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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第六章 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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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长官的一切权力都来自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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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布拉罕·林肯：“第一次就职演说”，18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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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帝的佑护下，这个国家将获得自由的新生。我们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将永存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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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布拉罕·林肯：“葛底斯堡演说”，18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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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将手放在我身上，想统治我，他就是一个篡位者、一个暴君。我宣布他是我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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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蒲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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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经叛道之风迅速蔓延的时代，人们开始关注人民何时可以觉醒，摆脱政府和法律的束缚。那些怀着足够的信任去定期投票的选民，并不幻想他们的选举可以左右乾坤。离经叛道在19世纪要少一些，彼时学者们热衷于追溯法律的起源和法律制度的演进。他们相信，法律是由人们的风俗习惯发展而来的。起初，惯例反复出现，不可言传的情绪在人群中被意会和感觉。经过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偏离先前惯例的一些场合，“一种”行为方式变成了“这种”行为方式，以往的习惯变成了法律。法律和习惯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法律由习惯而来，习惯包含法律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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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日趋庞大和日益复杂，人们感到自己的理解力与周围的制度越来越不吻合，现今的美国公民实在不可能知道太多影响他们生活的法律，更不要说认同它们了。等级、迷惑、憎恨和恐惧，替代了共鸣、理解、宾服与爱意。当代人类学家斯坦利·戴蒙德将习惯与法律的关系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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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外在政治权力使良知立法化，这一努力是习惯的对立物；习惯精当地结合了社会行为中传统、道德和宗教。换句话说，习惯是社会的道德。习惯和法律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矛盾的而非接续的关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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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戴蒙德而言，法律的来临是社会崩溃的征兆，而非良知与礼仪提升的标志，法律之下的生活舒适程度减少了。阐明法律与公意的关系会遇到许多的困难，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谁堪称“人民”？人民，可能意味着数字上的多数、有影响力的精英、穷人、被称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黑人及少数族群、妇女、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中的白人男性、青年、老人，等等。公意是如何表达的？选举？街头抗议？抵制？利益集团？美国产联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国会、行政机构或立法机关的游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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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需要的是更好的法律，更多的法律，不坏的法律，还是根本没有法律？对人与法的关系做贴切的表述是困难的，这使人们宁愿完全放弃对这个问题的探究，或者至少将阐释局限于“简单的”社会。然而，有太多的人与制度之间关系紧张的场合，使这个问题不能被放弃。以北卡罗来纳州系列殴妻案件为例，无论那些判决今天看来多么具有沙文主义味道，法院，除非愚笨而凶暴，肯定考虑过判决被接受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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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普通人对法律的影响一直是零星而分散的，但公众施压的著名例证还是有的。那些寻求改变身份地位的人们——从农业劳动者到工联主义者，再到黑人和女权主义者——已经发现他们自己逾越了法律。我们熟悉的围绕街头示威者的警戒圈，传达了一个不太敏感的信息：示威者处在犯罪的边缘。过去30年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事件有：黑人运动、反越战、农业劳动者的罢工、妇女运动、同性恋权利法案、反核示威、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所反对的行为艺术、堕胎、同性结婚和禁止校内祈祷以及最近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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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后，资本和工业为了更高的利润而转向国外，这一切使许多工人被长久解雇了。小企业，尤其是使用自有房屋者，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高的破产率。农业劳动者在一个饥饿的世界里掌握着立可兑现的农作物，竟然发现自己身陷低价泥沼，不得不放弃农业经营。公司合并与裁员，迫使一批中层管理者也要拼命保住现有的工作。此外，妇女、少数族群和在美外籍人士，他们在就业、医疗、住房和上学等方面从未得到真正的制度性优待，竟然被宣布为享受了过分的优遇，因而正在遭受仇视的冲击，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唯恐权力和财产被分享而无从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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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主张自己时，他们通常被视为罪犯、失控者、疯子或者革命者。对权威的挑战达到了瓦解现存秩序的程度时，行动主义者至少暂时成了无政府主义者，也就是公然宣称与现存制度不甚和睦的人。对制度及其自吹自擂，怀疑越是深刻，无政府情绪就越是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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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现代的美国人可能时常感觉自己与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制度缺乏一致。今天，“制度”和“法律”就在“那里”，是有潜在威胁的、遥远冷漠的存在物。虽然林肯惬意地说政府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但今天的美国人可能认为，政府是为某个人所有、所治、所享的。不过，像卡夫卡笔下的平民一样，他们还倾向于将纷乱归咎于个人问题，而不是制度结构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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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这样思考和行动，他们就会采取无政府主义，而事实上，公开赞同这种主义的人千不足一。但是，什么是无政府主义？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它仅仅代表混乱，或者在不惜使用暴力破坏秩序的过程中，寻找一种特殊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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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轻易否定无政府主义的人，没有意识到它自古以来深厚的学术根基，也没有意识到无政府主义者是尊重秩序的——如果秩序是以正确方式产生和维护的，如果秩序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不仅如此，无政府主义者中有许多和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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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对无政府主义的误解，缘于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相混淆，这种混淆忽视了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持续了一百多年的相互反感。1917年俄国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肃清无政府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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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是这样评说卡尔·马克思的，一个他想喜欢而实在无法喜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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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我在那些日子里（19世纪40年代）是非常友好的。我们经常见面，因为我非常敬仰他的科学、他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热忱和一丝不苟的奉献——当然也掺杂了一定的个人虚荣，并且，我如饥似渴地寻求他的教导和睿智的谈话。然而，我们之间没有亲密的关系。我们的禀性各异，他称我为温情脉脉的理想主义者——他是对的；而我认为他虚荣自负、背信弃义而又玩弄权术——我也是对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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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约瑟夫·蒲鲁东（Joseph Proudhon）在致马克思的一封信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区别，这些区别最终导致了两者持续至今的分裂。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权力和财富的不当分配问题上是一致的，他们的显著分歧在于，一旦他们成功地颠覆了这种不当的分配以后，下一步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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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在上帝分上，在摧毁了所有先验的教条主义之后，不要让我们反过来向人民灌输某种教义。让我们持续开展一种善意忠诚的论辩，让我们给世界树立有学识、有远见的宽容的榜样，但不要让我们摆出一副新宗教使徒的模样，即使这是一种逻辑的宗教、理性的宗教。让我们兼收并蓄，鼓励抗议，让我们唾弃专断和神秘主义；让我们永远不要自以为穷尽了真理，当我们已经使用了最后的论点，如果有必要，就让我们以雄辩和冷嘲重新开始。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才加入你们的组织，否则，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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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是教条的和不可接受的。无政府主义者相信，不可能有什么未来的“蓝图”。如果竭力强加一幅蓝图，无论设计者认为自己多么具有远见卓识，都会复活先前促成革命的独裁与暴政。如果马克思主义者谋求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无政府主义者就鼓吹根本不要国家。马克思主义者预言，一旦经济关系实现平等，国家就会消亡，这一预言是偏颇地从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借用来的，后者的倾向是根本不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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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国家作用问题上的分歧，在两大左派哲学之间制造了鸿沟。马克思主义者期望权力回归国家，以巩固革命成果；而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人民最大限度地直接行动。如果这听起来像是当前流行的政客的花言巧语，那是因为两大政党的政治家们频繁地发掘美国人厌恶政府的情绪。乞灵于类似无政府主义的口号，通常是可以迷惑人的，因为国防预算、国债和其他温和主义者的举措，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的加强而不是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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