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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灯绳 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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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恕，或者宽容，对于国家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睿智”。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总的来说就是国家不断走向宽容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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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康德把宽容看成是人类“永久的和平”的保证，而德国法哲学家考夫曼更指出：“宽容在今日世界，乃至于明日世界是一个人类的命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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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图图大主教写过一本著名的小册子——《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讲述了他担任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期间，如何引领南非人民在揭露昔日种族歧视暴行的同时又与那些愿意忏悔者达成和解的经过。今天我们都知道正是这场疗救祖国的运动挽救了新南非，但看过该书，我们才知道和解是多么的不易。不要说受害人克制住“复仇心切”的心理需要做多少工作，就是加害人要作出真诚忏悔又谈何容易？在那旷日持久的和解过程中，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员们充当的不仅是“洗碗机”，更是“吸尘器”，把所见所闻的痛苦和创伤吸入自身，致使他们都成了“受伤的疗伤人”。正如图图所说：“我自身的疾患似乎生动地证明了，让创伤的人们康复，其代价是何等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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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思潮创始人德里达主张，最高境界的宽恕应是宽恕那不可宽恕者，“如果只宽恕那可宽恕者，就没有真正去宽恕”，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被宽恕者能够真诚悔过，那就给和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日本学者西田几多郎指出：“罪恶是令人憎恶的，但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悔罪更美的了。”也正因此，图图主教认为，不仅是宽恕者，而且还有道歉者，他们都是坚强而非软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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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恕需要坚强，这一点都不错。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就说过：“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可以想象，曼德拉对种族歧视者的愤恨有多么强烈，如果不是用坚强的理性去压住心中的怒火，那么他当上总统后很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灾难，最终也可能毁灭自己。所以，宽恕也是一种自我拯救，它可以将一个人从往昔灾难的阴影中拯救出来，与无情的历史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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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冉阿让在偷走米里哀主教的银器后被警察抓获，但主教大人善意的谎言使冉阿让免于牢狱之灾。米里哀主教的这一宽恕令冉阿让十分感动，从此他洗心革面，后来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直至当上市长。按照解构大师德里达的观点，米里哀主教的宽恕应视为一种善良的对法律的背信。所以，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认为，宽恕“不仅是一种超法律价值，还是一种超伦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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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宽恕与法律也有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德国哲学家拉德布鲁赫就把宽恕看成与赦免相关的一个概念，他指出“赦免使与法律无关的价值领域兀立于法律世界的中央，比如宗教的慈悲价值、伦理的宽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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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恕之所以为人类社会所必需，是因为人人都难免有过错。《圣经》里有一个故事，法利赛人把一个通奸的女子带到耶稣面前，准备将这名女子用乱石砸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过罪过，就朝她扔石头吧。然后，法利赛人羞愧地一个个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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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提倡宽恕，是因为被宽恕的人也是人生的不幸者。法国批评家圣伯夫曾言：“假如我们可以洞察所有人的内心，那么人世间又有谁是不可同情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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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自己可以宽恕自己吗？可以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法国哲学家勒维纳斯都是把自己作为他者来宽恕的，如果自己不宽恕自己，自我构成的过程就会停止。当然，宽恕自己的前提是能够严于解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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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可以代替他人去宽恕人吗？德里达有过这方面的困惑：“宽恕时有背叛他人的危险。”但他马上又解开了这个困惑，“我应该为了公正去请求宽恕”。更何况宽恕那些真诚悔罪的人，想必天堂里的死者也是会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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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恕有个人美德的因素，更有社会文化的因素。2000年4月，四名中国青年在南京市金陵御花园，杀害了中德合资企业外方副总经理普方一家四口，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然而，这个判决却遭到来自死者家属和德国政府的异议，他们请求中国法庭免罪犯一死。就连与此事无关的葡萄牙、法国、瑞典等国政府，也与德国政府一起联名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一请求。当时听说此消息，自己竟难以置信。但就在前不久，我又亲耳所闻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中国留学生在欧洲杀死了自己的挪威籍女友，然后回到北京，被警方抓获，结果挪威受害方居然向我这个中国刑法专家请教，怎样才能救该男子一命？