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757473
徐道隣法政文集 论政治家与学人[1]
1702757474
1702757475
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想法，做学问和做政治仿佛是一件事。因为“劳心者治人”，读书人就是统治阶级。而治人之道，只要能“正其身”就行；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而大学之道，也正是“正心诚意”。所以从这个逻辑的前提出发，当然可以“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而子路所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也正是这个逻辑的自然的推论。
1702757476
1702757477
可是在中国过去两千年中，学而优则仕，虽是通例，仕而优则学者，却极少见，多半都是仕而“不”优则学。这中间固然出了不少有成就的学者和文人（或诗人），但是这点成就，却为这些学人——和一般人——造成一种严重的错觉，以为学问和政治，真的相通，他们在学问（或诗文）上的成就，就足以证明他们在政治上的才能，因而使他们一个个自叹其“怀才不遇”，一天到晚的去“悲秋”、“叹逝”，有的就硬是抑郁以殁，说起来也真是够可怜的。
1702757478
1702757479
但是，学问和政治，真的是相通的吗？大不然也！其间相异之点既多且大，兹试论之如下。
1702757480
1702757481
第一，就“能力”（skill）言之，学者的本领，主要是在书本上的。——我这里所谈的学者，偏重文史方面的，不涉及科学家；科学家们没有“半部论语足以治天下”的想法——政治家的本领，则在对事和对人上；他不但必须能够处理事，尤其必须能够处理人。处理人分两点，一是知人，一是用人。知人并不太难，因为难得的是人才。果有人才，正如鹤立鸡群，不会辨认不出来的，而难的却在用人；因为虽有人才见知，却知而不能用，或用而不能尽，或用而不得其当，正同不知一样。用人的条件最要紧的一个是“恢廓大度”（magnanimity），也就是所谓“气魄”。有大度的人，与人有“无所竞”之心，因之才能够使“人尽其才”，而人才也自然“甘为我用”。这种性格，在另一方面表现的，是“度量”，度量就是能够容忍无端敌视的能力（tolerance of unjustified）。在社会组织上，领导地位的本身就是被别人无端敌视的对象。地位愈高，无端敌视者愈众，因之所需要的度量愈大。因为这种敌视，只有度量才能够予以克服，而也必然的能够予以克服。培养度量有方法，就是把自己看轻一点就行了。不过，这句话说起来不难，做起来却大为不易。——而以上所说的“气魄”、“度量”，一个学者是不大用得着的。
1702757482
1702757483
第二，政治家必须有“品格”（操守）（integrity）。他必须具有一个高尚的理想，才能够使他“有所不为”，才能够使他“不为利诱，不为威屈”。而这种品格，并不是一个读书人平日做学问时所急切需要的条件。
1702757484
1702757485
第三，政治家需要“经验”，要有处事的经验，要有用人的经验，要有深切体察社会各阶层状况的经验。一个专在书本上下功夫的学者，是得不着这些经验的，而事实上也不那样的需要它们。
1702757486
1702757487
第四，政治家需要一番“磨炼”，孟子讲得最为传神，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大约可以分几方面来讲。其一，政治的对象是民间，民间的疾苦，惟有在民间生活，才能真正领略，而政治家在逆境中，才能够真正到民间来生活。其二，政治是一个有统属的组织，因之无法消除在下位者对其长官的逢迎。所以在政治上工作的人，在他的长官看来，几乎无一不是好的，而从民间看，则谁好谁坏，好坏到什么程度，又几乎无一不是一目了然。久居高位者，惟有遭受贬降，才能够有再多一次从民间看人的机会。而久居民间者，对人才的认识也更清楚得多，也才能够充实他日后从政时的人才储蓄。其三，政治家遭受逆境，才体会到许多平生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之真的可能，譬如“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才知道种瓜竟得豆——譬如许多过去受过自己深恩大惠的人，竟可以一下子反面无情，而素昧平生的人，居然肯冒身家性命的危险，挺身而出，来帮忙渡危解难。凡此种种，都是在扩充一个政治家的人生经验，也正是促成他在智慧上的更为成熟。其四，政治上的生活是十分忙碌的，惟有在逆境中，才能够使他重新得到悠闲，使他能够在精神的冷静和寂寞（mental solitude）中，重新习练深刻的，透彻的思考。其五，政治上的逆境，使他把权力利禄名位都看轻了。于是由淡泊（无得失之心）而宁静（不切切于事功），自然而然地不再那样看重自己。而这一种开拓的心胸，自然可以爱惜人才，信任人才，而达到用人的一种极高的境界。其六，惟有从得失中过来的人，才能够真正打破得失的观念，才真是百炼之钢。惟有这种人，才能有真正坚强的意志，才有真正的毅力，也才能够真正有所担当。
1702757488
1702757489
逆境是上天对政治家的恩赐，因为它是可遇不可求的。政治家之需要经过逆境，如同树木之需要经过风霜，是他们成熟过程中绝对不可缺少的因素。对于在书本上作学问的人们，则并不是那样的需要。
1702757490
1702757491
第五，“声望”对于政治家是很重要的。同样一句话，由没有声望的人说出来，就不免人微言轻，而出自有声望者的口中，则“先声”足之夺人，可以使人“望风景从”。这一点在作学问上就不那样重要了。
1702757492
1702757493
第六，在学问和政治上，最不相同的一点，是“机会”的作用。政治上的成功——一个人之能否见用，政策之能否成功——不是一个人自己所能主宰的，而含有若干命运的成分在内。记得曾文正似乎说过，一个人的功名事业，风水和八字的作用大，学问和能力的作用小。但是做学问，则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绝少机会的成分在里面。然而世上竟有不少有前途的学者，放弃了他们有把握的学问不做，而到没有把握的政治里去翻筋斗，真是使人难解。
1702757494
1702757495
第七，但是二者却有一点相同，那就是“年纪”。艺术界里每每有很早成名的天才，但是，学者和政治家，则都是年纪愈大，修养愈深，而造诣愈高——当然不是没有限制的，到了思想僵化，和时代脱离，那就完了——到那时“炉火纯青”，才真算得是“得天独厚”。他们这时一言一动，真的可以移风易俗。古语说，“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这样的人物，才算得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真正的宝贝。
1702757496
1702757497
[1]《自由报》，1962年1月6日。
1702757498
1702757499
1702757500
1702757501
1702757503
徐道隣法政文集 徐道隣先生著述目录
1702757504
1702757505
一、中文著作
1702757506
1702757507
（一）专著
1702757508
1702757509
《唐律通论》，上海，中华书局，1945年初版，1947年再版；台北，“中华书局”1958年初版，1966年二版。
1702757510
1702757511
费尧（Henri Fayol）：《费尧管理术》，徐道隣译述，台北，“华国出版社”，1951。
1702757512
1702757513
艾尔士（Ralph W. Ells）：《薪工管理》，徐道隣译述，台北，“华国出版社”，1951。
1702757514
1702757515
欧维克（L. Urwick）、勃雷区（E. F. L. Brech）：《科学管理史》，徐道隣译述，台北，“华国出版社”，1952。
1702757516
1702757517
索洛金（Pitirim Aleksandrovich Sorokin）：《危机时代的社会哲学》，徐道隣译述，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3。
1702757518
1702757519
《论社会与文化》，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3。
1702757520
1702757521
《中国法制史论略》，台北，正中书局，1953年初版，1959年再版，1961年四版，1970年五版，1976年六版。
[
上一页 ]
[ :1.70275747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