在战争中未经审判，即对同胞采取刑讯、惩罚甚至处决的行为，被称为“法兰西之耻”。著名的刽子手、维希政府的内政部长达纳德，更是因为率先举行并全面推广“袋鼠法庭”（不按司法程序进行审判的法庭，将抵抗者们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即行枪决）而在战后被判处多起反人类罪，并被处以死刑。历史最终将通过审判还善良者以公道，给作恶者以惩罚——他们背弃了良知，在利益与威逼面前没有做出对得起自己作为人之存在的选择，终于“死无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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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的星期天》：催人自杀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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