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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颚天使》：女性普选只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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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女权”有时似乎只是一个时髦的字眼，人们围绕这个词展开论战，争论中不乏戏谑和调侃。然而，电影《铁颚天使》（Iron Jawed Angels，又名《女权天使》）所描述的争取女性普选权利的斗争历程，远不似今天想象的那样轻松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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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权利：从1288年到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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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8年，苏格兰女王玛格丽特一世颁布谕令，宣布每个闰年的2月29日为“妇女权利日”。据传，这一天，女性可以向男性求婚，并且只有已婚男性可以拒绝求婚，否则将需要为自己的拒绝付出“代价”：可以掏出1英镑作为象征性的赎身费，或是向求爱失败的女方赠送一件绸缎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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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个日子被网民疯传为“女性表白日”，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故事中三个隐匿的细节：其一，女王所确定的妇女权利，远不只是求爱，还包括了法律的平等保护和政治的平等参与；其二，假如玛格丽特女王的法令在今天有效，那么女性只在那一天拥有这项权利，在其余的日子里显然只是男人的附庸，而这个日子，四年只有一次；其三，当时的议会根本没有通过这道谕令，因为议会中一个女性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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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铁颚天使》中，爱丽丝·保罗和她的伙伴们拼命争取女性选举权利。她说：“女性想要实现自己的平等和权利，需要真实地参与到政治决策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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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世纪初，女性仍未在全美获得平等的投票权。当时的舆论，如同影片中所言：“女性的心智低于男性，这是不言而喻的两者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这一差异的性质和程度都将使妇女选举权成为一种政治危险……我不希望有一天看到我州的妇女拖着长裙。这些轻浮的姑娘们高唱‘妇女参选’，却不知道她们这种鲁莽的运动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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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当时的妇女，也不怎么理解以爱丽丝·保罗为代表的全国妇女党为何这样执着地追求“选举权”。一位名媛轻巧地挽着丈夫的胳膊，说：“谢谢，我不关心政治。”女工只想到：“如果我不上班，跟你们去游行，那么我只会被开除！”商人的太太说：“在这个一切都靠金钱的国家，选举权能帮你买到什么？你看那些穷人男性和黑人男性，哪个政策是为他们而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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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争取选举权斗争中的核心人物，也会在长期的斗争之后感到孤单疲惫，希望找一个男人的肩膀倚靠。更不用说那些以妇女选举权作为参政由头的女性政客，她们或是觉得被抢了风头，或是认为全国妇女党过于激进，都慌忙撇清了和全国妇女党的关系，继续和威尔逊总统进行“亲切友好”的谈判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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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局面下，仍然有不顾身家性命的女性，辛苦地巡回演讲、著书立说、大声疾呼、群聚示威，最后甚至被逮捕、下狱，饱受精神与肉体上的屈辱与折磨，放弃自己的感情，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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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主角爱丽丝·保罗作为一名律师，为了吸引美国民众的关注，在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的前一天，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组织了一场浩大的游行。1917年，她领导的全国妇女党在白宫前示威。随着美国参加一战，这一举动开始被认定为叛国之举——“当许多美国人都在欧洲流血，妇女们竟然在国内缠着总统索要什么选举权？”一些女性甚至也无法理解这一点。然而，爱丽丝·保罗仍然坚持这一行动。尽管许多参加示威游行的妇女因“妨碍交通罪”被捕入狱，但她们前仆后继，直至世界再也无法忽视她们的愿望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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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平等，只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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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狱中，以绝食继续斗争的爱丽丝·保罗对医生说：“绝食抗议是古爱尔兰的一种传统，他们在某个人的门口绝食，直至得到赔偿，正义得到伸张。当你家门口有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邻居会怎么说？那项法律对待妇女很不公……你让我解释自己的理由，答案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探索一下你的内心。我向你发誓，我的心完全一样。