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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皇帝溥仪的身份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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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国大革命中的路易十六相比，“末代皇帝”溥仪可能是幸运的。他经历了无数国仇家恨和世事动荡，终于寻获一个“公民”的身份。在林兆华执导的《公民》一剧中，当冯远征饰演的溥仪用颤抖的手拿着代表他选举权的选民证，并将选票郑重地放入票箱时，他重新找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合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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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一个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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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溥仪作为中国数千年封建帝制的终止符，始终活在尴尬之中。假如可以选择性失忆，老年溥仪或许有许多回忆想要从人生中抹去。然而失忆谈何容易，舞台上老年溥仪走出战犯管理所时，由刘鑫扮演的青年溥仪，则作为一个“影子”不断尾随着他，与老年溥仪对话争执，彼此质疑，共同唏嘘。“溥仪在当了公民之后，他是不是真的忘记了过去，我们试想可能没有，因为人都是有回忆的。所以剧中很多部分，包括青年溥仪的出现，都是他的回忆甚至是想象。我们没有按照现实主义那样去真实地再现，而是抽离出来，去表现这种想象。”饰演老年溥仪的冯远征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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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皇帝，溥仪似乎从来没有主宰过自己的命运。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溥仪出生在北京醇亲王府。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光绪帝载湉病重，慈禧太后令溥仪进宫。不久光绪帝去世，慈禧太后命溥仪继承皇统，并过继给同治帝载淳，同时兼承光绪帝之祧。同一天，慈禧太后病逝。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后，南北内战爆发，孙中山与袁世凯密约，若袁世凯能使溥仪退位，就由其担任大总统。袁世凯便一面胁迫一面劝说，逼着溥仪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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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宣统三年十二月廿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临朝称制，以太后名义颁布《退位诏书》，结束了清朝自顺治帝入主中原起268年的统治。民国政府与清室协商，保留了许多对皇室的优待条件，并且同意溥仪暂居紫禁城。为了保护紫禁城的安全，清室与民国政府协商后，决定派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6师下的第2步兵团保护暂居皇宫的宣统皇帝，而这支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6师的前身就是清政府在1908年由载沣创建的禁卫军，掌握该禁卫军军权的便是溥仪的七叔、陆军部大臣载涛——因此，在少年溥仪看来，似乎一切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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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内，溥仪几乎是快乐的。苏格兰籍军官庄士敦担任帝师，教授溥仪英文、数学、世界史、地理，师生感情甚笃。溥仪从此眼界大开，开始穿西服、剪辫子。民国十一年（1922），溥仪大婚，娶了皇后婉容、妃子文绣。在紫禁城中，溥仪或读书、吟诗、作画、弹琴，或捏泥人、养狗、养鹿，有时还到宫外坐汽车逛街。这种平稳的末世之君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24年“北京事变”，军阀冯玉祥派鹿钟麟带兵入紫禁城，逼溥仪离宫。溥仪被迫搬进北府（载沣的居处），继而又逃进日本公使馆，从此成为日本人经营“满洲国”的政治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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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溥仪在日军将领土肥原贤二等人的帮助下，从天津逃离，来到旅顺。次年3月1日，日本扶持溥仪在东北地区建立“满洲国”，两年后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溥仪再度成为“皇帝”，改年号为“康德”。他的身份错位再次被放大，一方面，他是名义上的“满洲帝国”元首，兼任“满洲帝国”陆海空军大元帅；另一方面，他在所有的内政外交领域都毫无实质的权力。剧中青年溥仪说：“难道我会不知道，我就是一个摆设？”但是，软弱的性格及强大的命运，将他始终捆绑在“满洲国”这辆驶往深渊的列车上。值得一提的是，溥仪作为当时亚洲的关键政治人物，还曾两次登上《时代》周刊。该周刊一期关于“解决远东危机的四个人”的画像中，就有溥仪。然而无论谁都知道，这位“满洲帝国”的皇帝不过是傀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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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审判”军事法庭：一个改变历史的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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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傀儡、俘虏、战犯、公民……溥仪一生扮演过太多的角色，当他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时，他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证人。作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直接见证人，溥仪连续出庭八天，创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两年庭审单人做证时间最长的纪录。他为法庭提供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最有力的证人证言，情绪激动时甚至拍案控诉，溥仪指证的同时却也惴惴于自己当年不光彩的角色，隐瞒了部分事实，妄图开脱自己的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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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法庭采用英美法系的对抗式诉讼方式，遵循无罪推定原则。因此，在最终宣判之前，被告席上的甲级战犯们不被认为有罪；如果他们在控辩双方的交锋中占据了优势，甚至可能被判无罪。这一点让参与审判的中国法官、检察官都很不适应。“九一八事变”主谋、被称为“关东军之胆”的板垣征四郎，公然宣称自己无罪，甚至叫嚣“要与检察方大战三百回合”。直到8月16日，一个中国证人被带入法庭，板垣才一下变了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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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仪，本来是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在证人席上坐定，这位中国男子用标准的北京话做了自我介绍。中国的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就这样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朝日新闻》这样形容这一天之于东京审判的意义——“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被告席上的诸多甲级战犯，特别是与溥仪有着直接关系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等人，对溥仪的出现大感惊惧。曾经被他们操纵在股掌之中的牵线木偶，现在是他们被控罪行的直接证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将他们送上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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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在这天的做证中，溥仪“时而蹙紧眉头，时而微动他的身体，有时还声调激动，敲打着证人台，大为满庭观众所注视”。