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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老爹》：如果法官犯了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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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老爹》的英文名称是The Judge，故事围绕着罗伯特·杜瓦尔饰演的老法官约瑟夫展开。杜瓦尔凭借此片收获了第18届好莱坞电影奖（获奖）、第72届金球奖（提名）、第21届美国演员工会奖（提名）等殊荣。而影片中的约瑟夫也最终在儿子汉克的帮助下，走出了老年丧偶、亲子离散、身陷官司的颓境。他的境遇向观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被视为公正象征的法官，是否允许出错？而当法官身陷信任危机时，有谁能为其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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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法官是公正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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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的汉克是一名专门为有钱人辩护的律师。因为母亲去世，他回到离开近十年的印第安纳老家，那里住着与他长期不和、在当地做了一辈子法官的父亲约瑟夫。然而，就在母亲葬礼后第二天，在小镇一直受人敬重的法官父亲竟卷入了一宗交通事故案件。汉克决定留下来为父亲辩护，在法庭上和难缠的检察官周旋到底，并最终发现了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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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死者是一名叫作布莱克威尔的恶棍，是约瑟夫法官最为仇恨的人。布莱克威尔年轻时曾威胁一名叫作霍普的女孩，约瑟夫出于恻隐之心，没有判其重罪，而是判其30天的拘禁。然而布莱克威尔被释放后，竟残忍地杀害了年仅16岁的霍普。尽管布莱克威尔最终领刑20年，约瑟夫法官仍然一直为此自责而愤怒。丧偶当晚，约瑟夫法官在小超市遇到刑满释放的布莱克威尔，布莱克威尔挑衅地说道：“嘿，法官，关于你妻子的事情，请节哀顺变。你知道……她的埋葬地距离霍普的坟墓不超过50英尺，在这两座坟墓上撒尿，对我来讲还挺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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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之后发生的交通事故，被检察官认定为一场谋杀。作为一名金牌辩护律师，汉克往往能用很巧妙的手法为真凶开脱罪责。他很快发现了辩护策略中的关键——父亲的病情。原来，约瑟夫法官身患肠道癌，已经接受了近半年的化疗。医生能够证明，这些治疗将带来“妄想、愤怒、痉挛、抑郁或记忆丧失”的副作用。汉克认为，只要提出父亲是在这种病理症状之下，才失控撞死了被害人，检察官关于“故意杀人”的指控就无法成立，这场官司就可以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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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约瑟夫法官拒绝了这一辩护策略。一方面，他不愿意自己在公众面前呈现老态和病状。他举了前总统里根的例子：“罗纳德·里根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以及冷战的结束，但最终人们谈论的仍然是他的阿尔兹海默症（老年痴呆）。”另一方面，他担心人们知道，过去六个月，自己是在精神方面存在障碍的情况下进行审判的。根据美国有关诉讼法律，如果法官在精神障碍状况下做出判决，当事人有权提出撤销判决之诉，这不但会让约瑟夫法官的职业生涯留下不可磨灭的污点，还将使他作为法律、秩序和公正象征的形象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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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基层法官不但是国家权力的触须，更是地方居民解决纠纷、寻求正义、维护秩序的首选。约瑟夫法官说：“我在那个法庭当了42年的法官，这个社区的百姓信任我，他们信任法律。”对于普通美国居民而言，基层法官是与社区、乡镇生活密切相关的，他们掌握的司法权力是用于解决当地的棘手问题的。法官处理的问题，不仅限于犯罪，还有毒品防控、家庭暴力、青少年矫治等，他们需要考虑的，不只是一锤子买卖的定罪量刑，而是那些诱发犯罪的社会问题。因此，约瑟夫法官在看到自己的儿子汉克吸毒后驾车并造成交通事故后，严厉地采取了惩罚性、治疗性、矫正性与服务性相结合的处置方式，将汉克送往社区劳动中心接受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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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矫治的效果是因人而异的。汉克经过父亲的“棍棒之治”，虽然记恨父亲，却从此走上了奋发图强之路，考上法学院并以全院第一的成绩毕业，成为一名出色的辩护律师。而布莱克威尔则冥顽不灵，对于法官判处的轻刑不但不知感恩，反而采取了报复受害人的举动。即使服完20年刑期出狱之后，仍然为恶一方。在这种意义上，观众完全可以理解，40余年来肩负着地方公正与秩序的约瑟夫法官，何以会在义愤与职责驱使下——也许还有化疗带来的情绪失控下——采取私力救济的方式，除掉这个无可救药的恶棍。