你想在赖以为生的业界，占有一席之地，我也一样；你想有一些自我表达的手段，一些满足个人雄心的途径，我也是；你想让政府听到自己的声音，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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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她虚弱而坚毅的面孔，人人为之动容。当狱方强制灌食的消息经由医生和狱卒那里悄悄传出，举世震惊。终于，在1918年，宪法第19修正案被提交到国会，并于两年后的8月18日得以通过生效，公民的选举权不再因性别而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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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女性获得平等的选举权，只是取得政治和社会平等权利的第一步而已。这一宪法修正案之所以能够通过，是因为当时男子大多奔赴战场，妇女成为家庭和社会的支柱，承担起较多的社会责任。当战争结束后，一切恢复正常，妇女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广大妇女并没有在本质上认识到政治权利与自身利益和幸福的关联，美国宪法也只是在形式上确保了妇女选举权，却没有订立保障这一权利实施的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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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妇女来说，选举权并没有给予她们根本性的帮助。“黄金时代”并未到来。妇女在选举、就业、工资待遇等方面，仍受到严重的歧视。1920年是美国全国范围内行使妇女选举权的第一年，然而大部分妇女都与丈夫投一样的票，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治主见。女性最常从事的职业只限于护士、图书管理员、社会福利工作者、售票员、初级秘书等。而女性在各行各业中的升迁机会也不如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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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片名Iron Jawed Angels，直译为“铁颚天使”，因为爱丽丝·保罗和她的伙伴们，在狱中绝食，拒不张嘴。而“女权天使”的译法，大概有些不准确。“女权”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兴起的，并不等同于女性选举权。今天的女权工作者关注的，不再只是形式平等的政治权利。有些看似机会平等的地方，实际没有考虑到女性天生的弱势和特征。女权工作者要求的，是对社会制度的彻底反思和改造。这一切，当然建立在爱丽丝·保罗那一批人所取得的普选权利根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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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只有普选权利，显然还不够，这也是今天女权主义者们继续坚持斗争的理由所在。令人尊敬的是，那位片中大声说着“我也是”的爱丽丝·保罗，直至80岁仍致力于女权运动，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仍然致力于妇女争取平等的事业。她们从未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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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笼》：铁窗隔不住的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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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帕布罗·塔佩洛执导的电影《狮子笼》代表阿根廷角逐第61届戛纳影展，获得了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这部影片又被译作《关不住的狱娘》。在铁窗和高墙之内，那些身为母亲的女犯，她们的爱与救赎，显得分外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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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监里的温暖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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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原本最残酷无情。作为刑诉流程的最后一环，社会将无法接纳的“危险品”送到这里。然而在墨西哥、意大利、阿根廷等地，在狱中生下孩子的女犯们，会将孩子留在身边照顾。这些铁窗里的母婴堂和幼儿园，为暗夜般的监狱留了一丝人性之光。然而这光照之处，其无奈与惨淡反而更令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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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西哥圣塔玛莎的阿卡提特拉女子监狱深处，有一个特别的幼儿园。在此服刑的囚犯，都是因谋杀、吸毒、绑架获罪的女性。她们在狱中生下的孩子，因为没有其他亲人照顾，只能跟随在母亲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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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墨西哥政府决定，鼓励在监狱中出生的孩子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直到六岁。因此，圣塔玛莎的阿卡提特拉和其他一些女子监狱，都设立了监狱幼儿园。监狱工作人员玛格丽塔小姐说：“在这里，孩子们在女犯人之间跑来跑去，就像穿了隐形盔甲一样受到尊重和保护。而母亲们只要在孩子们面前，就会相对冷静。”根据监狱的安排，犯人可以和孩子共同居住一室。当然，同一个房间内还住有其他比较友好的室友。这些母亲白天劳动的时候，还不能上幼儿园的孩子就留在囚室里接受室友的照顾。每天下午2点30分后，母亲可以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圣塔玛莎的阿卡提特拉女子监狱，还成立了特别的“母婴社区委员会”，商讨孩子过生日、受教育等问题。狱方认为，这些失足女性往往没有很好的家庭环境，不便由她们的家人照顾孩子，而且还涉及生育后的哺乳问题。另外，孩子留在母亲身边，对于母亲也是一种精神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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