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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 2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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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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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人之间的犯罪，受害一方不应怀恨在心却不发一语。他有义务告知犯行者，询问：“你为何如此对我？为何如此伤害我？”因此《圣经》说：“总要指摘你的邻舍。”若犯行者悔悟并祈求宽恕，就应当饶过他，饶恕之后也不应冷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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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神学家迈蒙尼德（Maimon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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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以为自己降落在简·奥斯汀的小说中，或许因为前一站是卢旺达，所以这种感受更强烈。背景是云雾缭绕的群山，前方排列着18世纪风格的房屋，广阔草坪上还有山鸡漫步。我入住斯蒂伯格酒店，房间像是以前的皇家驿站，有嘎嘎响的红木地板以及四柱大床。连呼吸的空气也特别浓重，斜阳照耀下，环绕着开普敦的一座座平顶山仿佛雄伟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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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趟旅程的资金来源亦属旅游专栏。康斯坦提亚区（Constantia）是开普敦市郊，以酿酒闻名，而且很巧地与波尔斯穆尔监狱比邻。那是全非洲最大的监狱，里面男女老幼合计约7500人，1982～1988年间，曼德拉也囚禁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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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不进监狱的时候，我处在颇为奢华的环境。或许讽刺，却是个极有效率的体验模式，我不断切换于社会的两极，不仅是财富差距的黑白对比，也是一般大众和金字塔顶层呈现的扭曲平衡。南非之旅使我摆荡于种族、社会、经济三面向的光谱两端，我预期将面对许多丑恶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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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化来自殖民历史和种族隔离。几百年的不平等造就难以横越的贫穷和犯罪之海，从数据来看就非常吓人。南非男性死于暴力的比例极高，2012年官方接获大约1.6万个案例，是全球平均的8倍，即便换成女性仍旧是全球平均的6倍。超过四成南非男性曾对伴侣行使暴力，超过四分之一的男性有强奸前科，犯案当时未满20岁的比例高于四分之三。同样是2012年，警方处理了约6.4万件强奸案，就连总统雅各布·祖玛（Jacob Zuma）也一度被控犯下强奸罪行，而他已经有四位妻子、至少20个儿女。据信与世界各大都会区相比，开普敦也是持刀杀人最盛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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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如卢旺达之旅，我的立足点是前瞻，希望深入研究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这个理念。社会面对犯罪可以有别的模式，不必局限于毁坏秩序就施以刑罚的僵硬规则，或许能够视为一种对人造成损害后进行疗愈重建的过程。如果说卢旺达让我看到何谓大规模宽恕与和解，我来到南非以一周时间观察修复式正义行之有效的波尔斯穆尔监狱，深深领悟到疗愈力量也存在于个人对个人的层级——无须族群呐喊口号，个人口中的那句“对不起”就弥足珍贵。我希望在这里能够更近距离观察人性，找到存在于卢旺达人民心底那个奇妙宏伟、名为宽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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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要他们放下暴力，那个地方充满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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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早上计划步行到监狱，因为从酒店前面出去几码就到了。那片土地原本属于富裕的阿非利卡（Afrikaner）农民，后来卖给开普敦地方政府改建为二次大战军营，慢慢演变成今日所见的监狱。不过酒店接待人员坚持要我搭乘一辆有他们标志的奔驰车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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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我是你第一个送到波尔斯穆尔监狱去的客人。”我问酒店安排的司机威尔伯特，他始终不敢放下对待宾客的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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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士，您是第一位。”他回答起来态度沉稳。眼前招牌上写着：“欢迎来到新生之地，波尔斯穆尔监狱。”车子停在大门边，一名狱警满不在乎地朝我瞥了瞥，挥手示意可以进去。因为提早到达，预定要会晤的人都还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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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您确定自己留下来没关系吗？”