谈到委屈的傀儡生涯，溥仪突然攥紧拳头，捶击座位前的桌子：“十四年来，自由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场猴戏而已！”自8月20日起，法庭进入了质询阶段，控辩双方将直接交锋。从这天起到27日做证结束，溥仪受到了被告律师团的轮番轰炸。尽管如此，溥仪仍然连续出庭八天，提供了许多指证关东军罪行的证言。遗憾的是，因为担心牵连到自己，他将自己持有的大量物证付之一炬。早在1945年8月10日，溥仪出逃的前一晚，他就和一众亲属将内廷中所存的大量电影胶片、照片、书刊、画报、信件、文件，分别到缉熙楼的地下锅炉、球场和游泳池进行焚烧。如果这些证据出现在东京法庭，溥仪的证言将更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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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回想起那次做证，溥仪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仍然感到很大的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我确实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是为了保护自己，我又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不过，美国记者布拉克罗在《另一个纽伦堡：东京战犯审判内幕》一书中，这样评论这位“皇帝证人”：“他以出色的表现证明，他是一个精明、狡猾和大有作为的侦察大师……如果溥仪是个自由人的话，他的表演一定是令人难忘的。鉴于他所处的特殊环境，他能做到这一步，已非一般人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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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选票胜过无数的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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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东京法庭之后，溥仪在苏联又被关押了四年。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双方很快达成了引渡日伪战犯的协议。1950年8月3日，溥仪惴惴不安地登上了前往中国的列车，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将他推上行刑场，他和“满洲国”的数十位中日“官员”一起被送入了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经过十年的劳动改造后，1959年，最高人民法院遵照国家主席令，决定特赦溥仪。这位“末代皇帝”走出牢门，生平第一次获得了不同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后半生”。话剧《公民》用尽浓墨，描摹的正是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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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孟冰说：“溥仪自四岁被抱上皇帝的‘宝座’之后，就远离了公民这个群体。直到他走出战犯管理所的大门，才被改造完成，回归公民身份。回来之后，他的第一件事，是要到厂桥派出所去注册户口，从此才成为北京市的一名公民。”事实上，溥仪这种重获新生的感觉，早在他1959年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那一刻就开始了。前来接站的是他的五妹和四弟。他们对他的称呼，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大哥”。溥仪回忆道：“我听到了前半生从没听过的称呼，感到自己在家族中开始了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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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半年后，溥仪被分配到北京科学院的植物研究所。上午在植物园劳动，下午一边学习一边写作自传《我的前半生》。不久，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他被安排从事修订民国档案等史料工作。次年，他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全国人大代表选举。1960年11月26日，溥仪郑重其事地穿上了会见外宾时才穿的中山装，在与同事们一起投下选票时，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溥仪回忆道：“我拿到了那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我觉得把我有生以来的一切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贵重。我把选票投入了那个红色票箱，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和中国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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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特赦后的溥仪共参加过三次选举，第三次是在他刚刚做完肾切除手术出院后不久。那一次，溥仪拖着病体在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的陪伴下，与街坊们一起听取了街道负责人对候选人情况的介绍。介绍结束后，溥仪还抢着发言。令李淑贤惊讶的是，刚刚出院的溥仪，说话声音出奇洪亮。几天后，溥仪和李淑贤在附近的南操场小学参加了投票。李淑贤记得，在排队等待投票时，溥仪始终带着一种庄严的神情。看他虚弱的样子，李淑贤曾想跟前后排队的老街坊们商量插一下队，但溥仪无论如何也不肯。直到把选票郑重地投到票箱内，他才在李淑贤的搀扶下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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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看似平常的选举权，溥仪却格外珍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张薄薄的选票对他意味着什么：它代表着新社会对于他作为一名国家公民的认可。溥仪曾经这样说：“我曾经做了四次皇帝。第一次是三岁时继承先人的皇位。第二次是1917年，张勋在北京复辟，拥戴我做了十天的皇帝。第三次是1932年，日本人在东北把我扶上了伪满洲国皇位，这一幕在1945年结束。第四次当皇帝，是在前年。我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获得了选举和被选举的全部权利。现在我同其他中国人民一样，是一个‘集体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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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溥仪患尿毒症不治去世。在他死前，曾经对妻子李淑贤说道：“我这一世，当过皇帝也当过公民……归宿还好，现在总算是走到了尽头……改造我这样一个人是不容易的，把一个地道的封建统治者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公民，这是哪个国家也很难做到的。”这位末日皇帝在成为公民的喜悦中迎来新生，又带着这种祥和的心境告别人世。根据中央指示，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舞台大幕落下，公民溥仪方与那个少年皇帝、戏偶傀儡、法庭证人和十年战犯融为一体。历史在这里画上句点，并开启新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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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敌》：谁来保护甘为“公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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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晚秋，当名导林兆华执导，王学兵、高亚麟联袂出演的《人民公敌》在保利剧院引来阵阵喝彩时，吕效平和南京大学师生们同样以易卜生这部“最后的讽刺剧”为基础改编的《〈人民公敌〉事件》仍然在苦苦争取“全国大学生戏剧节”的认可——最终，这一被称为“可能超过大戏节六届以来所有剧目”的作品，再次落选。二者的反差或许只在于，保利上演的是发生在一百多年前挪威小镇的故事，而南京大学师生们将目光投向了近在身边的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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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无知胆怯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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