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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之门（第八版） 第九章 法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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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反映但无论如何都不决定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社会越好，法律越少。在天堂里，将不会有法律，雄狮将与羔羊同卧……社会越糟，法律越多。在地狱里，将只有法律，而且正当程序会小心翼翼地被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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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吉尔莫：“时代的焦虑”，《耶鲁法律杂志》，1975年[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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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实施的法理，以这样的思想为预设前提：如果没有以强制为后盾的规则，社会将变得混乱无序。然而，这一理论面临的问题是：规则并不是脱离社会而存在的。规则创造是一种社会过程。人们创造规则是为了实现政治、经济、道德和其他社会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在社会之前并不存在。法律和社会是共存的，并且是相互交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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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难题，在社会对规则或法律目的认识不一时，以一种实践的方式彰显出来。在关于法律的问题上产生社会分歧的时候，法律实施显然大受质疑。比如，如果法律规则服务于或者看上去服务于部分人的利益，并以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或者如果规则被认为过时或者有压迫性，或者如果牵涉了相互冲突的道德观点，那么，就会出现与法律实施的紧张与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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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法律实施的规则是多种多样的，从地方政府制定的交通法规，到宪法阐明的民权。这种规则的多样性带来了法律实施中的另一种难题：规则本身相互冲突的可能性。一旦法律规则相互不合——矛盾、分歧、重叠，等等，运用强制去维持它们，就是颇受质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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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中的阅读材料探讨了法律实施中的难题，其中有关于法律规则社会目的的冲突，也有关于什么是社会“公理”的冲突。对于民权的关注，提出了作为高级规则的宪法与作为普通规则的刑法、财产法之间冲突的特殊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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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德恩里科（Peter d’Errico）检视了“法律文本主义”（legalism）哲学，并且提问法律实施是否总与社会步调不一，因为社会变革总比任何法律规则体系迅速而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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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提出的问题是：如果离开了基本人权，法律还能是正确的吗？他主张，对抗法律实施，可能是实施一个更高级的法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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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迪·麦克埃若（Wendy McElroy）研究了妇女权利与反色情法之间的关系，主张女权主义与色情是法律实施体系中的“同路人”，这种法律实施的目的就是在人群中依照性别区别对待。他的论点展示了妇女权利和法律实施中的矛盾，以及各种妇女权利观点之间的冲突，让我们能够多层面地思考法律实施中社会冲突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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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中的阅读材料为有关法律如何实施的讨论提供了门路。法律实施就是运用强制，迫使人们服从规则。法律实施还陷入了从政治、社会、学术、道德和经济等方面对规则本身的形态和内容进行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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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法律是形诸文字的恐怖”[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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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德恩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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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对权威的含义和作用的意识不断变化着的时代。法律，经常被视为权威结构的栋梁，越来越多地受到审视，既因为它在维护社会压迫条件过程中的作用，也因为它突破了法律文本主义的狭隘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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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再相信过去习惯了的法律规则体系。我们开始看穿“法律政府”的帷幕，看到驱动该体系的人们。进而我们逐渐懂得，法律文本主义既可以作为遮掩的面纱，也可以作为观察社会问题的花镜。法律和法律思想通常既是社会纷扰的原因，又是解决它的手段。因此，正如阿迪森·缪勒（Addison Mueller）所指出的：在我们的“自由企业”经济中，“契约自由”是消费者失败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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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渐增长的法律怀疑主义和批判主义，是法律文本主义在我们文化中衰落的部分表现。然而，这种衰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被反抗和矛盾所困扰。例如，尽管证据越来越清晰地表明监狱是机能失调、弄巧成拙、驽马恋栈的社会机构，然而，国家强制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对该机构的受害者采取行动。同样，虽然人们越来越理解犯罪是社会分层的产物，而不是社会在建构自己时所违背的人性的现象，但是，国家仍然不断增加金钱投入，来维持现存的社会结构，阻挠社会变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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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矛盾从整体上迫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司法体系仅仅是又一种社会机构，自不免于其他机构身患的病疾，比如官僚政治，它痴迷于自保官位和扩张权力，不把它所应当服务的大众作为人来看待，等等。我们已经彻悟法律不是社会和个人生活中权威的基础，这种彻悟使我们处在法律自身发展史的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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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权威的迷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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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本主义之下的日常生活在所有方面都弥漫着对权威的信仰，并伴随着对世界的权威描述与对生活的个人体察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迷恋权威，墨守规则。正如朱迪思·什科拉（Judith Shklar）所指出的，机构和个人对法律文本主义的信奉，形成了一种社会持续状态：“在法律文本主义价值和机构的天平一端，是最高度清晰和精练的表达，即，法院的法律和它们遵守的规则；在天平的另一端，是所有男人和女人的个人道德，他们认为服从那些恰当规定了他们的义务和权利的规则是一种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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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情况下都存在规则，即使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吃、笑、睡、说、摸、动之类的事，或者像我们被指望如何去思想、幻想、梦想，以及思想、幻想、梦想什么之类的事。生活对大多数人而言，似乎是一项服从的规划，是对权威的义务和责任。我们不断努力适合他人的梦想，适合他人对现实的定义。伴随这种努力，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反过来又使这种努力永久化的，既有将我们的权威加予他人的企图，又有对释放权威的恐惧；既全神贯注于他人之所想，又感觉与他人和世界相隔绝，进而害怕如果我们不对自己进行界定，不为我们的关系贴上标签，不为我们自己及相互之间规定范畴，我们就无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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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库拍（David Cooper）在1971年所写的《家庭的消亡》（The Death of the Family）一书中研究了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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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希望发现对社会压迫最基本的理解，我们须将其视为一种被集体强化和制度规范了的恐惧，这种恐惧是关于疯狂、关于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相互侵扰、关于“自我”幻象的失去的。法律是形诸文字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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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文本主义之下，我们不断试图在权威设定的限度内控制我们自己和他人，从未意识到这一实证世界的另外选择，而只是将其作为必须的和无可避免的东西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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