威尔伯特神情有点担忧。波尔斯穆尔监狱里面的重度暴力犯比例很高，主因是囚犯集结成所谓数字帮：代号26的群体掌控赌博、走私之类有收入的工作，代号28则管理帮派成员的性伴侣并负责武力镇压，代号27维持组织秩序和清算行动。我听说波尔斯穆尔监狱内每天都有人被刺杀，数据也显示2011年监狱内至少有47件自杀和他杀案件。狱内的攻击事件或强奸案导致相关单位积欠数十亿该给狱友或前狱友的赔偿金，政府至今仍未提出杜绝狱内性侵事件的政策。据闻传染艾滋病被帮派用作惩戒手段，而肺结核感染风险高达九成，南非还有32%的监狱没有配置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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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威尔伯特表示没问题，一个人坐在大门警卫庭旁边的塑料长凳上等候，同时观察环境。这所监狱原始收容目标仅4500人，现在人数已经接近两倍，外观如同军事要塞，除了刮刀刺网还有堡垒模样的建筑。狱方改装一间餐馆让狱友经营，颇为出名，好奇的人可以来品尝蓝带鸡排或者炸牛排。监狱后面山峦层叠，景色优美却也更加震撼，仿佛此处是从伊甸园里丢出的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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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美国籍志愿者抵达，他来自加州，手上拿了一本《圣经》。“上帝召我前来。”他的语气简单得好像熬夜加班就会有黑眼圈那样自然。我们两个沿铁丝网走了十分钟，前面就是中段B栋，本周工作的据点，入口在一条栅栏走道的尽头。志愿者进入不必通过金属探测器，没有衣着规范，看来他们也不打算收走我的移动电话。里面空间类似体育馆，空气里飘着霉味和淡淡腐臭，我鼻子有点过敏。里面挂着旗帜，上面写着：“修复式正义：朝社会和解、社会复归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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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所见景象与美国监狱相似得令人沮丧：制服衣领上面是一张张黑色或褐色面孔。南非监狱人口中，白人不到一成。囚犯制服是橘色，印有“矫治”（CORRECTIONS）图样。不少人的制服经过修改，剪裁成时髦的背心或夹克，还加上拉链、扣子，甚至有人自己缝上耐克的商标。狱友大半有刺青，不少人缺门牙，这是数字帮喜欢的造型风格。看见我们，囚犯上前用力握手。这场景我同样熟悉，囚犯与志愿者努力打好关系，看似乐观美好的友谊，实则建立在各自不同的想象上，双方都期望从中获益。他们和管理人员之间也有说有笑、互相调侃，我怀疑只是为了粉饰弥漫内心深处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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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张桌子铺上花纹桌布，上头分别以英语、阿非利卡语以及非洲南部班图人（Bantu）的语言题字，每桌都取了名：“承担”“诚实”“责任”“悔悟”“革新”“宽恕”“清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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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非常瘦、看来六十出头、留着杂乱灰胡的囚犯客气地与我寒暄。他说自己几十年前因为争取自由人权而在罗本岛（Robben Island）服刑，种族隔离结束以后回到家乡觉得改变不大，就业率依旧低落，反倒毒品更泛滥。走投无路的他成了真正的罪犯，又被判了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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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克莱顿牧师走上讲台，其余人就座。我的位置在房间后侧的非狱友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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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抱歉迟到了。”牧师问候大家，声音洪亮：“昨天有一起逃狱事件，所以今天警备比较严格。”“不过，”他伸手拨拨后梳的花白油头，“总之，终于进来了。非常高兴能和大家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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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穿着鲜蓝色的衬衫，系了象牙白领带，配上剪裁帅气宽松的裤子，整个人显得十分利落。美国人可能会说他看来带有印度血统，但在开普敦这里化约为“有色人种”，偏偏这个词对来自美国的我极不顺耳。有色人种囊括所有非黑非白的肤色，混血儿以及所有来自印度、马来西亚、马达加斯加或其他地方的人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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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总共有三种语言。”乔纳森继续说，“我会说英语和阿非利卡语。”“然后彼得，”他指向一个留着圣诞老公公胡子的人，坐在写着“承担”二字那一桌，左右都是黑人，“他会为大家翻译成班图语，所以人人都能听懂，而且都是听母语，好吗？还有一些小原则，比方说大家都是自愿过来的，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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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子安静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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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绝不强迫参与修复式正义的活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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