尽管这一行为触犯了法律，却似乎并不是那么不可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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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辩护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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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约瑟夫的工作是无论如何要维护一方的平安和公正，那么汉克的工作就是不论被告多么罪有应得，都为其提供充分的辩护。那些家缠万贯的被告，往往愿意花重金聘请律师团。这些律师也往往经验丰富，采取各种看似狡辩、无赖的攻辩策略，在检察官的证据链条上找出漏洞，不断地瓦解陪审团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确信，从而获得疑罪从无的辩护效果，他们也最终赚取高额的律师费。他们因此被人批评为唯利是图、见钱眼开。检察官们更是恨透了律师们，因为他们给刑事追诉增加了许多“没有必要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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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中，检察官见到汉克时，冷嘲热讽道：“你曾替密尔沃基啤酒大亨的孩子辩护，那位买春的小子，银行存款有四千万，还有一位死掉的妓女？天啊，你真是太厉害了！提供花钱能买到的最棒的辩护。”然而汉克并不以为意，他答道：“我跟你对着干，是因为我知道，如果不加辩护，很可能真正的杀人犯就会逍遥法外。”而假如缺乏辩护和正当程序，有些冤案要等到真凶出现才会得以昭雪。相似的情形在我国也曾经出现过。例如，从1998年到2008年，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的杜培武曾经经历从警察到罪犯又到警察的人生历程。他在平冤之后说：“我无辜的家庭，一半毁在罪犯的手里，一半毁在司法的手里。蒙冤之后，却要把洗脱罪名的希望寄托在真凶的身上，这是多么的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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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相信辩护的价值，许多律师坚持为被告提供“正当程序”所要求的法律服务。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辛普森案。而更多的普通律师，在日常辩护中承担着巨大的压力。电影《法官老爹》中，汉克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故事：“我在法学院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跟随肖律师接手的一个刑事案件。一个流浪汉杀了位农夫，并且侮辱了他的妻子。他是个卑鄙的人。但是肖律师接手了这个案子，每天把晚餐带到监狱去吃，和被告待在一起，为他做好了辩护的准备。尽管如此，肖律师最终还是输了官司，被告被实施了电刑。他是一死了之了，肖律师却没有解脱。他收到恐吓，被人唾弃。人们在教堂中都不愿意坐在他旁边。他本可以拒接这个案子，但是他相信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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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辩护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为刑事诉讼提供了“看得见的正义”。在美国，刑事诉讼被视为国家对个人的战争。检察官行使控诉权，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辩方充分行使辩护职能，法官与陪审团则保持真正的中立和独立。正是这种均衡构成了看得见的程序正义。辩护律师为了攻击控诉，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影片中，汉克就曾不惜对控方证人进行地域攻击，“无意间”向陪审团提及证人来自底特律（犯罪率高的破产之城），来减少陪审团对证人证言的信任；他也不惮利用父亲身患肠道癌的不幸消息，赢取陪审团的同情。在辛普森案中，律师也用过类似的策略——在法庭上指责控方的核心证人具有种族歧视倾向，并播放了他侮骂黑人的电话录音，从而完全“废掉了”这位核心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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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看似毫无底线的辩护策略，尽管让控方十分烦恼，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美国的司法程序。在辛普森案的整个诉讼过程中，辛普森始终保持沉默。没有人可以逼他自证其罪。1963年3月的米兰达案中，警方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要求米兰达做出有罪供认。这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5条“不得要求被追诉人对自己作不利证词”的规定。辩方即以这一事由进行辩护，获得了胜诉，并从此将“米兰达规则”纳入了美国刑事诉讼程序之中。在辛普森案中，辩方也抓住了控方获取证据的手段涉嫌违法的破绽，让控方的证据链条无法合拢，同样获得了胜诉——自此以后，刑事追诉程序又增加了“毒树之果”规则（美国联邦机构违反美国宪法规定所取得的证据材料，在审判中不具有证明力），对于控方获取证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确实增加了控诉的成本，却也能够保障任何一位被告的诉讼权利，帮助被告对抗强大的国家；并且从长远来看，能够促进警方改进侦查手段，提高刑事追诉效率，真正做到不枉不纵，维护一方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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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司法权威的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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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约瑟夫法官在印第安纳州的地方法院工作了42年，共审判过17起谋杀案、434起人身攻击、12942起民事案件。