当我告诉对方被害人家属的意见很重要时，他们马上说，他们不希望判该男子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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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例子在中国也有。2008年，河北青年宋某因债务纠纷刺死马某，马某的母亲在伤心之余，却想到“枪毙他又有什么用呢？他抵命我儿子也活不过来了……救他当行善吧”，结果法官采纳了她的请求，免宋某一死。我当时发表文章称这位母亲为“伟大的母亲”，并援引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话来赞扬她：“伟大的人都有两颗心，一颗在流血，一颗在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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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宽恕，或者宽容，并非无原则，更不是纵容。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论宽容》中早就指出：“虽然在《旧约》中有许多表示宽容的例子，但是也有严厉的事例和律法。”就连倡导“无条件宽恕”的德里达也承认：宽恕问题总是关乎有限的存在，即使是无条件的宽恕，其本质也应该是有限的，是“只此一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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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检察日报》副刊“每月名家”，2010年10月15日。该文后被以“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为题收入《中学生创新阅读》编委会编的《2010—2011年名家励志故事排行榜》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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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灯绳 小的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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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受的教育是国家“地大物博”，要树立“远大理想”，凡事要“做大做强”，因而在写文章、想问题时也喜欢用“大”的思路，但近年来的一些经历和阅读使我对“小”增添了一份特别的关注。譬如，我在《新京报》开设的专栏就取名“具体权利”，旨在摆脱以往的宏大叙事和大词哲学，从一个个具体的小问题着手来讨论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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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大”在我们当前这个世界的流行，特别是国人对“大”的偏爱，本文不妨再说说有关“小”的一些小故事，让人们意识到在这个充满矛盾并且比逻辑还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虽然我们有一百个理由来证明“大”的好处，但也同样有一百个理由来证明“小”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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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在牛津访学时，有一天与众灵学院的胡德教授在学院的小食堂里进餐，我问他：“牛津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食堂，为什么不把它们合在一起，办成一个或几个大食堂，那样不就省去很多的厨师和工作人员吗？”“喔，不，不。”胡德教授连连摇头，“Small is good（小的是好的）。如果办成大食堂，那太令人担忧了，你能想象在那样的食堂里我们能这样安静地用餐和讨论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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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几十个学院加在一起才一万多名学生，落到每个学院、每个导师头上，其办学规模可谓“小”矣。美国名校耶鲁大学，其最新统计学生人数是一万二千名，我在耶鲁法学院做访问学者期间，印象最深的是它的课都是小课（seminar），据说它之所以保持排名第一，这种小课对保证教学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反观我国，现在高校不断扩招，一个专业性的大学或学院动辄上万名甚至几万名学生，带来的问题不容忽视。梁慧星教授曾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过去他们民法研究生招生那么少，却出了不少人才，如今民法研究生招生那么多，从出人才的比例来看，比过去却小多了。谢晖教授在对自己2005年的学术进行盘点时，提及的一件憾事就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带了多少研究生，与之相关的另一件憾事就是自己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抄袭而作为导师则没有发现。近几年，我应邀参加一些高校的硕士和博士毕业论文答辩，每次都有论文数十本，可想而知，这样的批量生产对于指导老师和参加答辩的老师来说，怎么可能去一一认真把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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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读到一本经济学（其实不只是经济学）方面的书《小的是美好的》，才知道这本书在西方很有名。作者舒马赫在书中提出了许多令人瞩目的观点和疑问，例如他说：小规模经济与持久性经济有明显的关联，小规模生产不论为数如何多，都不及大规模生产对自然环境的危害，因为个别的力量相对于自然的再生产能力来说是很微小的；小团体的成员对他们那小块土地或其他自然资源的爱护程度，也明显要超过那些隐去姓名的大公司或那些把整个宇宙都看成是自己的合法采石场的政府；虽然现在从表面看，公司的规模似乎越来越庞大，但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大规模刚一形成，就会出现另一种形式的化大为小，如通用汽车公司等实际上都是由许多规模适中的小公司组成的。他还说：传统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由小的集合体如家庭、部落走向国家、合众国乃至将来单一的世界政府，但人们不能忽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联合国成立时其会员国才六十个左右，现在却增加了一倍多，而且还在继续增加。（事实上，现在联合国的会员国已经超过了成立时的三倍，这证明了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写此书时的预测是正确的。）同样，传统认为一个国家幅员越辽阔越好，但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大多数是很小的国家，而贫穷的国家，却大都在大国的名单上；许多大国为了化解大国之难，都采取类似大公司的“化大为小”策略，实行联邦制；假如丹麦是德国的一部分，比利时是法国的一部分，哥本哈根、布鲁塞尔的现状又会如何呢？还会像现在这样有名吗？与许多思想家一样，舒马赫对建立“特大城市”持批评态度，认为城市合适规模的上限只能为五十万左右的居民，超出这一规模就会造成病态发展，带来犯罪、人性堕落、污染等大量难题。他甚至尖锐地指出，人类的欲望太大，结果让聪明取代了智慧，使得人与人对立、国与国对立；人类现在不惜耗费大量的能源和资金来追求财富和权力，试图用昂贵的科学和想得出的任何“游戏”来征服地球这个世界乃至满足登上月球之类的怪想，却离道德目标越来越远，离平静越来越远，离耗资很少的哲学、文学和宗教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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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大国之难，我作为一个刑法学者，亦有两点体会：一是世界上小国的社会治安普遍要比大国好，这大概是因为在这些国家控制犯罪要相对容易些；二是当今国际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大多数是规模较小的国家，而像中国、美国、印度这样的大国，则至今很难废除，美国由于是联邦制，因而得以在某些州先行废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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