用他的辩护律师、儿子汉克的话说，在这个“盛产玉米、笃信基督教信仰的闭塞之地”，他就是法律的象征。因此，约瑟夫法官无论如何不肯承认，自己因为化疗而出现了精神障碍——这将导致他在接受化疗的六个月内的审判失去公信力。在影片的最后，他向法庭证明了自己神智清晰、判断无碍，杀死布莱克威尔是他维护地方治安、纠正自己当年错误的有意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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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影片仍然向观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既然法官也是人，也有可能犯错，那么错案应当如何纠正，被错判者应当如何获得救济？即使在刑事诉讼程序较为完备、辩护相对充分的美国，错案也是不可避免的。自从1989年一名已经被定罪的在押犯人首次凭DNA检测洗刷罪名以来，迄今为止美国已经有232宗案件通过DNA检测，证明当初的判决实属误判，案例遍及美国30多个州，其中还包括17名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尽管被误判者的姓名不同，但他们的经历却十分相似：布鲁斯·沃德楚克为了一宗他根本没有犯过的强奸罪在监狱里挨过15个年头后才被无罪释放；杰弗瑞·戴斯克维科被误判为谋杀罪，在铁窗中度过几乎大半生后才重获自由；科克·布鲁德斯沃斯则在真正的杀人犯被查找出来前做了几年的死囚犯，死亡离他曾经那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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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国50个州中已经有44个州制定了《错案纠正法》，规定定罪后仍可以采取DNA测试，同时也对此设定了诸多限制。例如，有些州规定如果罪犯已经认罪，就无权再申请DNA检测；有些州只允许被判死刑的犯人申请DNA检测；还有些州则对申请DNA检测的时间做了限制。一些州政府提出，定罪后申请DNA检测的权利，将使美国各州的司法权受到侵犯，并产生数不尽的重新检测DNA的要求，那些因极度暴力犯罪而被定罪的囚犯将会不断地要求上诉，占用过多的司法资源。对此，“无辜者行动”等非营利组织与民间机构仍然在不断推进各州关于DNA检测的立法。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也于2004年通过了联邦层面的《无辜者保护法案》，强化了已被定罪量刑的“自认无辜者”获得有效律师服务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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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国家，对于错案也有相似的纠正机制。例如英国，在法院、检察院系统之外设置了独立的官方机构——刑事案件复审委员会来处理冤假错案的申诉。其主要工作是对英国可疑的错判进行复查，认为存在错误并且有被推翻的实际可能时，将其提交给适当的上诉法院处理。在法国，最高法院内部设立了刑事判决再审委员会，负责受理、审查申诉并对其进行再审。需要说明的是，在法国国内上诉途径用尽之后，欧洲人权法院也有权受理申诉，对法国任何法院做出的判决进行审查，如认定原有判决违反人权公约，则该判决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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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最后，法官老爹接受了儿子的帮助，承认自己二十年前在审判中的错误——轻判了无药可救的布莱克威尔，并在二十年后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纠正和补救。最终，陪审团做出了判决，认定约瑟夫一级谋杀罪不成立。他将因犯有故意杀人罪在州立监狱服刑四年。约瑟夫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判决——在他看来，这是纠正错案必须付出的代价。在这个意义上，他输了官司，却赢得了尊严。同时还得以与儿子汉克旧隙尽消，重新收获了久违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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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承认错误并不是毁灭性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杰克逊大法官说：“联邦最高法院的终局性不是因为我们一贯正确；恰恰相反，仅仅因为我们是终局的，所以我们一贯正确。”“毫无疑问，如果有个超级最高法院，那么，我们的判决也将可能被撤销。”司法的终局性只是一项制度性安排，并不意味着存在绝对的铁案和权威。在这个意义上，法官可能出错，可能站上被告席；他们或许能够获得辩护，但也可能需要自我纠正。从长远来看，承认错误非但不会影响司法女神的高贵，反而会彰显司法的权威和人性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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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骚律师》：律师本是江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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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C新剧《风骚律师》的英文名为Better Call Saul（《最好致电索尔》）。在风靡一时的美剧《绝命毒师》（Breaking Bad）中登场的律师索尔·古德曼，成为本剧的主人公。而译名所采的“风骚”，或许取自他在成为律师之前的绰号“风骚吉米”（Slipping Jimmy）。和那些西装假发伦敦腔的大律师不同，不断游走于黑白边缘的索尔律师曾经以“碰瓷”、作秀和招摇撞骗谋生。他十分熟悉这些江湖手段，并且不惮用足江湖求生技巧，来实现自己对正义和公平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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